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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年，宋廷在南下金兵的猛攻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随即，赵构南逃，即位于临安，是为南宋，仍始终受北方金廷大军的威逼，朝野不安。在丧权辱国的危急之秋，宋廷重臣赵鼎代表中原广大军民的利益，挺身而出，以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为支撑，力主抗金，表现出过人的才智，堪称主战派的中流砥柱。
赵鼎（1085－1147年），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谥忠简，赠太傅，追封丰国公。解州闻喜县（今属山西运城市）人。他四岁丧父，由母氏樊某躬自教诲，通经史百家之书。21岁，由乡荐，次年登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知枢密院事、都督川陕荆襄军马等职。两度入相，佐掌机务及军国重事，是一代名相，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
面对日甚一日金兵强敌的威逼，赵鼎痛心于国土沦丧、民众流离失所，始终力主抗金。早在靖康初，金兵攻陷太原，宋廷议割太原、中山、涧河三镇，赵鼎坚决反对：“祖宗之地不可与人，何庸议？”（《宋史》本传）。因群情激愤，和议未成。次年，金兵围困汴京（今开封市），由于投降派占上风，导致亡国，徽钦二帝被金人俘掠北走。南宋初立不久，金兵大军压境，宰相朱胜非主和，赵鼎却坚决主战，使主和派未能得逞。其时南宋军民同仇敌忾，抗金热情高涨，与赵鼎在朝主战之推动密切相关。建炎三年（1129年），抗金名将韩世忠与部将不和，赵鼎协调矛盾，使韩世忠严肃军纪，加强防御，受高宗嘉勉。绍兴三年（1133年）宋将李横冒进失利，赵鼎事先料及，大力推荐岳飞统兵，不到三月，岳飞收复襄阳六郡，大长士气。同年伪齐与金廷联军攻宋，赵鼎支持高宗亲总六师，临江决战，屡获大胜，迫使金兵北撤，高宗称赵鼎胆略非凡，是“真宰相”、“宋社之幸”。赵鼎晚年与秦桧同为宰相，秦桧屡屡排挤赵鼎却受到高宗纵容和宠信，赵鼎终被贬官，安置潮州。绍兴十四年（1144年），移吉阳军，他上表：“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之叹道：“此老倔强如昔。”在吉阳军三年，赵鼎不与故吏往来，回避嫌疑，但秦桧不放过他，加意陷害，罗织罪状。绍兴十七年（1147年）赵鼎抱恨而卒，终年63岁。
赵鼎学识渊博，曾受诏监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书成呈上，被评为“是非各得其正”。高宗题赞为“忠正德文”。世人编其文集，遂名为《忠正德文集》。《宋史》本传称赵鼎遗有《得全集》，收疏奏等200余篇。其余所作，其子赵汾为避祸而焚之。
在现存遗文中，有赵鼎所作大量政论、军事和用才方面的篇章。综览其所作，赵鼎在哲学上尊崇伊川（程颐），以道学为宗，时称“伊川三魂”，赵鼎为“尊魂”，王居正为“强魂”，杨时为“还魂”。但赵鼎不专于一家，兼治法家、兵家等学说。其为学不重虚理论辩，而专重现实政治，突出地服务于抗金事业。其时秦桧治学遵王安石新学，赵鼎反之，主张恢复宋太祖、宋太宗的成法。其反新学，也是反对蔡京等人曲解王安石学术的陈腐之论，并不是一味保守。他说：政治应“亟变而新之”即“作新士气，恢张国威。”如果革新是在旧典中字句上兜圈子，面对亡国危境，不讲从根本上“养吾力以待时”，将会“徒取危困之辱。”可见他是识大体的明智政治家。其时不少学者如陈亮等虽多主事功，但不分轻重缓急，认为赵鼎“不究变通之理”，是不理解赵鼎之用心。史称“故鼎为国，专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仇可复，此鼎之心也”。可见赵鼎是从战略角度有深谋远虑，惜乎其时朝廷不能用，而终使江山变易，岂能归咎于赵鼎。赵鼎的政论思想，体现在他倡导“目击身蹈的实践观”，这在战事频仍、时局瞬息万变的情势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性。他提出专断措置必以明察实情为前提，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他重视事物变化的内因，故有“固本”之说，认为“有益于时者，不计其所损；有益于国者，不恤其为害。”就是要以国计民生大局为重，不可拘泥于小利害之辨，这是宰相具备的素质。在经济方面，他主张要富国，兴屯田，择郡守，通商贸，减免苛税，发展生产，朝廷要保障人民的安居乐业，不扰民，所谓“唯节俭一事，最为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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