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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到长安称帝，乃至创誉满史册的“贞观之治”，可谓初唐盛事，国泰民安；淑文贤武，人才辈出。其中，太原温氏三兄弟：温大雅、温大临、温大有，便在这一历史时期，别有建树，被时人所称道，而排行第二的温大临（字彦博），便是“三温”中之佼佼者。
温大临，生于北周建德二年（573年），字彦博。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以其字“彦博”传名天下。彦博幼好学而有涵养，思慧敏而有恒心。博涉经史笔记，尤长于谈吐机辩。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温彦博便被秦州牧看中举荐，授文林郎、直内史省，旋转通直谒者。炀帝末年，朝纲崩坏，天下大乱，彦博又被封疆大吏、号称“燕山雄健”的幽州总管罗艺所赏识，引为幽州司马。后来，罗艺见李渊定鼎长安，大势所趋，遂思归顺唐朝，彦博又竭力赞成，从中斡旋，终成此事，被擢升为幽州总管府长史。不久，被唐廷征为中书舍人，旋升迁中书侍郎，封西河郡公之爵。
武德初年，突厥侵扰北边，高祖李渊出兵拒敌，命右卫大将军张谨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温彦博为行军长史。岂知太谷一战，唐军败绩，温彦博在战乱中被突厥所俘，身置阶下。突厥统帅颉利早闻温彦博之名，知其是初唐重臣，常赞画于高祖左右，遂如获至宝，亲自审询，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欲从彦博口中探出唐军兵力分布、军备、军需及兵员等重要底细。哪知温彦博“威武不能屈”，利诱无所视，自始至终“固不肯言”。颉利心机费尽，无计可施，又深羡其忠耿之气，便把他囚押于突厥腹地，阴山之北的苦寒之所，欲慢损其志，收归麾下。然终不能遂愿。直到李世民即帝位，大唐与突厥缓解，久囚阴山的温彦博才被放回。
贞观二年（628年），被释不久，回归唐朝的温彦博，即被太宗委任御史大夫，仍兼检校中书侍郎事，专事与唐王朝相邻各国的外交事务。在外交活动中，温彦博“善于宣吐”，大展其能，颇显外交才干，深得太宗青睐。某次，太宗询及四方邻国的民情风俗，彦博“承受纶言，有若成诵，声韵高朗，响溢殿廷，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旧唐书·卷61》），饮誉于朝野。贞观四年（630年）彦博升任中书令，进赐虞国公爵，专司草拟皇帝诏诰政令，成为贞观间与王珪、房玄龄、李靖、戴胄、魏征等比肩的“一时名宦”。这一年，唐军借突厥内讧，分裂为东西两部之隙，大败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太宗召群臣，议突厥请降之事。大多朝臣以为：多年以来，突厥恃强北境，屡次侵扰大唐。时下，内讧纷起，兵败而降，并非真心归顺，宜“分其种落”，迁徙河南，散居州县，各使耕田，变其习俗，使之“化而为汉”。这样，国家既得到了增加人口、增加劳动力的好处，塞北也会因其内迁，患害自然消除，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弊。唯独温彦博不以为然，竭力反对，力陈己见。他认为：早在汉代，就已采取安置匈奴降者于五原塞下之大计。如今，突厥已降，应把他们安置在河南（今内蒙古黄河河套之南）一带的朔方之地，“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旧唐书·卷61》）他强调：如果强迫已降突厥背井离乡，就违背了其民族的民情风俗和生活习惯，“非含育之道也”。温彦博的这个“攻心为上”主张，遭到秘书监魏征的激烈反对。魏征认为突厥自古为患，难以安抚，如按部族安置，等于“心腹之疾，养兽自遗患也”，主张仍然将其置于边疆，使之“居其旧土”。温彦博则据理力争，坚持己见，驳道：“教其礼法，选其酋首，遣居怀德，何患之有？”最终，太宗采纳彦博之见，以为其不随大流，见地独到，既可做到使突厥降部无疑虑之心，又能结合实情不违背其民俗习性，宜于教化生存，遂力排众议，以德怀之，将10万余户突厥降部安置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的地区，并设置顺州、州、长州、化州都督府，任命归顺的突厥本部族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统帅其原部。还挑选降部突厥中有才能的贵族直接担任朝廷命官。太宗的这些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与深刻的影响。至此，东突厥再未形成唐王朝的对立力量，保证了后来数百年的北境和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