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专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苏两国友好的桥梁和见证。笔者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翻译人才,与苏联专家接触颇多,许多往事至今难以忘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极度缺乏人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搞建设。
在山西,国家先后下达的苏联援建成套项目有20多个,厂址相对集中在太原、大同、长治、阳泉、侯马、永济这些交通较为方便的中心城市,个别的也选择了资源产地,如垣曲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等。随着项目的建设,大批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统称苏联专家)抵达现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直至1960年全部撤走,累计有上千人次(根据工作需要有来有往)。
一开始条件很差,由于组织准备、思想准备都不足,太原旅馆、正大饭店等几处刚刚接收过来的小饭店都住满了。后来实在住不下,就到处找房子,一直到1955年,专家招待所
(现在的迎泽宾馆东楼)落成,大同、长治也建了小招待所,住宿紧张的情况才慢慢得到缓解。建起招待所又不会做西餐,于是求助外国专家局派来了一批厨师、理发员、司机、翻译,接待条件总算有了改善。
当时,各项技术业务工作统归国务院各有关部委院所和国防科委统筹管理,地方政府则负责政治接待和生活接待。山西专家接待工作始于1950年,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具体接待工作委托交际处承担。后来,涉外工作范围扩大,中央苏联专家工作指导小组撤销,新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任组长的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同时成立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统筹全国的专家工作。山西省也作了相应调整,省委成立了外事小组,省政府组建了外国专家处,接受国务院外国专家局的业务指导。
为了使专家好好工作,我们专家处想了各种办法活跃、充实专家的生活。如每周举办一次电影晚会、舞会,有时还邀请文艺界的名流来住地联欢、表演,深受专家们的欢迎,也举办过知识讲座。
当时,中国为苏联专家安排的生活待遇很优厚,他们的工资差不多是本国工资的5倍。其实,苏联专家平时是用不着花钱的,各单位拨给专家的招待费、纪念品费、文娱费、书报购置费、住宿费、交通费、医疗费等日常费用的标准比工资还要高。专家完成任务回国,所在单位要以领导名义向专家和家属赠送礼物。每遇两国重大节日,如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宪法日、苏联红军节和我们的国庆节、春节,都有宴请。对苏联人爱吃的特殊粮食,如黑面粉、三角米、麦精、巴力米、豌豆瓣、通心粉、黄油、奶酪等,由当地粮食部门负责加工和调拨。太原还专门开设了“友谊商店”,每批回国的专家,都可以到那里选购自己满意的商品。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两国友好是主流,后期随着双方关系渐趋恶化,专家工作陷入被动,尤其是1959年至1960年,两国关系逆转直下,直至苏方撕毁协议,撤回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也大大损害了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时,苏联专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们得到通知比我们还晚一周。在这之前,专家们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工作着。突然通知“停止工作,一周内全部撤回”,这对他们来说是太突然了,每个人都百思不解,感情难断。在依依惜别之时,专家们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于是讲课加快了速度,努力把重要的、核心的东西讲完。
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要认真做好送别工作,做好技术接收,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于是,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组织舞会、茶话会、电影晚会,陪同专家购物,派人打包行李,安排省、市和企业领导接见、宴请、赠礼,友好的气氛给专家留下美好的印象。
苏联专家走了,但双方的友谊并未因专家的离去而隔断。1966年“文革”前,笔者陪同山西友好访问团赴苏联、波兰、德国访问,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偶遇专家组组长阿廖耶夫的夫人阿廖耶娃。她是事先获知有个山西团来访,却并不知道我也来了。见面后她约我到电梯里,塞给我一个眼镜盒,没说两句话就离开了。回到房间打开一看,眼镜盒里压着一张纸条,原来是倾诉他们对中国朋友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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