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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苏两国友好的桥梁和见证。笔者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翻译人才，与苏联专家接触颇多，许多往事至今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极度缺乏人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搞建设。
在山西，国家先后下达的苏联援建成套项目有20多个，厂址相对集中在太原、大同、长治、阳泉、侯马、永济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中心城市，个别的也选择了资源产地，如垣曲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等。随着项目的建设，大批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统称苏联专家）抵达现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直至1960年全部撤走，累计有上千人次（根据工作需要有来有往）。
一开始条件很差，由于组织准备、思想准备都不足，太原旅馆、正大饭店等几处刚刚接收过来的小饭店都住满了。后来实在住不下，就到处找房子，一直到1955年，专家招待所
（现在的迎泽宾馆东楼）落成，大同、长治也建了小招待所，住宿紧张的情况才慢慢得到缓解。建起招待所又不会做西餐，于是求助外国专家局派来了一批厨师、理发员、司机、翻译，接待条件总算有了改善。
当时，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统归国务院各有关部委院所和国防科委统筹管理，地方政府则负责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山西专家接待工作始于1950年，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具体接待工作委托交际处承担。后来，涉外工作范围扩大，中央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撤销，新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任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同时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统筹全国的专家工作。山西省也作了相应调整，省委成立了外事小组，省政府组建了外国专家处，接受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业务指导。
为了使专家好好工作，我们专家处想了各种办法活跃、充实专家的生活。如每周举办一次电影晚会、舞会，有时还邀请文艺界的名流来住地联欢、表演，深受专家们的欢迎，也举办过知识讲座。
当时，中国为苏联专家安排的生活待遇很优厚，他们的工资差不多是本国工资的5倍。其实，苏联专家平时是用不着花钱的，各单位拨给专家的招待费、纪念品费、文娱费、书报购置费、住宿费、交通费、医疗费等日常费用的标准比工资还要高。专家完成任务回国，所在单位要以领导名义向专家和家属赠送礼物。每遇两国重大节日，如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宪法日、苏联红军节和我们的国庆节、春节，都有宴请。对苏联人爱吃的特殊粮食，如黑面粉、三角米、麦精、巴力米、豌豆瓣、通心粉、黄油、奶酪等，由当地粮食部门负责加工和调拨。太原还专门开设了“友谊商店”，每批回国的专家，都可以到那里选购自己满意的商品。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国友好是主流，后期随着双方关系渐趋恶化，专家工作陷入被动，尤其是1959年至1960年，两国关系逆转直下，直至苏方撕毁协议，撤回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也大大损害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时，苏联专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们得到通知比我们还晚一周。在这之前，专家们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工作着。突然通知“停止工作，一周内全部撤回”，这对他们来说是太突然了，每个人都百思不解，感情难断。在依依惜别之时，专家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于是讲课加快了速度，努力把重要的、核心的东西讲完。
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送别工作，做好技术接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于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组织舞会、茶话会、电影晚会，陪同专家购物，派人打包行李，安排省、市和企业领导接见、宴请、赠礼，友好的气氛给专家留下美好的印象。
苏联专家走了，但双方的友谊并未因专家的离去而隔断。1966年“文革”前，笔者陪同山西友好访问团赴苏联、波兰、德国访问，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偶遇专家组组长阿廖耶夫的夫人阿廖耶娃。她是事先获知有个山西团来访，却并不知道我也来了。见面后她约我到电梯里，塞给我一个眼镜盒，没说两句话就离开了。回到房间打开一看，眼镜盒里压着一张纸条，原来是倾诉他们对中国朋友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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