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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在山西省晋中平川各县，商贾云集，富甲一方，闻名海内外的如祁县乔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灵石王家。近年来，这些晋商大院的故事有的已拍成影视剧，有的已辟为旅游景点，众人皆知。然而，在介休市，当年也有一个显赫的“介休王家”，由于家道败落，昔日的豪华宅院如今荡然无存。从介休王家曾经走出一位王戈进（原名王仁山）小姐投身革命，堪称山西妇女解放的先驱。她的传奇经历和爱情婚姻，以及她跟三任丈夫与赵承绶、王震、任弼时、华国锋等名人之间的瓜葛，更是鲜为人知。
上世纪80年代初，记者在湖南长沙跟王戈进大娘相处过一段时间，她竟然一句也没有向我这个小老乡透露自己的非凡经历，在我眼中，她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离休老太太而已。近日，在她谢世多年后，偶然读到有关她的一些资料，深深被其传奇经历吸引了。于是，记者从中撷取了王戈进一生的几朵浪花，希望老年读者能一起重温那血与火的年代，希望少男少女读者能感知那一代人对人生理想、爱情、婚姻、生活的追求。
一、母命难违，洋学生嫁阎军军官
王仁山1914年出生时，王家已经败落，但深宅大院、门口的石狮子、“进士及第”牌匾和“诰命夫人”凤冠，她都亲历亲见。姐妹4人，她排行老三。父亲去世早，信佛的母亲重男轻女，王仁山不相信女孩子不如男子汉，从小胆子大有主见，不爱搞女红爱读书。她坚决不缠小脚，母亲给她缠了就死命撕掉，还不准给妹妹缠足，逼得母亲只好让步。她坚持要上学读书，而且不上私塾，要进新学堂，在县城读完了初小和高小后，考上了山西省太原女子师范学校。到了太原，王仁山看见一些男子骑自行车挺时髦，她就整来一辆，在街头巷尾骑来骑去，引得路人驻足观看。在太原女师她学习了五六年。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太原女师的进步学生和其他学校的爱国学生到国民党省党部门口游行集会，结果遭到镇压。王仁山参加了那次游行，她说：“警察可坏了，打女学生也非常狠，我就捡起石头砍（扔）他们。”
虽然脾气性格和言谈举止“男性化”，但是掩盖不了王仁山的靓丽，她瓜子脸、柳叶眉、双眼皮、细高的鼻梁，特别是白皙的皮肤，都在强烈地吸引着男性的目光。考进女师不久，太原一师学生王定臣就向她发起了“攻势”，她也对王定臣产生了好感，两人私定了恋爱关系。偏偏在这时，出身大户人家、一直念念不忘中兴“介休王家”的母亲，硬要女儿嫁给阎锡山骑一军的上尉副处长李茂林。
李茂林是山西省五台县蛇神村人，个子高大，一表人才。他是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在太原女师读书的王仁山，一下子被迷住了，立即穷追不舍。正在与王定臣恋爱的王仁山当然拒绝了李茂林的追求。李茂林见强攻不成，改用迂回战术，跑到介休找王仁山的母亲“做工作”。他抓住王仁山母亲没有儿子的心理，表示愿意当上门女婿。母亲一看李茂林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逼女儿嫁给他。王仁山虽然个性很强，可她非常孝敬母亲，无奈遵母命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17岁的王仁山跟李茂林结了婚。
婚后，王戈进完全可以过优渥的官太太生活，她家的常客尽是些达官贵人，其中就有晋军高级将领赵承绶。可是，李茂林爱赌爱嫖还抽大烟，王仁山看不惯，夫妻关系很快恶化。“买来的马，娶来的妻，任我打任我骑”，这是两人吵架时李茂林常说的话。李茂林的部队调到大同驻防，要妻子到代县女师读书，王仁山坚持留在太原，还提出了离婚。她的初恋朋友王定臣依然在等着她。
尽管李茂林经常跟王仁山大吵大闹，甚至拿出手枪吓唬她，但他却深爱着王仁山。王仁山闹学潮时被警察拘留了，是李茂林把她保了出来。由于李茂林坚持不离婚，王仁山只好死了心跟他过。1930年和1932年，他们先后生下两个女儿李蔚文、李晋文。新中国成立后，这两个女儿跟女婿都在外交部和安全部工作，这是后话。
1936年，王仁山从太原女师毕业，考上了同蒲路铁路局车务班当了一名办事员。李茂林对此极为不满，他希望王仁山回家做“全职太太”，可是，心高气傲的王仁山不愿做“花瓶”。“七七事变”爆发了，王仁山随铁路局南迁到侯马，她跟母亲告别，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母女永诀。因为战事她遭“留职停薪”，又赶往离石县护士培训班当了护士。李茂林追到临县的白文镇，强要求王仁山跟他到骑一军军部驻地静乐县去。王仁山坚决不愿意，两人发生激烈争论后分手，再也没有见面。
失去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李茂林，这才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行为是多么荒唐。抗战胜利后，已是上校的李茂林作为“接收大员”回到介休，一门心思寻找妻子女儿。其间，王仁山母亲去世，她不在身边，李茂林践行了当初做儿子的诺言，为岳母举办了隆重的丧事。1947年，李茂林离开了人间，至死，他也不知道妻子王仁山还给他生过一个男孩。
二、抗战烽火，追求进步毅然“休夫”
王仁山跟李茂林分手后，1938年9月，由于她跟中共地下党员、山西“牺盟会”执行委员、离石县长张隽轩（解放后曾担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爱人李秀梅是同学，还一起搞过学运，李秀梅和张隽轩推荐她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晋西北专署干训队、民族革命中学女生队担任队长。
日寇铁蹄压境，国共合作，太行吕梁处处燃起抗战烽火。王仁山所在的干训队和民族革命中学都是培养抗战人才的军事学校，他们一边培训，一边打游击。她一个女同志，领着两个七八岁的女儿，还怀着大肚子，辗转在吕梁山的岚县、临县、兴县一带，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次，他们正住在老乡的窑洞里，日本鬼子打来了，王仁山带着队伍掩护老乡们转移。天上有鬼子的飞机，地上有鬼子的追兵，王仁山见情况紧迫，就让女儿先跑。女儿不忍心丢下妈妈一个人跑，跑几步就回过头来喊妈妈加油，终于躲过了鬼子的魔掌。王仁山怀的男孩出生后，环境艰苦，只好寄养在老乡家里，活了3岁不幸得肺炎死了。
接受过师范教育、有文化知识、学过心理学的王仁山，在队员管理上很内行。她虽然没有当过兵，但能苦学军事知识，不仅女生队的学生们很敬佩她，连干训队的男生们也称赞“王教官像个男子”。王仁山晚年回忆那一段经历说：“我当干训队长，当女生队长，都是当得最棒的，当得都叫大家服气。我带的学生们扛枪能打仗，拿笔能写文章。”1939年12月，“牺盟会”和阎锡山决裂的“晋西北事件”发生后，王仁山不仅坚定地跟共产党走，而且强烈地要求参加党组织。当时她完全可以去延安学习，但她认为在前线入党的机会要多一些，坚持留在了抗日前线。王仁山随时准备跟鬼子拼命，“打死一个（敌人）够了本，打死几个就赚了”成为她的口头禅。她还把“头可断，血可流，宁死不当亡国奴”的入党申请书带在身上。她说：“就是牺牲了也可以追认党员。”
王仁山拖儿带女打日本鬼子的劲头，感动了她的领导们。1939年夏季和1940年初春，晋西北专员公署先后把她的两个女儿送到革命后方延安，并被照顾进了延安保小，后又进了延安中学。母女分别之前，王仁山给大女儿李蔚文改名为李一波，二女儿李晋文改名为李一克，意思是让她们当好“波（布）尔什维克”。
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王仁山抛家别女满腔热情扑在抗战工作中，严酷的现实仍然在考验着她。1940年春，她被调到专署总务科，又被调到临县白文镇妇女合作社当出纳，没干几天又被调到白文完小当教员。一天，好心的老乡急切地敲学校的门，告她：“日本鬼子又扫荡了，专员行署撤走了，你怎么还没有走？”王仁山一看老乡们纷纷在逃，她就跟着逃难的人群跑，边跑边打问专署的去向，整整追了十几天追到了行署机关，她气呼呼地问分配她工作的干部：“你们转移为什么不通知我？”那位干部冷冷地回答：“你被清洗了。”王仁山一听急了：“为什么要清洗我？为什么也不跟我谈谈？”那位干部没好气地说：“顽固分子的家属，有什么好谈的！”“顽固派”是那时共产党对专门搞摩擦的国民党或者地方势力的总称。说王仁山是“顽固分子的家属”，这个“顽固分子”指的就是她那个在阎锡山军队当军官的丈夫李茂林。王仁山感到非常委屈，她是跟李茂林决裂了才来参加革命的，组织上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她？一气之下，王仁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丈夫李茂林给“休”了。1942年7月30日，王仁山到临县找到了四专署的司法科长李勉，提出单方面跟李茂林脱离夫妻关系。8月3日，她从李勉手中接过了离婚证。李勉建议说：“你单方面离婚，顽军心毒，为了不发生意外，你是不是把名字改一下。”王仁山觉得有理，就征求改个什么名字，专署教育科长宋希哲说改为“王乃进”，民政科办事员任向民建议连姓都改了，就叫“戈进”，王仁山很喜欢这个“举戈前进杀日寇”名字。不久，经四专署梁专员批准，王仁山的名字改成了“戈进”，“王戈进”这个名字一直用到她离开人世。
日本鬼子对晋西北的扫荡越发频繁。王戈进带着学生跟老乡一起躲避鬼子，有的老乡不愿意让她跟着，因为农村妇女都是留着发髻，而她却是“解放式”女发，让人一看就知道她是“公家的人”，一旦被鬼子汉奸发现，就会危及大家。这次反扫荡结束后，王戈进第一件事就是把发型改成了彻底的男式，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在反扫荡中被敌人发现，更可以满足自己当男人的愿望。王戈进的男发一直留到1956年，如果不是因为一次上公共厕所被一群妇女围着当“流氓”的话，她可能很难恢复女式发型。不过，男装她一直穿到去世。
男儿头发男儿装，再加上她那男儿派头，弄得很多人都分不清她是男是女。有趣的是，恰恰是这个男儿装，王戈进遇到了她的第二任丈夫史思聪。
三、患难之交，二任丈夫含冤丧命
王戈进跟第二任丈夫见面是在1942年冬季。
她当时在兴县蔡家会学校当教员，过黄河去陕西省的螅蜊峪镇（现叫螅镇）看望她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女同学王亚雄。王亚雄经王戈进介绍嫁给了太原师范毕业的葛巨波，葛巨波是王戈进闹学潮时相识的好朋友。葛巨波跟王亚雄结婚后，一同去了延安，王戈进的二女儿李一克就是他们两口子带到延安的。葛巨波在延安参加了抗大学习之后，被调到螅蜊峪镇的贸易公司当了经理。
葛巨波像往常一样热情招待“红娘”王戈进，餐桌上有一个客人叫史思聪，是八路军炮兵团驻螅蜊峪镇的代表，跟葛巨波一起合伙搞贸易，为八路军筹集经费。由于冬季天黑得较早，吃饭时又点的煤油灯，王戈进一身男式打扮，史思聪还以为她是个男同志。晚饭后，葛巨波安排王戈进跟一位副经理夫人睡在一间屋子里，史思聪大吃一惊：“你怎么让一个男同志进去睡？”葛巨波便向他讲了王戈进的身世，史思聪听了连连赞叹王戈进：“真了不起。”无意间，葛巨波充当了王戈进和史思聪的“红娘”。
1943年3月，史思聪跟王戈进订了婚，5月正式在螅蜊峪镇结了婚。史思聪老家是山西赵城县（今洪洞县）左家沟乡上辛府东堡村，他高小毕业，抗战开始参加八路军，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炮团，一直做后勤工作。在参加革命前，史思聪曾经娶过一个农家女子，不幸在生孩子时跟孩子一起去世了。史思聪有丧妻之痛，王戈进有包办婚姻之苦，两个同病相怜的人走到一起，婚后感情很好。1945年5月，他们生下一个男孩，孩子出生时苏联红军攻下了华沙，进逼柏林，他们给孩子取名叫胜利，还取了一个名字叫一挺，希望能一直挺进打败小日本。史思聪也挺关心王戈进在陕北读书的两个女儿，一家五口享受过一段团聚幸福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陕北，这个五口之家又分散了。两个女儿到了贺龙中学，史思聪和王戈进带着孩子回了山西，他先在地处汾西县的晋绥边区九专署当贸易公司经理，后响应组织“干部回家、就地开花”的号召，于1947年上半年调到洪洞、赵城联合县任贸易公司经理。这年12月联合县搞“三查三整”运动，史思聪被诬蔑为“地主成分”，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被县公安局关押，继而又诬蔑他贪污。史思聪在被关押了十几天后，遭迫害致死。
跟随丈夫回到联合县贸易公司当保管员的王戈进，正抱着两岁的孩子在家，县公安局局长突然派出一队骑马的警察，把她家团团围住，几个人用枪逼着她，接着就大抄家，王戈进从“介休王家”带出来的金手镯、金戒指等七件金器，以及所有贵重物品全被抄走。公安局提审王戈进，要她承认丈夫贪污了，王戈进跟审讯她的人据理力争。审讯者大骂王戈进态度不好，恶狠狠地告诉她，史思聪“畏罪跳井自杀了”。听到噩耗，王戈进当场昏死了过去。
史思聪家乡的父老乡亲听说史思聪被逼死了，愤愤不平，明明白白一个放羊娃，怎么就被打成了“地主”？上辛府村农会的乡亲们找到县公安局，把王戈进母子保回了村里。划成分时，他们给王戈进的儿子划了个“贫农”，还给分了5亩地，王戈进过了一生中惟一的几个月农民生活。
王戈进一边在丈夫家乡劳动，一边不停地为丈夫申诉。在亲友的奔波帮助下，1948年4月，随着解放区对“土改”和“三查三整”的所谓“过火行为”的清理，史思聪的问题得到了平反，还被追认为烈士。王戈进也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这次她没有回地方工作，而是到了部队，分配到了地处运城的西北野战军后勤部晋南办事处。
在运城，王戈进又遇到了她的第三任丈夫谭庚堂。
四、夫妻还乡，遇华国锋热情招待
谭庚堂1892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湾河围子齐贤村，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员。
1925年，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的谭庚堂在湖南常德做裁缝时，加入了中共，并担任了常德地区人力车工会的副主任。1927年“马日事变”前的一个晚上，谭庚堂跟几个朋友喝酒，喝得稍多了点，晚上就睡在朋友家，没有回人力车工会。第二天清晨，他被激烈的枪声惊醒，急忙出去看个究竟。因仓促起床，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胸前挂工会会员的布符号，符号上面有镰刀斧头的图案。一出门，只见国民党军人到处在追捕挂符号的工会会员，有人想跑，当场被一枪打翻，工会会员死的死，伤的伤。谭庚堂没有撒腿就跑，强压着紧张，找到一位湘阴老乡家，在阁楼里躲藏了几天，风声不那么紧了，才悄悄地溜出常德。而他的入党介绍人的父亲和不少工会同事都被国民党抓走杀害了。
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原来结过婚还生过几个孩子的谭庚堂，由于东躲西藏顾不了家，妻子和儿女贫病交加，先后离开了人世。谭庚堂为了开展地下工作做掩护，经他开船的弟弟介绍，加入了湘阴县的帮会组织“红帮”。
岁月熬到了1945年，以王震为司令员的八路军南下支队开到了湖南，谭庚堂兴冲冲找到南下支队，被安排到杨宗胜担任司令的6支队，担任支队后勤部政委。他把一位堂弟过继给他的儿子、16岁的谭荣华也带到了部队。6支队很快在湘阴打开了局面，建立根据地，支队长杨宗胜当选为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
谭庚堂参加“红帮”的头目名叫左八，日寇占领湘阴县城后做了汉奸，当了日伪县长，兼任县保安大队司令，下设两个团，号称3000人实为800余人枪。在湘阴县还同时存在着一个国民党县长，也有上千人马。日寇、汉奸、国民党、八路军，四足鼎立，形势严峻。谭庚堂跟弟弟从中牵线，说服争取“红帮”头目左八，左八、谭庚堂跟6支队司令杨宗胜三人歃血为盟，结为拜把子兄弟，成功地策反保安大队。此后，左八名为日伪县长，暗中却替八路军送情报，6支队根据左八的情报伏击日寇，劫夺给养，部队得到很大发展。
在1946年著名的“中原突围”战斗中，谭庚堂跟随部队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线。部队到了豫川交界的两叉河边，正遇洪水暴发，渡口只有一条小船，摆渡困难。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大船，却没有水手。杨宗胜司令知道谭庚堂会驾船，向王震司令员推荐了他。谭庚堂跟过继儿子谭荣华上船运兵，船驶到河中，河里的漩涡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大浪打来，差点把谭荣华掀到河里，生长在水乡、有多年驾船经验的谭庚堂也感觉有点吃不住劲了。第一船上岸后，谭庚堂把儿子留在河北岸，自己驾船回来，他对王震说：“你让我留下一条根，我会拼命跟你干。”说罢，他驾了一船又一船，十几个小时，连口饭也没吃，硬是把几十船的战友送过了河。谭庚堂驾船运送部队过河有功，王震在大会上大加表扬，司令部要奖励他几块银元。谭庚堂坚决不要，说：“（我的）一条命，就值几块光洋？”王震听了哈哈大笑，立即决定奖励一件他非常喜欢的奖品——允
许他的酒壶里可以天天装满酒。为此，谭庚堂念了一辈子“王胡子好啊”。
南下支队回到延安，王震、杨宗胜领着谭庚堂、谭荣华去了任弼时同志家，十多人围桌吃了一顿大米饭炒辣椒。在白色恐怖中生活了十八年的谭庚堂在延安见到中央领导，心情该是多么激动啊！
1949年4月7日，三十四五岁、带着一个孩子的王戈进，跟比她大二十多岁的谭庚堂在运城结婚了。谭庚堂是她的第三任丈夫，虽然没有文化，但她感到他忠厚老实，不重年龄重人品。婚后一个多月，王戈进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51年，他们生下一个男孩，乳名叫亚利，出生时正值抗美援朝打得火热，希望亚洲人民取得胜利。1952年，第二个男孩出生，乳名叫再利，希望中国人民再接再厉，不断取得胜利。王戈进、史一波、史一克、谭一挺、谭亚利、谭再利，从母亲到子女，这一串串名字，就不难看出是一个充满了革命色彩的家庭。
王戈进和谭庚堂所在的贺龙部队要入川作战，谭庚堂考虑自己年龄大了，经上级批准，夫妻俩转业到湖南长沙从事地方工作。谭庚堂领着妻子王戈进回到阔别多年的湘阴老家。在县委机关，王戈进见到了刚刚南下到湘阴县担任县委书记的山西老乡华国锋。谭庚堂虽然只是个团职干部，但资历老，在湘阴县一带名气又很大，华国锋同志对他们很热情。王戈进回忆说：“我们再见到华国锋，他已是省里分管财贸的领导，开大会他作报告，他在台上，我们在台下。”
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谭庚堂于1973年去世，他跟王戈进共同生活了24年，两人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敬重，相互体谅，虽然平平淡淡，但这对革命夫妻平淡中洋溢着真情！
五、巾帼英雄，革命一生战斗一生
王戈进跟第一任丈夫李茂林生了3个孩子，儿子夭折，两个女儿在陕北长大，随继父史思聪改为姓史。解放后，大女儿史一波跟同是“红孩子”出身的王占元结婚，夫妻俩进入新中国外交部，先后在保加利亚、苏联、罗马尼亚、圭亚那等中国大使馆工作。二女儿史一克跟盛炳道结婚，夫妻俩一直在国家安全部工作。
王戈进跟第二任丈夫史思聪生有一个男孩，因史思聪遇害，这个男孩随继父改姓谭，叫谭一挺，后改名谭毅挺。他大学毕业后在湖南日报社工作，先后当记者、编辑、部门主任，写过许多很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是一名资深报人，现退休在长沙。
王戈进跟第三任丈夫谭庚堂生了谭一民和谭一欣两个男孩，均在长沙成家立业。
1994年4月27日，“介休王家”小姐王戈进在长沙逝世，享年80岁。悼词评价她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可谓名副其实。解放后她跟随丈夫谭庚堂回到湖南，先后在郴州地区贸易公司、省石油公司、湖南省商业职工医院等单位工作，其职务一直没有得到提升，至离休后享受处级待遇。谭庚堂虽然享受13级高干待遇，职务也一直是个处级。也许，对他们来说，经历了炮火的生死考验，眼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倒下，官位、级别，犹如过眼云烟，在他们眼中早已看得平平淡淡了。
讲到这里，“介休王家”小姐的故事本该结束了，但是，与她相关的一些人和事，可能读者会感兴趣——
苏光——山西省著名画家，是王戈进第二任丈夫史思聪的表弟。当年史思聪受迫害致死，苏光曾为此四处奔波，最终使史思聪的问题获得平反。苏光早年参加革命，在《晋绥日报》当过编辑，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同志东渡黄河去西柏坡，路过兴县蔡家崖，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了著名的《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苏光是在场聆听者之一，他曾据此创作过一幅油画《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苏光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被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杨宗胜——是王戈进和谭庚堂在运城西北野战军后勤部的领导，也是谭庚堂在湘阴县坚持抗战时同生死的老上级、老战友。是他，促成了王戈进跟谭庚堂的婚姻。1900年出生在湘阴县的杨宗胜，参加过“秋收暴动”，参加过长征，又随王震的南下支队杀回江南。在那次“中原突围”中，他的长子杨应凡在途中英勇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杨宗胜因为“包庇”湘阴县一位曾经帮助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功的开明绅士，犯了“错误”，职务由副兵团级降为准军级。1955年授衔时，他评的是中将，上报是少将，批下来的却是大校。当时全军中军级干部没评上将军的，总共才20名，基本上都是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杨宗胜是老红军，却扛了块大校“牌子”，他觉得脸上挂不住，找了老上级王震，调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副参谋长，这样就可以不穿那套大校军服了。为了革命，他可以出生入死；为了革命，他可以跟“红帮”拜把子；为了革命，他可以失去爱子。然而，到了授军衔时却抹不下一个面子。人啊人，多棱镜的人性！老红军杨宗胜1991年在西安市逝世。
左八——读者一定还记得在湘阴县跟杨宗胜、谭庚堂拜把子的故事。杨宗胜带领部队“中原突围”之前，考虑到已经62岁且身体虚弱的左八不好随部队，就跟武汉的地下党联系，让左八到武汉躲避一段时间。左八带着随行人员和杨宗胜给他们准备的几百块大洋，按计划到了武汉，不料武汉的地下党秘密联络站被国民党查获。他们返回湘阴，左八在一个寺庙当了和尚。后被国民党抓获，死于军统特务之手。他先是当“红帮”老大，继而投靠日寇当伪县长，又弃暗投明为八路军做事，一个传奇人物的悲剧，折射出那个动乱年代的社会画卷。
王戈进不仅自己走出了“介休王家”的深宅大院，而且引领妹妹、同学及两个女儿参加了革命。她是奋斗而光荣的一生，坎坷而幸福的一生，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称她是山西妇女解放的先驱，当之无愧。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然而，这朵浪花只有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才能绽放出绚丽多彩的生命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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