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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巡抚之由来
明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派遣大理寺丞孙时巡视山西，考察吏治，安抚军民（巡抚由此而得名）。巡抚在明初设时，为临时性差遣，有事则置，事毕复命，事平则止。巡抚初设时，往往是在本省“往来巡抚”，与布政司合署办公。景泰、天顺以后，各地巡抚陆续开府建衙。从此，巡抚不仅仅是指“巡抚都御史”个人，而且是指以巡抚为首脑的新的权力机构——巡抚衙门。至嘉靖，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已经完成，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类型。
1、居三司之上，为各省最高权力机构。明代全部十三个布政使司均设定员巡抚，三司属其管辖。王鏊(明代宰相)对弘治、正德以后的省级体制结构作了这样的说明：“各省布政使二人，参政二人，参议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二人；又有（巡抚）都御史统之。”这一类型，是明代巡抚的主流，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管辖，为新省区建制的开端。这类巡抚主要设在边境地区，又多在原有的行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以辽东、宁夏、甘肃为典型。辽东本属山东布政司，宁夏、甘肃则隶属陕西布政司，明初分别设有山东行都司、宁夏卫、陕西行都司。随着这些地区的逐步开发，加上边患日重，英宗即位后增设文臣镇守（天顺以后改称巡抚），逐渐由军事单位过渡为行政单位。
3、组成特别区。这类巡抚主要设置在数省交界、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以南赣、郧阳为典型。
第一位来晋巡抚的治所（当时不称山西巡抚，而称巡抚山西都察御史），先在东鼓楼社，后移晋府（现在的省政府）。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命兵部右待郎于谦巡抚山西。始置山西巡抚衙门。
二、明清以来历届山西巡抚
1、于谦
于谦，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浙江钱塘人，字廷益。永乐十九年（1421年）举进士，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于谦在扈从中，以胆识过人初露头角。次年，以巡按御史出按江西。三年后，升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
宣德五年（1430年）朱瞻基升拔于谦做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设立巡抚是企图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辖，从而整理财政收入的。当时于谦才三十三岁，做了第一任的山西、河南巡抚。于谦在巡抚任上的十九年中，年年照例是冬春两季在太原，夏秋两季在开封。有一个故事说：在正统五年（1440年），于谦从河南前往山西，轻骑简从，夜间经过太行山中时，忽然遇着劫路的盗群挥刀呼啸而来。于谦大声叱责，劫路的群盗始发觉他是巡抚于谦，迅而各自散去。
《晋祠志》（刘大鹏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记载：于谦曾“遇旱亲诣晋祠祷雨，已而果得甘雨”。有于谦诗为证：
遇旱诣晋祠祷雨
晓行数里未天明，路绕汾河听水声。
斜月带星横远汉，清风传漏振残更。
中心但愿灵祗格，远道何须父老迎。
好挽银潢作甘雨，博沾万物润苍生。
2、马国柱等巡抚
1645年（清顺治二年）3 月，马国柱新任山西巡抚，进驻大顺节度使衙门，时称清山西巡抚衙门。
据清光绪《山西通志》，重修后的巡抚衙门主要建筑及其布局是：
署前照壁一座，石狮雄峙，左右辕门时列，三座牌坊从东列西排列，东“抚绥全晋”坊，西“提督三关”坊，中“文武为宪”坊。
文官厅在左，武官厅在右。大门、二门、西隅有关帝庙、酂侯祠（酂侯即汉丞相萧何），一面东西列书吏房。
正北有悬山式大堂五间，上悬康熙皇帝御书“清慎勤”匾额（赐巡抚倭伦）。又挂有御书“保百重任”匾额及“正己风群吏，精心理庶民”对联（康熙赐巡抚苏克济）。雍正御笔“泽润丞黎”匾额（赐巡抚诺岷）及其上谕《恤刑》一道，（雍正八年颁，巡抚觉罗石麟刊）悬于堂中。
大堂后为穿堂，穿堂后为二堂。二堂里悬康熙五十二年御书，“宏粹经远”匾额及“抚安千里路，宣布九宵恩”的对联（赐巡抚苏克济）。
二堂后为内署，署北建衙书楼，康熙皇帝御书匾额、对联、诗赋、刻石以存。
东西各建牌坊，东北隅有显临阁（顺治七年，公元1660年）巡抚白如梅建，按察使钱受祺有记。
在横轴线上另有许多附属建筑及东西花园、煤山（煤山，原是明代巡抚衙门堆煤的地方，清朝沿用）等，总占地面积为 3万余平方米。
3、曾国荃
曾国荃（1824—1890），湖南双峰县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字沅浦，号叔纯。曾国藩之九弟。贡生出身。1875年(清光绪元年)后，历任河道总督、山西巡抚。说到曾国荃就要讲讲“丁丑奇荒”。正是这场大灾荒，才导致了曾国荃来并巡抚山西。
1877年，继76年的大灾之后是山西乃至华北历史上的罕见灾荒年。灾荒更甚，农田颗粒无收，蝗虫普天盖地而来，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随着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灾害波及九个省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五省为重灾区，山西是灾区的重中之重，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妇女或孩子活活杀死吃的。
鲍源深其时为山西巡抚。作为山西巡抚,封疆大吏，他对山西灾情选择了沉默态度，隐瞒不报。杨钊及山西籍志士仁人又多次言道灾荒的严重，请求上奏。曾国荃看了杨钊的手札，详细询问了山西灾情，说到伤心处杨淡（杨钊子）不免又是一番抽泣，曾国荃深表同情与激愤。最终与温忠翰申奏两宫太后。上奏曰：北方数省，荒歉更甚；人情汹汹，朝难谋夕；卖子鬻女，攘夺里党；山西一省，陈尸百万；人皆食人，千里无烟；……
温忠翰上奏两宫：依老臣愚见，朝廷应暂停包括海军建设在内的所有的在建项目，倾国库、各省府库所有，全力赈灾。急速调运南方富庶地区粮米源源不断地支援灾区，同时调动文武百官、绅商百姓义捐，并向海外展开募捐，有效抵御灾情曼延，减少平民死亡。曾国荃接着上奏：温御史所言极是。灾情普天盖地，我朝财力很有限，何不特事物办，面向全国，公开鬻爵捐官，以短期内聚集大量财力，救民于危难。两宫权衡利弊达成共识，任曾国荃为山西巡抚，发给他虚衔实职空白执照各2000张，命他数日内离京赴任。五月的甲戌，朝廷第一次主动给予山西的灾民划拨20万两赈灾银，令曾国荃采买粮食，运往山西赈济
。从此之后，朝廷中枢开始大规模的赈济灾民。曾国荃把户部发放空白官位执照两千张，拿到山西，并允许各省开设捐局，筹措赈款
。面对山西得到如此之多的赈灾实惠，河南确实有些眼红。同年8月份，山西河南两省的赈款赈粮分配情况是：八万多石粮食分配给山西，余下的四万多石给河南，山西除了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未藉京饷和漕折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之外，还得到李鸿章筹措的十万两银子。在此，朝廷又拨了二十万两赈银，七成归山西，三成归河南
。而几天之后，朝廷不知通过何种渠道，清楚地认识到河南的灾情也一样厉害，而给山西的赈银似乎还不足以体恤民艰，所以就改为原有的二十万两赈银不再分配，全部划给山西，另外追加二十万两拨给河南。由此，曾国荃在山西与以太原为中心区域的晋商巨子接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曾国荃巡抚山西，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光绪五年(1879)，曾国荃两次上奏朝廷，请示重修山西通志，获准后即下全省修志檄文，设馆聘人，展开工作。曾国荃离任后，几任巡抚对纂修工作皆予以支持，《山西通志》遂于光绪十八年(1892)付梓。
二是光绪三年（1877），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到山西赈灾，会见山西巡抚曾国荃，并向他提出一个“西化”山西的方案，山西这才有了一个开风气的动议。但是，李提摩太的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在内的大规模“西化”山西方案，却被曾国荃拒绝了。四年以后，张之洞由京官出任山西巡抚。这个名闻一时的清流派健将，却在山西这块相对封闭的土地上，开始了他的洋务生涯，山西也由此而迈开了近代化的步子。
4、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县人。字孝达，号香涛，易号抱冰。清流派重要成员，清末洋务派首领。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1年（光绪七年）出任山西巡抚，开始向洋务派转化。
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推行洋务，在太原设立洋务局。
1884年，张之洞创办令德书院，它是旧式教育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变的书院。
1884年，补授两广总督。1889年，调湖广总督。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
1890年，清政府建设了太原至保定、西安的长途电信线路。
5、胡聘之
胡聘之（1840—1912），中国近代工业之父，天门竟陵人。1894年，任山西巡抚。曾调任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后复任山西巡抚。先后在山西为官7年余。胡聘之主政山西期间，胸怀天下，以“富民强国”为已任，潜心治晋，功勋卓著。开改革旧制之先河：重教育，兴科技，振钱庄，开矿山，造机器，筑铁路……礼贤下士，无官场之恶习；喜行善事，具礼议之表率。山西人有口皆碑：洋务先锋，维新名臣，政坛虎将！虽经宦海风险，仍嘱子孙：热爱华夏，报效神州！
关于胡聘之先生之于山西，可以讲很多，我们主要从多方面来感悟他的治国、治晋的思想和主张
1、洋务主干将，并州工业雄
1895年，即甲午中日海战前夕，胡是洋务派主将之一。他参加制定了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设立农工商总局、省局，保护和奖励工商业；设矿务铁路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改革行政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分；设立学堂，学习西学；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提倡上书议事；奖励新发明”等等，并在山西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卓有成效。他的洋务实绩如兴办太原火柴厂、山西商务局、太原纺织厂等，可以与福州左宗棠的船政局、湖北汉阳张之洞的炼钢厂媲美。
到山西的第二年（1892年），即着手筹建山西第一家现代工厂——太原火柴厂，并于当年建成投产。光绪二十年（1894年），胡又筹建山西商务局，机器局，并上疏清朝廷拨款以资启动。甲午海战之后，国事稍平，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再次向皇帝上疏，建议用整顿归化关税收银五万两作为开办费用。光绪皇帝考虑到朝延抗御外来侵略能力太弱，必须有自己强大的工业，因此，在当时国库十分空虚的情况下，仍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年）正月初一破例诏准：“……从速开办，以重军需。”胡惊喜若狂，立即委派候补道徐桂芬为总办，成立了机器局，并在较短时间内修建厂房22间，购回车床5部、钻床2部、刨床1部，35马力卧式蒸汽机1部，于次年正式建成投产。
2、书院积弊深，革新兴学堂
胡聘之先生在山西的重要创举之一就是改革教育，兴办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为改变当时各书院空洞讲学，沉溺词章的积弊，在全国率先邀请硕学之士到省城食德书院任教。他主张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相当于今天的治国、治省、治厂、治校方略之类），奖励著作发明，鼓励创办报刊。他规定：晋省的各州、府、县都要建立新式学堂；省府学堂要选派学子出国留学。他规定：各地要改革教学内容，在学堂增设算术、化学、天文、地理、农事、军事等课程，为国家培养实用人才。他还亲自推荐、引进我国著名数学家和科学家李善兰（1810—1880年）的著作《古普斋算学十四种》、《方圆阐幽》等，华衡芳（1833—1902年）的著作《行素轩逄稿》六种，涉及到代数、三角、微积分、概率论等，徐寿（1818—1884年）的化学教材《化学鉴原》、《西学新知》等等。这些数学、化学教材对当时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极富作用。他还亲自聘请华衡芳等科学家赴晋讲学，让山西学子大开眼界，大长知识；使之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立竿见影，为山西的改革服务。同时，他在山西学子中广为宣传他的改良思想：一、反对外国的侵略，认为这是心腹之患。他指出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给中国造成无穷的后患，应该修改条约。二、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保护关税，以便跟外国资本家竞争。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封建思想，提出“商战”口号。
3、山西建铁路，始于胡聘之
在山西为官7年，胡聘之彪炳史册的政绩，就是在1898戊戍变法之年建成的正太铁路。
为了尽快发展山西经济，胡聘之高瞻远瞩，提出了筹措外资开发山西的创新政策，这在山西乃至全国无疑是一大创举。胡十分推崇湖广总督张之洞“利用山西煤铁”的主张，大力提倡和支持地方兴办煤场，既为工业用煤提供了源料，又使人民得到实惠。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认为山西手工采煤，土法炼铁虽历史悠久，但总是小打小闹，发展缓慢。因此力排众议，提出了“筹借外债，发展矿务，兴办铁路以图大举”的维新、改革方案，并坚定不移地付诸实施。
他两次派人向中国自己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咨询修建正太铁路（即从直隶正定府柳林堡到山西太原的铁路），并请詹天佑作出初步概预算。但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中国人确实还不可能自己独立修建铁路（至于詹天佑任总工程师，中国自办修建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那是1905—1909年的事情）。
于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胡特地派遣山西商务局曹中裕赴京，与俄国银行签订了《柳太铁路合同》十六条，借款2500万法郎，修建了山西第一条铁路——正太铁路，全长500华里，开辟了山西的铁路运输业，打开了直隶和太原的通道，使山西丰富的矿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从此，山西的“煤铁之乡”和“中国煤都”的桂冠在各地传开了，正太线上重镇阳泉的“无烟煤”也因此名扬天下。
胡聘之开办的太原火柴局、太原机器局等一系列新式工业和修建的正太铁路，是中国工业史上划时代的一叶。其中，创建于1898年的太原机器局成为山西近代机械工业的先驱，并因在慈禧太后庚子国变西逃途经太原时为她的卫队修缮枪械而名噪一时，西太后曾亲临机器局参观，赏赐监工陶庆春“团龙马褂”。
民国时期，太原机器局并入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成为维护其统治不可或缺的军事工业。解放以后，这里成为兵器部
247厂，对外名称山西机床厂，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火炮制造企业。
1912年，胡聘之病逝于上海，享年72岁。胡聘之一生勤奋好学，著述极为丰富，主要有《山右石侧丛编》40卷，考录收存山西全境北魏至元代所存石刻，极富学术和史料价值，刊行海内外。还有《中丞奏稿》二卷，杂文34篇被采入《湖北文征》，其书画墨宝被视为珍品。
6、岑春煊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家。光绪二十四年，岑春煊对策称旨，被光绪亲自破格提升为正两品的广东布政使，但岑歷官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仓惶西逃，各地官员惟求自保，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的，只有甘肃一个管文教的官员岑春煊。一天晚上，太后夜宿破庙，岑提刀守护。半夜，慈禧梦见八国联军已追过黄河，要杀她的头，不禁惊叫起来。这时，岑在庙外朗声奏道：“太后毋惊，臣春煊在此护驾！”这声音就像镇静药，慈禧的心立刻安定了。一路之上，岑春煊竭诚扈从，直至安全之境。太后把岑春煊叫到跟前，流着眼泪对他说：“回到北京，一定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并向他咨询“如何雪此国耻”。岑春煊奏道：“欲雪此耻，要在自强，自强之道，首需培植人才。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也。故必自广兴教育始。”数日后，岑春煊即被任命为山西巡抚（省长），导致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山西大学创办。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佔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後调任山西巡抚，期间与李提摩太等人筹建山西大学堂。
1902年5月8日，岑春煊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利用庚子赔款在太原建立了山西大学堂，这是继京师大学堂成立后的第二个现代高等教育学府。当时全国只有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三所大学堂。岑春煊在太原活牛市街开设晋泰官钱局。在上马街设立山西农林学堂。1903年，太原崇修书院改为太原府中学堂，这是山西省成立最早的中学之一。
山西大学堂的学科设置，基本根据是《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初办时，中、西两斋招收学生各200名，每人每月发给白银四两，但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却有较大差别，充分体现了中学和西学的不同。
中学专斋所上课程有经、史、政、艺四科。谷如墉讲《战国策》，高燮曾讲《近思录》，贾耕讲《禹贡》，田应璜讲《明史》，成年增讲算学。1904年，中斋又增设了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和体操。
西学专斋所上课程有：文学、物理、工学、矿学、格致、法律、西洋史、世界史、体操、数学、英文、图画。
中斋教习张友桐编写的《中国通史》，内容充实；傅岳芬编写的《西洋史讲义》简明扼要；西斋格致博士和化学教习新常富编写的《无机化学讲义》译成中文后，颇受欢迎。这些书风行一时，销路很广，对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促进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都有较大的作用。
1904年5月，山西新任巡抚张曾易选拔山西大学堂、太原师范学堂、太原武备学堂就读的50名优秀学生赴日本留学。
7、巡抚丁宝铨
丁宝铨（1865-1919）字衡甫，号默存，楚州淮城人（一说江苏淮安人）。清光绪已丑科进士，山西省候补道。历任广东惠湖嘉道道尹，山西翼宁道尹，山西省按察使。山西大学堂督办。升任山西省布政使。
1909年任山西省巡抚。以能吏著称。革党深忌之。动用《晋阳公报》等媒体不断对其施以打击。最终以生活作风问题(其与属下幕僚夏学津妻子关系不清)以及剿杀禁烟问题，被降职，以病免。民国后全国水利局副总裁。
1915年后，绝意仕进，隐居沪滨。辛亥革命爆发后，丁宝铨举家迁沪，民国8年（1919年）在上海被人暗杀。
8、末代巡抚陆钟琦
陆钟琦(1848-1911)，字申甫，顺天宛平人，本籍浙江萧山。光绪十五年进士，做过溥仪父亲载沣的老师。由江苏布政使任上调任山西巡抚。为人亦极孝。曾有割股疗亲之举。据说其在东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劝其父反正。事尚未成而晋军变。面对蜂拥而入的起义士兵，陆钟琦愤然责问道：“我刚来一月，有何坏处，尔等竟出此举？！”一片枪声响起，来太原仅二十三天的陆钟琦和他的仆役李升饮弹身亡。起义士兵冲入内室，陆钟琦的妻子唐氏和仆役万春先后被杀，陆钟琦十三岁的长孙陆鼎元也被刺伤。事后，同盟会出于人格上的尊重，对陆钟琦父子与谭振德均予以礼葬。清廷予陆钟琦谥文烈。妻唐旌表。子光熙谥文节。
三、民国时期
民国元年（1912年）2
月12日，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总司令的力争下，迫使袁世凯承认了山西为起义省份，并于
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署理山西都督。
经历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及北洋军阀执政，富甲天下的山西票号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尤其是清王朝的垮台，被誉为皇家幕后“财政部”的山西票商几乎全军覆没。此时的太原，虽然政治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经济却滑入了低谷。所以胡适1919年入晋时，太原正陷在贫穷的泥沼里。
从日本留学回来、担任山西首脑的阎锡山，深感家乡积贫积弱。1912年上台以后，力主推行“六政三事”措施。六政者，即兴三利；除三弊。三利为水利、种树、蚕桑；除三弊：禁烟、剪发、天足；三事为种棉、造林、畜牧。
十年生财，十年聚财。30年代，太原经济走出了低谷，意气风发。这时一个叫顾毓琇的大师来到太原。当时顾先生发现太原人很有雄心抱负，从上到下都会唱阎锡山编的一首《希望将来歌》。他把这首歌写进了《太原之行》中：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区不职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公道。
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太原的富裕开始闻名全国。1936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336万吨，创造了上半个世纪的最高纪录，这一纪录直到后来的1952年才被打破。西北实业公司有工厂36个，资本高达2亿多元。机车厂、机械厂、炼钢厂、电气机械制造厂等九家企业是全国同类型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太原的造纸、皮革、火柴、卷烟、炼钢、化工、水泥等行业在全国居于领先位置。南北同蒲铁路修成以后，太原成为北方的交通和金融中心，当时太原有六大银行，资本积累最高的时候达到三千多万元，相当于国民政府四大银行资本重量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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