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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第三位皇帝、第四位执政者刘恒，以“仁孝宽厚”、节俭朴质、为政清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帝王之楷模。中国古代史上有西周的“成康之治”，西汉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彪炳史册。所谓“文景之治”就是由文帝刘恒及其子景帝刘启共同创造的。分析这历史上的三个天下大治的年代，均出自天下大乱之后，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之初的前二、三代君主执政期。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时物发展的必然：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综观这三个天下大治的时代，三个王朝兴盛的端起，便有两个王朝（也可说三个王朝）：西汉“文景朝”，李唐“贞观朝”，三个皇：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唐太宗李世民，与太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他们都曾在太原为王、从太原起事、长期生长于太原。这是巧合？还是什么？
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史称“中子”。生于高祖五年（前202），卒于后元七年
（前157）。高祖十一年
（前196）七岁的刘恒被封为代王，授藩太原。依汉制，诸侯王国，有建制、有纪年、有相臣辅佐，实施世袭制，对中央王朝有相对的独立性，是藩篱中央的支撑。
代王刘恒之母薄姬，史称薄太后，本是楚汉相争时魏王豹的侍姬。韩信井陉背水之战后，魏王豹败亡，薄姬沦为汉王（时刘邦尚未称帝，为汉王）织奴。刘邦“偶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入后宫。”（见《汉书·孝文本纪》）史称：“汉王四年欲幸
（薄姬）之，（薄姬）对曰：‘昨夜梦，龙据妾胸。’上曰：‘是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幸，有身，岁中生文帝。”但薄氏并非刘邦宠姬，所以未遭到吕后的忌恨。
刘恒为代王时，年仅七岁，加之其母非帝之所宠，遂与儿子一同来到代国。西汉代地，地处北陲，是汉王朝与匈奴作战的主战场。身为代王的刘恒时时须防两个方面的挤压，一是来自于朝廷的监控，二是来自于敌国的侵扰。为保护自己免于遭受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窘境，刘恒母子低调处理自身的一切，与国中相臣和睦相处，身居俭朴，时时处处以国事为重，绝无骄横奢侈之行。晋阳古陶唐之俭朴遗风，晋赵文化开拓创新的传统，太原士民豪侠爽直的民俗，无一不时时影响着正在长身体、长知识、长才干的代王刘恒。刘恒亦在母亲的教诲、相臣的辅佐下，发展生产，兴盛文教，使百姓安居乐业，使朝廷无忌放心。
逮刘邦驾崩，国事操纵于吕后之手，惠帝刘盈懦弱无能，刘氏诸王和有功大臣，成为吕后把持朝政、打击异己的首当其冲者。于是，杀戮骤增，腥风多起，吕氏一族不可一世，汉室刘氏诸王、功臣等终日惶惶。代王刘恒为躲避吕氏倾轧，从国都晋阳徙居中都小县，韬光养诲，以弱示弱。吕后七年
（前182），在连连鸩杀赵王刘如意，“幽闭”赵王刘友，逼迫赵王刘恢自杀之后，又“使使告代王，欲徙赵王。”三位赵王或惨死于吕后之手，或终生被“幽闭”，赵王之位、赵国之地，成为汉初不祥的凶示符号。对吕后的所谓关照，年值23岁的刘恒，早已成熟练达，颇有城府，他不卑不亢，婉言谢绝，回禀吕后：“愿守代也。”对此事，《史记》、《汉书》、仅简记如此，别无注家另说。但《史记会注考证》一书却说：“父王不敢徙赵，使有畏吕后而自远”结果被太尉周勃轻而易举地平息。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能一日无君。在拥立谁为新国君问题上诸大臣出现分歧。《史记·吕后本纪》载：“诸大臣相与阴谋（不是贬意，意为私下商量）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嫡子为齐王，推本而言，高帝嫡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之识。”意思是，当时作为代王的刘恒，之所以不去做赵王，是因为他深知吕后之残忍，是有意远离吕后的远见卓识。
按理，汉之赵国，疆域大于代国，所处环境优于代国，对国家的影响重于代国，是刘氏诸王都企盼得到的地方。但是，此国颇受国家关注，所以一代一代的赵王，有善终者极少。刘恒不徙赵国之地，不争为赵王之尊，远比其它刘氏之裔，深谋远虑。他已有乃图自保、不作投火之蛾、远离危险的防危杜渐之能。
也就是在刘恒婉拒：“赵王”之徙的同一年七月，吕后死，诸吕自知吕后之行背高祖所约，恐为大臣诸侯所诛，遂密谋叛乱，“代王方今高帝见子
（尚在世的儿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诸吕诛灭，少帝被诛在情理之中。”经过对刘氏诸王的比较、分析，不仅排除了梁王、淮阳王、常山王，而且也排除了吕后所立的少帝，理由只有两条：这些刘氏诸王本人不孝惠，母亲族系恶。只有代王刘恒“是高祖刘邦活着的儿子们中年龄最长者，以仁孝宽厚闻名，而且母亲家族也属谨良之辈。”于是，最终决定迎立代王为帝。
刘恒以代王之位，得皇帝之尊，客观地讲，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而促成的必然结果。终其原因，首先是刘恒久居代地，谨慎从事，从不介入朝廷事务，所以能够躲过吕后执政时期对刘氏诸王的杀戮；其次是刘恒母子以弱示弱，韬光养诲，塑造了“仁孝宽厚”的良好形象，博得朝廷和代地的共识；第三刘恒个人的政治素养、政治行为和在代为政17年的成功历练。这些客观上迎合了周勃等汉初功臣诛诸吕之后，选择新帝保全自身的政治需求。
刘恒为代王17年，17年的治代生涯，使他懂得了发展经济是稳定社会的最根本因素，所以他临帝位后，即修正汉初扶农抑商为农商并重的国策，以为农交田赋，商交税赋本没有什么本未之分，大大地发展了经济。代国地处北陲，与匈奴接址，加强军事建设是刘恒汉代的深刻感受，因此他为帝后，不断加强军备，尤其是在改善戍边将士的供给和扩大边将权利方面大为加强，实施“军功奖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的松宽政策，使边将安于效命。休生养息，一直是汉初基本国策，刘恒为帝后，进一步轻徭薄赋，实施治代的养民养赋政策，使汉王朝的综合国力日渐增强。
作为“文景之治”的首创者，刘恒的历史功绩，尽载史册，因超出本传的时间上限，不再赘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