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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从先秦两汉发展到隋唐，基本形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至北宋则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新儒学，学术界习称为道学或理学。唐以前的儒学尊奉汉儒的经传注释之学，以汉儒之学为正传。北宋以后的理学家则不重汉儒传注而重义理的发挥，由诸多大儒将这种义理探讨大加弘扬，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理学体系，从而取代汉学成为新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支配宋元明三代的思想界，直到明清之际才又有新的突破，重张汉学大旗，与宋人理学并行。北宋理学的先导人物是孙复、胡瑗、石介，人称“宋初三先生”。
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号富春，北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市）人。因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孙复幼年家贫，父早亡，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但四举开封府进士，均于科场失利，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近20年。孙复科考失利，盖由于其重义理而轻传注，而宋廷沿隋唐学风，专以辞赋取士，偏重文学修养，所以孙复“知其道不与时合，不敢复进，乃退。”（石介《徂徕文集·上杜副枢书》）。在泰山讲学时期，孙复贫穷不堪，又得不到权要资助，“衣弗充，食弗给，不足以逃饥寒之忧。”但孙复不以生计为意，安贫乐道，仍聚书满室，与群弟子讲求儒道，乐之不疲。其门下多出贤良之士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皆一时精英，大有作为。一代名贤范仲淹虽年长于孙复，也曾拜孙为师，受益良多。孙复可谓“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在朝实行新政，与富弼等推荐孙复，诏命之为国事监直讲，从此孙复踏入仕途，宋仁宗对之多为礼敬。后因事遭贬。到至和三年（1056年）乃被荐复官，后迁殿中丞。嘉二年（1057年）卒于家。宋仁宗赐钱治丧，欧阳修为之撰墓志铭。
孙复治学突出儒学之道。此道非道家所谓玄妙难测的宇宙本体，乃是指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最高原则。他继承韩愈之说，构建了一套由远古伏羲、炎黄经尧舜禹至周公、孔孟的道统，认为孔子使“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上孔给事书》）这一学说将孔孟宣扬的精英政治道德理论凌驾于皇权之上，使儒家传布之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的万众遵行的根本原则，儒家硕学成为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亮点。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究竟在理论上有一种客观的价值评判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妨碍帝王的胡作非为，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在道与文的关系上，唐韩愈倡“文以载道”，柳宗元倡“文以明道”。孙复则进一步称“文为道用”：“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一切诗词歌赋的文章“虽其目甚多，同归于道，皆谓之文也”。这就批评了道家废文遵道的偏颇，承认文的大用是为道的倡明来服务。他认为所谓儒学六经是圣人之文，均是阐明儒道之言，六经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所以明道离不开六经，但同时要直指六经，通其义理。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了后世宋学即理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宋学的创新思想和理念由此而发扬光大，这在当时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思想解放运动。
孙复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从事教化几十年，卓有成效。因为他认为教化是提升人的文明素质的最有效的手段，儒家要弘扬大道，必先施之于教化：“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没有教化，人便混同于禽兽，天下就不成为人的天下。他批评汉宣帝的鄙视儒士不足为用，结果纪纲目乱，风俗日坏，导致西汉衰亡。孙复进一步提出教化当以太学为根本：“太学者，教化之本根，礼义之渊薮也。王道之所由兴，人伦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显然，这就把太学的教化与政治是否清明联系起来，并将之安置到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位置上。这个见解是十分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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