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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这座城与中国现当代时期中的许多作家都产生过交集：从长治走向全国的解放区作家、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先生自不必说；1938年著名作家卞之琳在长治写下散文《长治马路宽》，介绍了当时老长治的三“宽”和三件“宝”；散文家吴伯萧则于1947年在香港海洋书屋出版了反映其在长治抗战时期的文集《潞安风物》；著名作家、中国作协负责人之一的丁玲在“文革”期间打成右派，于1975年来到老顶山公社嶂头村居住了四年……此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史实是，著名学者、新感觉派小说家施蛰存先生1982年曾到过长治进行讲学参观，短短10天时间，在三晋大地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
一
讲习班的授课地点安排在位于原长治地区外贸局会议室（现为英雄中路长治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部），多位学者轮番开讲。据当时负责会务接待工作的李仁和教授回忆，在讲习班讲课的专家中，诸斌杰和施蛰存的讲授最受欢迎。施蛰存当时身着白衬衫，“瘦瘦的，高高的，讲一口绵软的吴方言普通话，飘逸潇洒，说话幽默”。（李仁和《施蛰存印象》）施蛰存先生当时两手空空走上讲台，不带任何讲稿，但是一开口便是字字珠玑，讲起话来“有章有法，逻辑合理，丝丝入扣；语言悠软婉转、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以至于“满堂听众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正显示了施先生的大家风范。储仲君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叫《施蛰存老师》，讲述了当时的授课情景：
讲堂上我们给讲课的先生们安排了座椅，大家都是坐着讲的。这一年，施先生已经79岁（笔者注：此处有误，应为78岁）了，是诸位先生中最年长的一位，但他却坚持一定要站着讲。他讲了三次，分别讲唐诗、宋词、元曲，每次三小时，中间不休息，硬生生地站着讲下来了。
别人劝他坐下休息，他却说：“这里没有年龄大小、身体好坏的问题。在我来说，这里有一个对学员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这反映了当时施先生为人处世的一个侧面。此外，施蛰存讲授唐诗，大多脱口而出，面对文学文本的固有诠释，多不附和，而是有创见地做“翻案文章”。李仁和回忆道：“依稀记得他讲到一首描写塞外马儿吃草的诗，说《唐诗选》上注错了，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什么云云。听来言之凿凿、有根有据，令人信服。”显示了一代学者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态度。
二
整个古代文学讲习班共讲七天，施蛰存只有一天进行授课。在讲课完毕后，晋东南师专按照事先安排，带领前来讲学的专家在山西境内参观游览。施蛰存在校方的安排下，分别前往了周边的青莲寺、玉皇观，太原晋祠和五台山。在抵达长治的第二天，施蛰存听说学校有便车要去沁县，了解到沁县有一个文物馆（即今天的南涅水石刻陈列馆），陈列着当地出土的古代文物，不觉游兴勃发，于是乘上了去往沁县的便车。
施蛰存由于是第一次来山西，对于这里的历史文化充满兴趣，在旅行过程中，不只是单纯地观景，还有一种对知识的求索。在沁县文物馆，施蛰存看到那里收藏的魏齐造像垒起的石塔，了解到“浮图一区”意即“石塔一层”，纠正了先前自己所认为的“佛像一躯”；此外，在去沁县的途中，施先生看到路旁刷有“车马大店”字样的旅店，回到长治后兴奋地告诉他人，说这意外解决了一个缠绕在他心中多年，关于18世纪、19世纪欧洲人出行所住的人、马共住客栈的翻译问题。这些都是施先生在长治讲学时的意外收获。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施蛰存参观了位于今天晋城市辖区的玉皇观后，对于观内的元代塑像二十八星宿十分推崇，认为比太原晋祠的宋代仕女像更为生动，而且也在观中了解到一些星宿知识，解决了自己读元曲时遇到的一些难题。
1982年8月17日，施蛰存从太原经郑州回到上海后，写就了一组关于山西之行的文章，名字叫做《旅晋五记》（其中有部分篇章发表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主要就山西之行看到的唐、元雕塑，和对宗教与艺术的一些感悟进行了整理。
在长治的第三天，施蛰存得知老朋友丁玲曾在此劳动过，才从沁县回来还没有好好休整，便专门前往了较偏僻的老顶山公社嶂头村，访问了丁玲1975年出狱后与陈明下放时的地方。此外，他还参观了上党门等长治城内的标志性建筑，在施蛰存的眼中，长治的气候与绿化很好，极有特色的饮食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来长治讲学参观结束后，施先生回到沪上著书静养，后来在上海被医院诊断出患了直肠癌，在华东医院手术完毕后便再也没有远足外出，于2003年辞世，享年99岁。施先生为期10天的讲学之旅，成为其生命长河中最后一次的长途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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