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雄
（前57——公元14），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扬雄一生经历了西汉末年的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和新朝的王莽几个皇帝，既是有影响的政治家，又是成就卓著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他为人简佚，不看重富贵，一直没有做成大官，但他却尽情地发挥了自己的哲学和文学才能，成为一代名士。他在山西东南部，当时称为河东地区的游历，以及所作的
《河东赋》，为山西历史文化增色不少。
扬雄的先祖叫周伯侨，食采邑于晋国的扬地（今山西洪洞境内），他的后人便以扬为姓。扬地本是周朝初年的姬姓扬国，后来被晋国兼并。到晋国后期，异姓卿大夫形成的大家族互相倾轧，扬氏家族力量有限，担心被消灭，就远远地逃避到了楚地巫山（今四川巫山）安家落户。楚汉相争之际，为躲避战乱，扬氏家族又溯长江而上，移居到了四川巴江州。汉武帝元鼎年间，又一次避仇外迁，沿长江而西，住在岷山一带。从此之后，扬氏一族就以农桑为业，直到扬雄。
扬雄不喜欢钻研儒家的经典，而是更着意于博览群书。成年之后的扬雄为人简易佚荡，不拘小节。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谈，于是沉静于默而深思，著书立说。扬雄一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尽管家产很少，也没有像样的积蓄，但却毫不在意，如果不合己意，任何富贵之人他都不愿意去结交。
扬雄尤其喜好辞赋，并深受蜀地同乡司马相如的影响。汉赋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屈原之赋，而屈原辞赋中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扬雄的辞赋精神。西汉后期，汉成帝恢复祭祀甘泉和河东后土祠，有人向汉成帝推荐扬雄，说他的辞赋与司马相如有相似之处，而司马相如在世时，就以为汉武帝作赋而知名。此时，汉成帝也想效仿武帝的做法，要求扬雄以作赋的形式记载他的政治举措。于是，就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前29）正月，扬雄写下了《甘泉赋》。甘泉本来是秦朝的离宫，汉武帝时用以祭天，大加扩建，但到汉成帝时，由于多年失修，已逞凋弊之状。扬雄看出成帝有重新修缮之意，而一旦动工，必然严重地耗费民力，所以，在他的《甘泉赋》中，表面上是极言甘泉当年的豪华，并把甘泉与天宫作比，实际上是讽谏此类工程的奢糜。幸亏汉成帝也看出了《甘泉赋》的用意，并接受了扬雄的讽谏。
同年三月，汉成帝又决定祭祀河东后土祠，并率领群臣横渡黄河，到达汾阴
（今山西万荣）。祭祀后土祠之后，大队人马又浩浩荡荡地巡游介山，然后绕道安邑（今山西夏县），到达龙门（今山西河津），游览这里的盐池。随后，成帝君臣又登上了传说中舜帝耕田的历山（在今山西蒲州），意欲追怀唐虞之风、殷周之迹。言下之意，也想把当时的政治与上古治世相提并论。可是，在扬雄看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也就是说，治理好当前的政治更胜于缅怀古人的事迹。于是，扬雄欣然命笔，写下了流芳后世的《河东赋》，用以劝谏汉成帝，希望在追观先代遗迹的同时，自兴至治，以实现上古帝皇的政治成就。
汉赋深受屈赋的影响，即使是记述事件的作品，也是以用辞工整、堆砌辞藻为其主要特色，扬雄之赋也不能例外。
扬雄撰写的
《河东赋》，表面上是记叙汉成帝祭祀后土祠、游历河东的规模宏大的出行，并且把这样的出行与五帝三皇的丰功伟业相联系，但真实的用意是让现实中的帝王反躬自问：有与三皇五帝攀比的心，有没有与五帝三皇一样的行？当真是表现了一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此后，顺着《河东赋》的思路，扬雄又写下了《校猎赋》和《长杨赋》，还是劝谏帝王收敛其奢靡之心，更多地关注时政和民生。
可是，这样委婉的劝喻，对于末世无能之主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汉书》的作者班固已经认识到，虽然扬雄作赋的目的是讽谏帝王，但是，因为这类作品辞藻过分靡丽，却容易让读者沉溺于其中，最终会使庸碌之人意识不到它的真正写作意图，以至于根本无法改变人的行为。比如说，汉武帝喜好神仙，当时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就写下了《大人赋》，也是想起到讽谏的目的，可是呢，武帝读后，反而产生了飘飘欲仙之意。更不用说汉成帝和汉哀帝这样的平庸之主了。所以，班固的结论是：“赋劝而不止，明矣。”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班固的观点又未免有些消极。扬雄死后，当时的著名学者桓谭认为，包括
《河东赋》在内的扬雄的文学作品和他的《太玄》、《法言》这样的哲学著作，必然会流传后世。理由是，一般的凡夫俗子，都是轻视眼前的而看重遥远的。眼前的扬雄貌不惊人，无权无势，所以他的作品不为时人所重视。但是，扬雄的作品却是
“文义至深”，完全可以超越诸子百家之论，到了合适的时代，一定会受到明君贤人的赏识，成为传世之作，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桓谭的远见卓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