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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的
4月26日，一位从晋南浍河岸边走出的革命伟人，在他人生的第95个春秋与世长辞。当我们在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再次忆起这位老者时，仍然感动于他的生命曾经有过的激情燃烧，感动于他的博大胸怀和用一生追求真理的执著。了解越多，这种感受便越真切，越深刻。
“彭”者，大也；“真”者，不妄、不邪。
“大篮子”胸怀天下
彭真祖籍山东桓台，原名傅懋恭。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前后，桓台连年遭灾，彭真的祖父带领妻小从山东一路逃荒来到山西，在运城盐池打工讨饭过冬后，次年继续向北，最终落户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当地人将比崖低缓的土坡称作“垤”，彭真诞生地垤上村，便正是位于浍河北岸一道土坡上。
1902年10月12日彭真出生时，正逢祖父故去不久。祖母傅张氏感念丈夫当年一双竹篮挑着儿女求活路的不易，为这个长孙取名“大篮子”。老人不可能想到，这个“大篮子”，日后将会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又将荷担怎样的天下重任。
在垤上村，颖悟超群的彭真度过了他农忙下地、农闲上学的少年时代，“铲除不平，匡扶正义”的宏大志向，曾令塾师为之一震。从曲沃县第二高小毕业后，1922年，彭真考入阎锡山创办的省立一中。当时，省立一中在高君宇、王振翼、贺昌等人影响下，已经成为太原的革命中心。在这里，彭真接触到共青团、共产党，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足迹渐行渐远：参与创建中共太原支部；推动、领导石家庄、天津革命运动；创建晋察冀模范根据地；延安整风；领导东北局；接管北平……此后70多年中，垤上村这座小院和院里的土窑洞，仅见过这位游子三面。
如今的垤上村，街道两旁齐整整都是青砖房屋，惟上世纪80年代由文物部门修缮保护起来的西沟一巷七胡同83号，还保留着坐西朝东的两孔土窑洞。土窑洞里有彭真住过的阔大土炕，用过的桌椅、农具，墙上展示着彭真和家乡亲人的合影。院子一侧三间旧砖房，住着彭真侄子傅汝光的儿子一家。谈起伯父彭真，66岁的傅汝光话语间既有血脉相连的亲情，也不乏寻常百姓对伟人的崇拜与敬仰。
傅汝光回忆说，1961年第一次见到伯父时，他正读初中。那天他放学回到家门外的胡同口时，正赶上伯父一行下车。伯父亲热地拉拉他的手，又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边走边问：“多大了？”他有些紧张，回答道：“十五六了。”伯父听了立即追问：“到底十五了还是十六了？”时隔半个世纪，傅汝光仍然对当时的忐忑记忆犹新——“这么严格啊，可不敢再说错一句话了！”他说，那次见面，伯父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但是搭在他肩上的手沉甸甸的，又似乎有些疲惫。
成年后的傅汝光，渐渐找到了安放这段记忆的历史坐标。1960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已集中显现，粮食和其他物资全面短缺。这年年底到1961年初在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又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进工厂、下农村，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彭真此次回乡，正是调研途中的顺路之举。一个月后的“七千人大会”上，彭真有一段后来十分有名的发言：“……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义，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在个人崇拜气氛浓厚的当时，斟词酌句说出这样一番话，需要怎样的政治勇气！
立法者
两度入狱
因为对新中国立法做出的重大贡献，彭真被评价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鲜为人知的是，他的法学功底和同时代人少有比肩的民主法制思想，竟与两次备受摧残的牢狱经历密不可分。
彭真兄弟姐妹8人，生活在曲沃县安居村的傅淑珍老人排行最末，是彭真七个弟妹中惟一在世的，也是与彭真最亲近的一位。傅淑珍之子、原曲沃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维孝，亦是同辈中与彭真见面和交谈最多的一位。2008年春，他整理自己与母亲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写出一本感情真挚的小册子《我的舅父彭真》。
赵维孝说，人老思乡，晚年的舅父十分思念故乡，喜欢回忆往事，喜欢谈论亲人。每次前去，舅父都握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有一次他因不好意思，曾趁舅父不注意，悄悄把手抽出来。1979年，他陪母亲看望舅父时，舅母张洁清告诉他：你舅舅一辈子坐过两回监狱，一回是国民党的监狱，坐了6年半；一回是咱们自己的监狱，坐了9年，两回一共15年。数年之后一次聊天中，舅父也曾对他提及，自己一只耳朵听力不行，是“文革”中在狱中被迫常年面朝监视孔睡觉落下的毛病。
1929年夏，由于叛徒出卖，彭真在天津被捕。为尽量减少党员、干部的牺牲，彭真在共同关押的政治犯中积极组织串供翻供，成功保护了顺直省委和未暴露的革命力量。入狱后，他又先后组织发动多次绝食斗争，期间患上严重的肺结核和痢疾，生命垂危，以至狱中党支部准备让他写遗嘱，后因地下党组织每月设法送进监狱的两瓶鱼肝油，方才保住性命。1935年刑满释放出狱时，他已经瘦得像根电线杆。而在狱中为掌握斗争武器，对《六法全书》的认真研读，让他无意中完成了法学基础知识的储备，为日后领导新中国立法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66年5月，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因为替罗瑞卿、吴晗作了实事求是的辩解，受到林彪、康生等人迫害，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对象，失去人身自由达12年之久，其中有9年时间在狱中。这段残酷漫长的时间，彭真同样没有荒废。他在狱中苦苦思索导致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从女儿送去的马列著作中寻找答案。彭真一生酷爱学习，有“无笔不读书”的习惯。狱中没有笔，他便将彩色的牙粉纸袋和画报撕成细条，用嚼烂的米粒当浆糊，一条一条，将重点内容标注出来。出狱时，彭真手头粘有这种纸条的书，竟多达三十余册。
1978年12月28日，彭真和家人接通知后从陕西商洛返回京城，其时，他们尚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飞机降落时，机场拥进二三百人。有人喊了一声“彭市长，我们盼了您多少年，您终于回来了！”现场顿时哭声一片。1979年6月，彭真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任新成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此后，已经77岁的老人又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仅用3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次年又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中国必须走民主法制之路，这结论，离不开老人对一场浩劫、一段切肤之痛的反思和总结。
骨肉情大局为重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远在山西老家的亲人也受到错误批判：80多岁的老母亲被定为“地主分子”，一次接受批斗时倒在院中的粪堆上；彭真的二弟傅懋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后期出狱，不久便离开人世；傅懋信之子傅汝正，被以“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鸣冤叫屈”罪名判处10年徒刑，在服刑的第九个年头，家人接到了他自尽身亡的消息。
1986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到山西、陕西、河南等地考察，路经侯马时，又回过一次垤上村。与20多年前两次回家探亲不同，这一次，老人心情复杂，“想回，又不想回。”——他多想到老母亲的坟头看一看，鞠上一个躬，但考虑当时村里派性残余还未完全消除，家里在“文革”中死了三口人，家属心里也还有气，他又担心自己此时回家对当地安定团结不利。
火车行至侯马站，84岁的彭真下车后，在家乡领导干部陪同下，回到物是人非的老宅院。闻讯赶来的乡邻很快挤满了小院和院外的胡同。彭真在土窑洞里二老遗像前默默鞠躬后，在院里对乡邻们讲了这样一段话：“咱们村里‘文革’中是出了一点事情的，你斗我，我斗你。我的母亲是斗死的……我们家里死了3口人。在座的乡亲中，有挨斗的，也有斗人的。怎么办？把那个旧仇宿怨都记起来？过去谁斗了我，我斗了谁，都记下来，一直记到儿子、孙子，让他们结仇？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把那些陈芝麻、烂棉花的旧账解决了，什么你斗了我，我斗了你，统统抛到村外的浍河里去，浍河没水了，埋到地里去，好不好？”担心众乡亲仍有疑虑，他又补充：“今天我回来给母亲上坟，不是因为她被斗死，只是感谢她对我的养育之恩。”一席话说罢，在场的人们无不感动落泪……
彭真与母亲感情极深。傅汝光透露，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伯父受中央委派，以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身份率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附近进发，开始接管北平前的准备工作。途中，他特意请人前往垤上村，将多年未见的老母亲接去。此后老人先后去过几次京城，但终因故土难离，不久便又回垤上家中。
彭真的外甥赵维孝也回忆道，舅父90岁那年才开始过生日，之后老人的每个生日，他均有幸接通知前去。1995年10月舅父93岁寿辰时，曾躺在床上和他有过一个多小时的长谈。谈到早些年家里的事，老人说：“‘文革’中咱家死了三口人，小槐（傅汝正）在监狱里死得不明不白，我不是不想过问此事，而是怕问题查不清倒也罢了，又弄得一些人你斗我、我斗你。”赵维孝说，舅父一番话，化解了他之前所有的不解，令他顿觉心胸开阔了不少。
革命一生，老人心中放在第一位的，始终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小家。
赤子心
融入题词
2010年5月，一尊5米高的彭真铜像在侯马市廉政文化公园落成。铜像面前的广场四周，几块镌刻有彭真题词的石头成为一道独具特色的景观。其中一则“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的内容，尤为当地群众耳熟能详。但仅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或留意过，其中“好”字左边的“女”字，明显缺少一横。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主任、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馆长张铁锁告诉记者：“老人家一直牵挂家乡建设和发展，曾几次为家乡题词。可以说，每一件题词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而那似是漏写的一横，在张铁锁主任看来，绝非老人疏忽所致。为此，他曾特意向彭真之女傅彦求证过，傅彦的讲述，证实了他此前的猜想。
1986年在家乡短暂逗留期间，彭真怀着对家乡干部群众的殷切期望，挥笔题写了“团结奋斗，把侯马建设得更好”这12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写成后，现场当即有人轻声提醒：“好”字似少写一横。老人应声作答：“等你们把侯马建设好了，侯马面貌变化了，我再给你们把这一横补上！”一代伟人的智慧和对家乡发展的期望表露无遗。
事实上，此后老人再没回过家乡。1997年，老人在病榻上对前去看望他的家乡领导干部殷殷嘱托：“你们把侯马建设好，我喊你们万岁！”也许，当年少写的那一横，老人始终记在心里；也许，他曾经盼望过，能在有生之年把那一横亲手补上。
离开廉政文化公园行至侯马火车站站前广场，又一款耐人寻味的彭真题词出现在眼前。在火车站大厅顶上，“侯马站”几个大字一旁的落款，竟十分鲜见地为“傅彭真”三字。彭真离开家乡从事革命工作后，曾变换使用过多个化名，直到1937年在延安改名“彭真”。遍寻彭真数十年的题词手迹，落款“傅彭真”的，仅此一处。张铁锁主任认为，个中原因应有两点。对生养了自己的家乡，老人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彭真”二字前特意加上一个“傅”字，表达了他对这方土地深深的热爱和眷恋，表示自己是家乡的儿子、人民的儿子；更为重要的也更鲜为人知的，当是另外一点。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军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根据中央指示，彭真立即从延安出发，前往北平布置工作，火车经过侯马时，彭真回垤上村看望了阔别十多年的父母亲友。8月初，北方局在太原组建新的领导机关，彭真任组织部长。8月下旬的洛川会议后，八路军三大主力师立即从延安出发，东渡入晋，奔赴山西抗日前线。途经晋南重镇侯马时，这支激情浩荡的队伍正是在这个小站，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在傅钟将军的回忆文章《忆八路军总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可以找到这样一段记述：我们的队伍向着晋南重镇同蒲线南端的侯马车站跑步前进……到了侯马，火车站里外挤满了人群。一些小孩骑在大人的肩上，仰着头，张着嘴，观看八路军上火车。其中有不少从沦陷区逃来的难民，衣衫褴褛，眼含热泪，期待八路军去收复他们的家乡；本地群众则祝愿我们能挡住日寇，使家园免遭战火。有许多送茶水的，端糖果和中秋月饼等慰问品的，挤上去塞到战士手里，递到战士嘴边……
八路军开到晋东北后打的第一仗，便是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在宣纸上挥毫落下“傅彭真”三字时，老人的心里，想必一定是回望，回望自己的出发，回望共和国来时的路。
求索者
润物无声
坐落于省城文瀛湖畔的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是当年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址、山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原支部成立的地方，也是青年彭真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彭真生平业绩陈列是纪念馆的主要固定展览，展品除彭真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文献、手稿外，还有多处逼真的复制场景，和一些在彭真人生不同阶段曾陪伴他身边的物品。内容丰富的两个展厅，是伟人生命95个春秋的浓缩展现，又像是游子自豪地捧回家乡的一份成绩单。
原样复制的河北省第三监狱牢房阴暗狭小，透过低矮的牢门，依稀可见砖块垫起的木板上，薄薄地铺有一层干草，外墙上，悬有当年重刑犯所用的粗重镣铐——身处囹圄时，是坚定的理想和无悔的信念，让年轻的彭真战胜常人难以想象的摧残和屈辱，出狱后，第一时间重返党组织怀抱；一只薄木板做成的小书箱，是新中国成立后，身担重任的彭真外出考察时随身携带书籍所用——看到一万多册图书和这只书箱，你便不难理解，仅读过中学的彭真何以拥有丰厚的学识和缜密的思辨能力；一组组玻璃柜里，陈列有彭真于不同年代不同岗位亲笔起草的信件、报告、发言稿等，一字一句，流露着老一辈革命家扎实勤奋的工作作风、朴实真诚的处事风格；一张满是圈改涂抹痕迹的稿纸，记录着老人平反复出不久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时，为确定“两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审判原则曾经有过的艰难思考。
而一封写给身边工作人员的信，读来又令人备感亲切——1990年10月，彭真前往医院看望跟随他半个世纪的老警卫员李志玉，回家后心绪难平，特意写了一封信，让人送去医院：那日到医院看你，感到你心情很激动——我也一样……到医院探望的同志们回来说：你病中仍是关心我的生活和警卫工作，常常念道过去照顾我的工作，自己不够满意。这就太过了。你过去的警卫和其他工作，我和洁清同志都认为是很好和满意的，请你不要再过分苛求自己……你在我这里负责警卫工作，实际前后近五十年了，是老战友、老伙伴……一代伟人对老部下的真挚情谊，流淌在字里行间。
参观者驻足最久的，当属整体搬迁、原样复制的彭真晚年患病期间的工作、生活场景。
房间地板用本色木条铺成，墙面是最常见的白灰墙，窗帘则是只经过最简单缝纫的长方形金丝绒布。两只会客用的单人沙发，式样简单到只在怀旧影片中才能见到。办公桌式样同样普通，桌上，老人读到一半的书静静扣放着……1991年，89岁的彭真因患中风病，右侧肢体活动受限，家中的病房从此成为他学习、办公和会客的主要场所。这个房间里，一张白色的老式铁管床是早些年北京医院淘汰下来的。一旁，有一张架在床边可以推动的简易活动桌，病中的彭真，便是用这张桌子读书看报，就群众关心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由秘书记录，再用左手吃力地签字，以供送往中央。而据赵维孝回忆，老人患病后，因右手不能写字，曾用左手托着右手写，有时还用布带子吊起右手来写。
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杨士彪介绍，对彭真病房的整体搬迁，是在2005年初夏。当时，他们意外发现馆内二层有一间办公室的大小格局，竟与彭真所住病房几乎完全相同。征得张洁清老人同意后，他们将陪伴彭真度过生命最后几年时光的家具和其他物品搬迁回来，复制出这一场景。屋内所有陈设，均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貌。老人身居高位时的质朴生活、身患重病后对国事的牵挂，和与病魔顽强抗争的精神，深深打动着驻足此处的每一位参观者，有人在留言簿上如此写道：老一辈革命家说得好，做得更好！
青春年少时从这里出发，生命落幕后又回到这里，化为一座令后来者仰望的丰碑。如果说生命是一场旅行，那么彭真一生的行进，始终只有一个朝向——真理。一生求真，一生是真。“彭真”二字，他应当之无愧。
彭真生平
彭真（1902年－1997年），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今侯马市）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在民主革命时期，历任中共太原支部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代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委员，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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