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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喜裴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学术世家，尤以史学名天下。裴松之注《三国志》，极大地丰富了志书内容，材料繁富，引书达200余种，向来为史家推重，并与志书并行于世，堪称史家鸿才。松之之子裴骃，则以《史记集解》名世。该书为研读《史记》必备，价值甚高，可谓子承父业，克绍箕裘。
裴骃（430前后），字龙驹，生卒年未祥，河东闻喜人。据《宋书》、《南史》裴松之本传，提及裴骃曾任刘宋中郎参军，或谓中兵郎、中郎外兵曹参军，余皆不详。裴骃受其父裴松之影响，家学环境良好，加以读书勤勉，尤多致力史学，故青少年时便知识渊博，这从其集解史记所引书多达百十种可以考见。
司马迁的伟著《史记》百十篇，历叙上古至汉武帝时3000余年历史，博采坟典，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成一家言，为自古第一良史，有所谓
“史学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之美称，为史家典范。《史记》粗看似甚易读，实则史事错综，内涵渊博，堪称社会史全书，能通晓者寥寥，而后世研读者众，公认难读难懂。由于《史记》繁复难读，治史者不甚重视，故注家亦寡，到东汉时延笃始有《音义》一卷，久已亡佚。另有一种《音隐》五卷，书亦不存，不知作者之名。直至刘宋时才有徐广所作《音义》十三卷问世，流传亦不广。为解决《史记》研读的疑难，以史学传家的裴骃发愤为雄，独立完成《史记集解》八十卷，嘉惠学林。该书初为单行，广采经传百家言，以徐广《音义》为底本，扩而充之，凡有助于读《史记》者“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并列……时见微意，有所裨补。”可见此书不仅注释《史记》，且于注文中保存了大量先贤文献，有大功于文化学术。《集解》之后，唐司马贞作《索隐》，北宋张守节又作《正义》，也称《史记》三家注，今并附于《史记》原文之后，从而使读者理解《史记》有所依托参考。《史记集解》传之后世，良有以也。
由《集解序》可知，《集解》一书撰写的原则，一是广采百家诸子之言，兼取先儒之义，尽量采收；二是删去浮词，专采史实精要，遇到数家歧说，不便折中者，则诸说并列，以存其旧，请读者择善而从；三是间下已意，有所主张，供人参考；四是未详之处，阙而不论，不作臆断妄测；五是见有矛盾难明之事，不予梳理，供后人研讨。总之，此书宗旨全在“多闻疑阙”，客观求实，不以志害意。其引书虽多，但下笔慎重，引则用其优长，否则弃去，笔削之间，自有主张，先贤精要，收罗广泛，特别是对《史记》中的奇文古字，多有解证。为此文字义训工夫，可见裴氏学识之富，用力之勤，运思深邃，见解平实。清人邵晋涵评裴氏“引徐广《音义》，多识古文奇字，复取经传训释以为《集解》，扶微学而阐隐义，赖以不坠……能存先儒之逸说，考诸经古义者必归焉。”（《南江文抄》卷三）。
《集解》一书为读《史记》之良助，裴氏坚持的求真求实精神体现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当然，《集解》亦有不足之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曾指出
“裴于经注援引多误”，“裴注上半部颇有可观，其下半部则简略……大约自战国以前关涉经传者，尚属用心，一入汉事，即无足取。”平心而论，裴氏不是经学家，对经注援引有误，其意固不在传经，无非提供读者参考而已，间有错误亦在所难免。至于战国以前史事注释精确，正由于《史记》对先秦史事所述难解处实多，恰须用心细析，自应多有关注。而汉代史事，在裴氏当时，以年代切近，学人多晓，故不甚用力，也是时代使然。裴骃作为集注《史记》之功臣，其地位是不可轻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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