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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正走了。上午我因事外出，路过医院门口，隐约听到院内传出哀乐悠悠，心中不解。回到家中听说，胡正于昨天晚上8点在医院逝世。
半年前，在定襄县凤凰山生态植物园疗养，我给胡正讲了一个故事，这故事涉及鲁迅、内山完造和日本明治年间一个名叫斋藤秋雨的人，意思是人的生物钟需要好好利用，这对延年益寿或许有好处。我预祝胡正长寿。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超巴赶美”。胡正问：“巴是什么？”我说：“巴是巴金。巴金活过了100岁。”胡正问：“美呢？”我说：“你猜。”胡正脱口而出：“宋美龄！”我俩相视一笑。胡正脑子来得真快。宋美龄享寿106岁。最近刚刚过世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亦为106岁。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当“工农兵学员”，编在我们同一个小组学习的两位教师，便是雷洁琼和她的丈夫阎景耀先生。他俩都是教社会学的，全国解放以后，社会学就从我们的大学课堂上消失了，他二人无课可教，但每星期一次的学习是免不了的。他俩总是按时到，按时走。我们的学习会，并不学习什么，只不过随便谈谈，东拉西扯。我们那个小组13个人，一半以上来自中联部和总参二部，还有新华社国外部、国际广播电台的，属于“地方兵”的，只有我和河南一个人。大都在30岁左右，最大的将近50岁，跟两位年长的教师没有多大隔阂。常年在国外工作的同学讲故事多，也是我们听不到的，两位老师只是静静地听；对他们熟知的社会学，我们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从电视上看到雷洁琼逝世的噩耗，由她的高寿想到同岁而逝的宋美龄，又想到半年前跟胡正讲的故事。胡正匆匆离去，令我惊诧，亦令我悲痛。前不久共同参加一个会议，见他身体很好，我还想到半年前那个期许。知道胡正冬天肯咳嗽。我想，都是冬天作的怪。我恨冬天。
想起来，我所见到的
第一位作家，正是胡正。
1956年2月，我分配到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当教员，校址在太原市精营中街44号。当时五一路的名字已经有了，但旧门牌还没有换掉，整条五一路分为新南门街、红市街、精营中街、小北门街等好几段。过了几个月，统一改为五一路。原来那个地方改为五一路一百七十几号或八十几号，其地址在现唐久大厦以北农业银行那儿。过了五六个月，我们搬到现唐久大厦那儿，那时是个四合院。在这两处之间正东，隔过马路，是市府礼堂，太原市许多重大活动，都在这儿举行；第一次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也在这儿。市政府搬到新建路后，礼堂还在，只是不像以前那么热闹，名字也几度变迁。现在仍在，是个药店，北边的小屋似乎是个话剧团。就在我们搬家前后，七八月间，报上登出启事，是山西省文联举办《文艺讲座》，标明为第一次，主讲人胡正。在家门口，我当然要去。听讲的人非常多，礼堂坐得满满的，在千人以上。是谁主持的，记不得了，记得介绍胡正“今年32岁”。胡正的年龄，我就是那时知道的。
胡正高高个子，白净脸皮，看起来———
用现在的话说———
很帅。他的报告历时一个多小时。所讲内容，也想不起来，记得最清楚的，是胡正说：“我最会恋爱了。”他讲得生动活泼，时常引起大笑。也有人递条子，他做了回答。以后还举办过几次讲座，我也听了。
我跟胡正接触，是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1978年。
那时省文艺工作室已在运行，《汾水》也已问世。我在“文革”后期受到迫害，发誓离开太原市教育界。因为过去写过些
“东西”，文艺界人大都知道。“文革”中，我坚守一条，不管哪位作家，也不管他是什么“问题”，都不写批判文章。我的调离决定，得到市委同意，我便毫无赧色地走进省文艺工作室的大门，找了胡正、李国涛，又到东四条见了马烽和西戎。这样，1979年3月，我就成为山西省作家协会的一员了。
我自己听力不好，一般很少跟人闲谈，都是有事才找。即便见面，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最初几年，我找胡正，大都是为他生平或作品中一些问题请教。一次，我一位朋友找到高长虹发表在晋绥《抗战日报》上的一篇作品，我为了订正这篇作品为高长虹所作的真实性，分别找了原晋绥的几位作家。那次胡正说的最多，不过不是关于那篇作品的，是关于他编报纸副刊情况的。有一次谈到马烽用过的几个笔名，如“马战啸”、“孔华联”、“阎志吾”等。前一个笔名，我已写过不到一百字的一段话做了介绍。后两个笔名是由“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简化而来，是对那些华而不实的文风的批判。我最早从束为那儿听说，问胡正记不记得，胡正说有印象，向马烽本人订正，马烽想了想，点点头说：“是是是，有这几个笔名，都忘了（用这几个笔名）发表过哪些文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查阅
《文艺报》，1956年第四期载《编辑的功绩、错误和苦恼》，署名阎志吾，当即马烽所作。前几年出版的
《马烽文集》，不见有用这几个笔名发表的文章收入，可能是由于知道这几个笔名的人太少了。《马烽文集》最后一卷是《散文随感》，署名阎志吾的这篇文章应当收在这卷里，然而没有，说明这是一篇马烽佚文。
1982年，《山西文学》开辟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专栏，是我和李国涛商量搞的。在主要约稿人中，“晋绥五作家”自是首选，我一个个拜访，要他们早早写好，留在手边，随时安排编发。胡正很快写了，是谈他的处女作《碑》的。胡正说，他的这篇小说最初发表在墙报上，一位同志看了说好，他做了修改，“便大胆地寄了出去”，随后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又转载于重庆《新华日报》。胡正就是这样在文坛崛起的。
我跟胡正来往最多的，是从
1984年冬天起的两三年时间里。
在那以前，我几次向有关部门或领导提出创办一份理论刊物，都没有回音。我已有些气馁。1984年10月，作协召开评论工作座谈会。这时，胡正刚担任了作协党组书记，由于这一会议由我负责筹办，所以我有事都找胡正商量。鉴于以前的情况，我对这次会议不抱奢望。没想到，会议“开幕式”上宣传部领导讲话中宣布，由作协创办一份评论刊物。这样，原来安排的会议开法立即转变为筹备这个刊物，用什么名字呀，刊物的选稿范围、选稿标准呀，等等，搞了三天。《批评家》就是这样在突然间从地下冒出来的。
当时提出的刊名很多，最后采用了我提出的《批评家》。刊名确定后，我受到的压力很大。先是陈荒煤专门写信给我，说：“最近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还是叫文艺评论为好，不要叫文艺批评。”陈荒煤是我尊敬的一位前辈，我因为研究赵树理，跟他通信比较多，他这次信，是主动给我的。但他的这个意见我不想接受。就在陈荒煤信来不过三天，胡正专门找到我说，省里专管文教的领导给他打电话，要我们改名，不能叫《批评家》。我想了想，对胡正说：“最好不改。如果省领导再问下来，就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是以‘文艺批评’相称的，同时‘文艺批评’是国际惯用语，我们不应当回避。这多年我们用‘评论’，乍一看是中性字眼，实际上搞成批判。今后大概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叫《批评家》吧。”胡正笑了笑，说：“由你吧，我给领导解释。”这样，《批评家》之名就成了最后决定。这在当时，委实是一件要冒风险的事儿。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现在“批评”之名已取代了“评论”，成为习惯语。此刻想来，《批评家》在恢复这个国际通用的学科专名上，是起过一定作用的。
对胡正的作品，我一直很喜欢。
“晋绥五作家”都属于“山药蛋派”，旨趣一致，都有浓郁的泥土味，但他们各自的风格不能抹杀。马烽会编故事，作品幽默、风趣，常令人发笑。西戎走的是正路，庄重，严肃，一丝不苟。孙谦带有知识分子腔。束为有独到的观察力，能发他人所未发，写他人所未写，散文尤精。胡正的小说有灵气，行如流水。读他的小说，觉得轻灵，像在花丛中散步，或看士女游春。轻灵中透出聪颖，透出敏捷。对胡正作品的审美感受，我已写在将近四万字的《五作家创作论》中。
人常说，“字如其人”。胡正的灵气也表现在他的字上。撒得开，又收得拢，笔画圆润，粗中有细，而且配合匀称，间架结构同样掌握得好。
“山药蛋派”走过了三分之二以上世纪的路程。我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流派，都在历史中产生，也将在历史中消失。他们已创造了历史。历史是属于时间的，过去了那个时间，历史就真的成了历史。任何存在于文本中的历史，都跟真的历史不完全相同。真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的，只能由那历史的创造者自己来写。胡正是“晋绥五作家”最后一位逝去者。他的逝去不是那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那个时代的辉煌的象征和证据。那一段历史已定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那个特定阶段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没有“晋绥五作家”，缺了它，中国现代文学史就不完整了。历史证明，它的辉煌是永远的。
院子里又想起低沉的悠悠的哀乐声。哀乐为胡正而奏。2011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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