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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胜其人也奇，其学也精。言其奇，奇在他弃锦绣仕途之前景而究学。言其精，精在他识思维轨迹之途而造《墨辩注》。
鲁胜是西晋时人。根据记载，他生活于约公元三世纪下叶至四世纪上叶时期，其生卒年代和家世等情，均语焉不详。鲁胜名垂史册，是以其立德、立言而著称，因此颇为历代学坛尊重，至今依然受到学界的敬仰。
唐代的房玄龄等修《晋书》，在《隐逸》传中列有《鲁胜传》，传文中以十分简约的文字，叙述了鲁胜最主要的充实的一生。传文云：“鲁胜，字叔时，代郡人也。少有才操，为佐著作郎。元康初，迁建康令。到官……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中书令张华，遣子劝其更仕；再徵博士，举中书郎，皆不就。”（见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之校本）这是一份言简意赅的不足百字的简历。首先说明鲁胜是“代郡人”。近代以来，言鲁胜祖籍，在对“代郡”释中或曰为“今代县人”，为“今阳高附近人”等，这些地方，均曾为代郡的治所所在地，如此言之亦不为错的。但西晋代郡的治所是在蔚县的。
传文中云，鲁胜“少有才操，为佐著作郎”等，说明鲁胜在少年时代，就具有优秀的品行和学识水平。文中言其有“才”，就是有着渊博的才智，以及应世做事的能力；言其有“操”，就是言其有着良好的节操节守，并以其所执持之志而行事。
“元康初，迁建康令。”晋惠帝元康年间（291年），鲁胜由佐著作郎迁任建康令（按：时为建邺县令，后晋愍帝司马邺即位（313年）后，以避讳改建邺为建康县），建康或建邺县，即今江苏省的南京市。就是说，鲁胜在西晋元康初年，曾任建邺县令，他由西晋京师洛阳到任后，“尝岁日望气，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望气”是古人根据云气变幻的形势，用以推测人间社会兴衰治乱以及吉凶之事，然就此而言，实为无稽之谈。但对于一位具有一定科学思想的鲁胜而言，却另有含义。鲁胜由黄河中游古都之洛阳，来到长江下游的建邺后，顾及朝政与上层的衰败，以及中原广大百姓的疾苦，“尝岁日”处于忧患之沉思中，深感这种重重矛盾的社会局面，难以为序，“知将来之多故”，因为事实上西晋现实并无改变这种颓势的希望，因此，他便毅然以疾病为由，辞却县令之职，带着一种沮丧的心绪，返回故里，沉浸在研究学术活动之中。鲁胜“知将来多故”之虑，绝非是杞人忧天，就在他被任命为建邺令时，晋惠帝司马衷即位后，不理朝政，由贾后擅权，“八王之乱”起，便被赵王伦篡夺帝位，后由诸王辗转挟持着，形同傀儡，终为东海王毒死。晋惠帝虽死，诸王仍在争权中，最终结束了西晋王朝。在这个期间，图谋振兴晋王朝者不乏其人，张华便是一位杰出者，他被阮籍等誉为“王佐之才”，“时人比之子产”者。作为中书令的张华，他遣其子访鲁胜，“劝其更仕，再徵博士，举中书郎”，可见对鲁胜的器重。但鲁胜对此却不为所动。后来，张华这位著有《博物志》等学富五车的政治家，在惠帝被杀时，他作为司空惨遭杀害，并被夷三族。这事发生在元康九年之次年（300年），从此天下诸王纷争不止，鲁胜便完全进入了隐逸生活，正是由于他的睿智而逃过一劫，故《晋书》将其列入了“隐逸”一类中，是有道理的。
鲁胜的睿智，不仅表现在他识世局，还表现在他学说的成就上。史传记载他著有《正天论》、《墨辩注》和《刑名》二篇等。对此，《隋书·经籍志》中均有著录。但这些著作均已佚失，或有史家认为早在永嘉之乱中便已散失了。现仅得其本传中所附的《墨辩注叙》，叙文虽仅录三段且不足300字，但却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
首先，鲁胜对名学的特征，作出精确的概括与阐解。他说：“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他认为先秦争鸣中的名学，不仅含有“正名”之义，更主要的是在研究“名辩”之义。就是说，名学内涵有两层主要义蕴，一层是逻辑性的思辩之学，他是判定是非之分、同异之别和名实之理的学问，是属于理论思维科学范围的学问；一层是实践性的应用之学，将其运用于社会认识领域中，则有助于审治乱之纪、察利害之衡和决拟似之象的方法，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的。就是说，名辩中含有正名，但正名不能取代名辩。这一观点对重视正名否定名辩方法的传统无疑是重要修正。二是鲁胜首次提出并认为以《墨辩》为“名本”的正确观点。他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鲁胜说明，墨子及其第子深论名学，尤以《经》上下、《经说》上下凡四篇，成《墨辩》，或称《辩经》，而这正是“名本”即名学的根本所在。故自西晋鲁胜始制《墨辩》之名，除《经上》、《经下》、《经学上》和《经学下》四篇外，又增《大取》《小取》，使《墨辩》以六篇成集，成为代表古代思辩思维的名学著作，至今仍受到思维科学界的认同。
鲁胜还进一步指出，古代思辩名学，虽然诸子论争中各具特色，但他们都确认作为名学共同客观原则的存在，且需要加以遵循。如他说：“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鲁胜在这段精辟的论述中含有两层深意：一是名学是言名论名的思辩之学，其学有两个来源，首先是源于“形”即客观存在着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人在对其认识中，产生了诸如坚白之辩、有无之辩、两可即肯定与否定之辩以及同异之辩等等，这是名学的主体内涵，也是名学研究的具体对象。二是名学虽为言名论名之学，是源于“形”的思辩之学，但其在同异之辩中，又源于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客观的事物矛盾中，如同异之辩，则有同异中之差别矛盾，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矛盾，从中便产生了与社会相联系之是非、吉凶、兴衰以及治乱等名学思辩，以为治世用世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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