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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
（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他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 《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郎。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3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年）七月写成《三国志注》。裴注之前注史一般注释文意，大都专门注意文辞训诂，而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释不多辞费。在《三国志注》中他完全贯彻了自己“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作注的指导思想。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牞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史实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驳正。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史著达150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陈志的3倍。
针对当时史书
“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缺陷，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作为注史的重点。凡陈志所不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对于陈志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志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仅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330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
“备异”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裴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记载。裴注加以比较鉴别，能够作出较客观的判断，但对那些不易辩明是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录，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辨。此外，裴注还把可以认同却又把握不大的论说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针对陈志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注引举事实进行纠谬，是谓“惩妄”。“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志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论辩”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即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注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也体现出他的别具慧眼，具有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进步史观。
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该书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生动的史实，具有独特的价值，他开创的这种更加完备的史注新法体例，为后世的史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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