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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高祖刘知远

  至于刘知远,……对其评价应站在较为客观的历史角度去看,刘知远作为一个动荡时期的封建帝王,在统一北方,抵御契丹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反对石敬瑭“割地”、“称儿皇帝”,对其卑劣行径给予公开的反对,深忧“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证明其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洞察力。

    唐王朝覆灭后,藩镇混战,连年不已。拥兵自重的亡唐将领、地方官吏、豪强地主,纷纷割据一方,称孤道寡。一时间帝王迭出,国家并立,中国的历史进入“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时期。后汉,是“五代”中的第四代王朝,于后晋开运四年(947年)在太原建立,创基者正是后晋北京(今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受爵“太原王”的刘知远。

    刘知远,生于唐乾宁二年(895年),卒于后汉乾二年(948年)。先祖属西突厥沙陀部族,世居太原,是一个典型的汉化沙陀人。称帝后改名刘暠,庙号高祖。史称,刘知远出身贫寒,沉默寡言,不好嬉戏,为谋活路,青少年时期便从军为卒,效命于晋王李克用、李存勖军中,为李克用养子李嗣源部下。

    在李氏父子攻战挞伐的征战中,刘知远以作战勇谋兼有,并在战乱中拼命救护顶头上司石敬瑭而受到重用。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同光四年(926年),李嗣源在石敬瑭的怂恿下,乘后唐李存勖之死,取代帝位后,石敬瑭扶摇直上。作为石氏亲信的刘知远也平步青云,从一名步卒擢升为牙门将校。

    长兴四年(933年),后唐明宗李嗣源卒,身兼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北京留守三要职的石敬瑭,拥兵自重,觊觎帝位,生代唐自立之心。其心腹幕僚桑维翰,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遂投其所好,献媚献计:取悦于契丹,向辽主称儿臣,割燕云之地,以求其援助,则大事可成。是时,已是石敬瑭心腹大将的刘知远,对桑维翰之计大为不然,谏石氏道:“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资治通鉴·卷280》)然石氏不听。据此言可知,刘知远虽为石氏心腹,但在割地、称儿皇帝于契丹以得帝位的重大问题上,与石敬瑭迥然不同,实为远见卓识。

    清泰三年(936年)初,石敬瑭心存异志之心,引起朝廷疑忌,后唐末帝李从珂与心腹大臣薛文遇密议河东形势。薛文遇乃梗直晓达之臣,开诚布公对末帝说:“以臣观之,河东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图之。”(见《资治通鉴·卷280》)此前,石敬瑭为刺探末帝是否防犯自己,曾上奏以身体羸疾,请求解除兵权,移调他镇。今末帝闻薛文遇之言,即说:“卿言殊豁吾意,成败吾决行之。”五月,末帝颁诏,以准石氏因“羸疾”请调之奏为由,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欲将其调离军事重镇太原。岂知石氏以此调动为契机,在晋阳举起反旗,急向契丹求援,谋自立为帝。因末帝已有准备,即派大将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统率五万大军进行讨伐。

    对石敬瑭的叛唐行径,刘知远积极支持,以五千之兵守备太原,勇抵十倍于己之敌,终于等到契丹国援兵,里应外合,将张敬达所部五万精兵,围困于晋阳城南之晋安寨。后唐讨石副将杨光远见大势已去,遂杀掉统帅张敬达举部投降。在这次太原之战中,刘知远功勋卓越,石敬瑭对其青睐有加。就连契丹主耶律德光也对石氏说:“此都军甚操刺 (勇猛),无大故不可弃之。”(见《旧五代史·高祖纪》)

    石敬瑭乘大败后唐讨伐军之势,在晋阳称帝,建立后晋,移都开封,刘知远则飞黄腾达,一跃而成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典禁军。天福三年(938年),刘知远与杜重威同时被擢提为同平章事(宰相),但他自以为有佐命之功,耻与凭裙带关系、庸劣无功的杜重威比肩,拒不受命。时为后晋开国皇帝的石敬瑭,怒其居功自傲,欲罢其兵权,勒令其归田。但在众臣劝阻下,刘知远勉强受任,石敬瑭收回罢免成命,总算求得君臣和解,但至此,刘知远与石敬瑭离心离德,不再有之前的莫逆。天福五年(940年)石氏敬瑭以防范成德节度使安重荣为口实,调任刘知远为邺都留守,仍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将刘知远排挤出京师。次年,又改任其为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免除其禁军统帅之职,改以杜重威任之。刘知远见状,深知石氏已不再信任自己,更加愤郁不平,遂萌生异志,利用太原天高皇帝远之隙,积极积蓄力量,一为以防不测,二为俟机而动。石晋为自己埋下了灭亡的种根。

    天福七年(942年)六月,石敬瑭一命呜乎,其子石重贵登基称帝,他深恐刘知远效仿父亲石敬瑭,拥兵自重,故技重演,废黜自己,遂封刘知远为“北平王”,令其抵御契丹,欲以契丹之兵,消损刘知远实力。岂知刘知远一心要称霸河东,以图帝业,对石重贵之命置若罔闻。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契丹大举南侵,身为幽州道行营招讨使的后晋重臣刘知远,按兵不动,保聚河东,坐观成败。开运二年(945年)春,后晋与契丹激战阳城,刘知远不发一兵一卒援救,却收溃兵散卒,充实自己。“由是河东富强名冠诸镇,步骑逾五万余众。”开运三年(946年),契丹主耶律德光集全国兵力亲率南下,饮马黄河,攻入后晋国都开封,石重贵投降,后晋灭亡。刘知远却坐视不救,并于第二年在太原登基称帝,建立自己的王朝,因其姓刘,遂以汉为国号,延用后晋“天福”年号,以笼络民心。史称后汉。待契丹在中原烧杀抢掠引起各地军民的反抗,仓猝北归时,刘知远却借机诏令天下:禁止为契丹捐钱帛;慰劳各地抗辽兵民;处死诸道契丹人等等,坐收抗契丹之功。当各地军民将士逐杀契丹,上表归附时,他就全部给以任命,封官授爵,并移兵南下,迁都开封,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得到了天下。可惜好景不长,称帝仅年余,便“驾崩”于开封,时年54岁。

    对于刘知远,历代史学家多有评论,且鞭笞者居多。诸如“乘虚而取神器,因乱而有帝图”;“无复君臣之义,而幸祸以为利”。这些评论虽有一定道理,然而,均以封建正统为其准绳,往往缺乏历史的客观性。客观来看,自隋唐五代以来,哪一个拥有军事实力的藩镇、军阀,没有图帝业之心?后梁朱温如是,后唐李存勖如是,后晋石敬瑭更不惜“割地”、“称儿”,可耻地登临帝位。至于刘知远,生逢乱世,拥有重兵,先后参与李嗣源、石敬瑭自立谋篡之举,个中奥妙,耳濡目染,早得真传。时机不成熟时,尚能匿谋于心中,一旦时机成熟,必然取而代之,本无什么“君臣之义”、“不暇崇仁”之说。对其评价应站在较为客观的历史角度去看,刘知远作为一个动荡时期的封建帝王,在统一北方,抵御契丹方面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尤其是反对石敬瑭“割地”、“称儿皇帝”,对其卑劣行径给予公开的反对,深忧“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证明其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洞察力。

本文来源:太原日报,本文作者:王继祖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10-0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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