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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封建史上的明清交接之际，地处山西腹里的太原府阳曲县
（今阳曲县、尖草坪区），养育出一位性耿骨傲、多才博艺、有思想、重气节的杰出人物。他的事迹生平，鲜见于“国史”，甚至连专门记载地方历史的县志、府志，也是数语寥寥，篇短幅少。然而，他的声誉与影响，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受人民群众拥戴；他的传说与故事，不胫而走，饮誉三晋大地，大河南北，彪炳于后。他就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大家、著名学者傅山——傅青主。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字青竹，后改青主，别号颇多，诸如公它、公之它、朱衣道人、石道人、啬庐、侨黄、侨松等等，不一而足。其先祖世居大同。六世祖傅天锡为临泉王府教授时，举家徙忻州。曾祖傅朝宣为宁化王府仪宾，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寓居太原阳曲。逮其祖父傅霖，登科举仕，名在二甲；为官廉正，宦名鹊起；尚义敦仁，享誉晋省；并其两位叔祖，号称“三凤”，举家占籍阳曲。
傅山，世出书香官宦之家，家学渊源。先祖连续七八代，有治诸子或《春秋》、《左传》、《汉书》，卓然成家者。其父傅子谟，虽终生不仕，却精于治学。傅山在父亲严格的教诲下，在家风的熏陶下，刻苦勤学，博闻强记，读书数遍，即能背诵。15岁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20岁试高等廪饩
（受国俸给的生员）。后就读于“三立书院”，受到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的教导与赏识。
袁继咸是明末海内咸知的“鲠直之臣”，提学山西时，以“立法严而用意宽”的精神宗旨，整顿三立书院学风，培养选拔人才。他极重于文章、气节的教育，对傅山影响颇深。傅山亦以学业精湛、品性淳直而得意于袁氏门下。袁继咸曾在朝为兵部侍郎，因敢于直言，忠于职守，得罪权贵魏忠贤余党，被谪为山西提学佥事。崇祯九年（1636年）魏忠贤余孽山西巡按御史张孙振，捏造罪名，诬告袁继咸，陷袁于京师狱中，在袁继咸被“逮京勘问”时，傅山为老师鸣不平，步行陪袁赴京，与薛宗周等联络生员百余名，联名上疏，为袁诉冤。在天子脚下，傅山领导众生员与山西籍在京学者，四处张贴印发揭帖，申明真相，两次当堂对簿作证，经过七八个月的努力，方使冤案大白天下，袁氏得以昭雪，官复武昌道。佞臣张孙振偷鸡失米，以害人开始，害己告终，获诬陷之罪，受到“谪戍”的严惩。
这次斗争的胜利，震动全国，傅山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得到了崇高的荣誉和多方赞扬，名扬京师乃至全国。
袁案得雪后，傅山返回山西。数月的京师奔波，使傅山洞晓官场黑暗、政治腐败，崇祯中兴无望，大明颓势难挽。遂无意仕途，寻城西北一所寺庙，辟为书斋，悉心博极群书，除经史子集外，甚至连佛经、道经都精心览读，拓展和掌握了丰富渊博的知识。崇祯十六年（1643年），傅山经过数年苦读、感悟，学业大进，受聘为三立书院讲学。这时的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打击下，风雨飘摇，朝不虑夕。傅山在三立书院时日不长，李自成在关中建立大顺，挥师东进，一路摧枯拉朽，官军望风而降。山西省太原府，犹如秋风中的寒蝉。傅山便在此时辞去三立书院讲学，奉侍老母离开故乡太原，辗转于平定嘉山一带。未几，大顺军、清军先后攻占北京，明亡。傅山闻讯大恸，写下了“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的悲痛诗句。为表示对清廷剃发的反抗，他拜寿阳五峰山道士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喻朱姓之衣，潜含对亡明之怀念；“石道”者，示如石之坚，意决不向清廷屈服。可见，傅山出家为道，并非出自本心，而是藉此作为自己忠君爱国，抗清复明的寄托和掩护。
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之初，全国抗清之潮颇高。傅山虽对前明王朝的腐败有切肤之见，但仍渴望南明小朝廷日益强大，能够驱逐清军匡复明室。所以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在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岂知，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河南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先是一言不发，坚守机密。继而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后，遂忌恨于心，诬陷报复。关于举事之密，绝无一字交待。一年之后，清廷不得傅山口供，遂以“傅山的确（属）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开释。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1657～1659年），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反清无望时，遂回到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自谓侨公，那些“黄侨”、“松侨”、“侨黄”的别号就得之于此后。寓明亡之后，自己已是无国无家之人，只是到处做客、侨居罢了，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痛苦心情的真实写照。康熙二年（1663年），曾经参加南明政权的昆山顾炎武，寻访天下英雄豪杰，慕名来太原找到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同志，自此过从甚密。有传，他们曾商定组织票号，作为反清的经济来源。此期间前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筠，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反清起义的领袖人物阎尔梅，就来到太原，数次与傅山会晤，并与傅结为“岁寒之盟”。
从清廷入关到康熙登基，清王朝日益巩固，但偏偏在康熙临帝位不久，亟待进一步加强的清政权又经历了一场风雨。康熙十一年（1672年），二臣云南王吴三桂另起炉灶，叛清、建周。当此之时，为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一边加强讨伐，陈兵平叛，连挫云南吴三桂周军；一边对汉族士大夫大摇羽毛扇，实施招抚怀柔。康熙十七年（1678年）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举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这在科举时代是对读书人最高的优待。朝官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按诏命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科”试。哪知傅山视之如草芥，称病推辞，盖不应允。阳曲县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连吃“闭门羹”，无奈之余，强行将傅山抬上坐轿送往北京。到得天子脚下，鲠直之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拒绝考试。当朝辅臣（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为完成“钦命”，亲往傅山下榻处，多次探望诱劝，礼遇至为隆重。决不受招的傅山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一言不发，置若罔闻。康熙帝闻讯，大开皇恩，特准傅山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岂知以病拒试的傅山仍不叩头谢恩。面对傅山如此举动，康熙帝并不恼怒，进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从诏令中可以看到，康熙不说傅山因病不试，而是“念其年迈”，乃深知其称病不试，拒绝授职，是对清廷的抗拒，但仍然不愠不怒，宽以待之。如此之举，可见一代明君心胸之阔，韬略之高。
傅山由京返并后，省城太原诸阶官员闻讯皆前往拜望、祝贺，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则低头不语，闭目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在傅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匾额，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令人吁然。此后之傅山，依然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冰炭，与官员形水火，表现出他“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在学术和学术思想上，傅山的学问文章，都追踪当时的进步思潮，尤其是前半生明王朝未亡时，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进步倾向。他极不重视当时学者重理学的时尚，而赞扬具有革新精神，被明朝统治者视作洪水猛兽的李贽学术思想和刘辰翁、杨慎、钟星等节高和寡之士的学风和文风。对明末的政治腐败、官场龌龊，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王朝灭亡，清廷入主中原后，他又一反清初一般学者以“经学”为中心的研究范畴，独辟研究“子学”的途径，冲破宋明以来重理的羁绊，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清之后研治诸子的开山鼻祖。其知识领域之广，其学术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难寻其右者。至于傅山的诗赋则是继承了屈原、杜甫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出诗文应该“生于气节”的主张，强调以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为衡量优劣的标准。傅山一生著述颇丰。可惜所著宏论，大多散失，仅存书名和篇名，留存于世者仅《霜红龛集》和《两汉人名韵》两部。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学者搜寻其散失，钩沉其要诣，汇集为《傅山全书》七集并补遗一集，诚一大幸事也。
在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书法界认为，傅山书出颜真卿，个中流溢着凛然正气。他所倡导的学书之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见解独到，颇有其塑人、察人、做人之风。傅山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之山水、花卉，尤其是梅、兰、竹等，均精妙，膺入“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所遗世的书画，均渗透其品格的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和民本思想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和由衷青睐。
在医学上，傅山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的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都有很高的见地，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者。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和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和胡药，正经者不能治。”
傅山，作为中国明末清初之际的思想家、著名学者，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知识分子，一生中处处表现出他奋勇不屈、坚韧不拔、勤学不辍、当仁不让的气概和精神。与同一时代的大家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完全可同日而语。在民族危亡之时，顾炎武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傅山有“兴亡着意拼”之行；在钻研志学上，王夫之有“六经责我”开生面之论，傅山则对传统文化的百家之学“开创新风”；在破除封建，启创民主思想方面，黄宗羲先声夺人，而傅山则敢于痛斥“独夫”，提出“不事王侯”，“不事之，正平等耳”的宏论。用儒家亚圣孟轲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标准去衡量傅山，傅山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可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而为。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数千年传统文化与传统思想作梗，傅山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或多或少地夹杂着浓郁的封建正统思想；傅山的民族主义还或浓或淡地印着大汉族主义的色彩。这是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遁形于外。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一代宗师傅山在此意外的打击下，悲痛异常，不久与世长辞，时年77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