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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武帝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了西汉的巅峰时期，加之汉武帝本人不甘为人下的性格，势必要出现一个在各个方面都要有所建树的局面。汉武帝执著地祭祀河东后土祠，就是这种建树的一个缩影。
汉代建都长安，与河东郡只有一河之隔。汉文帝说河东是其“股肱之郡”，这个“股肱”，不仅有地理上的原因，更有经济上的原因。河东自古就是农业发达之地，又是天下盐铁的主产区之一，有效控制河东，维护河东的安宁，是汉代的国策之一。特别是汉武帝，他一心想着开拓北方，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就更需要河东的经济支持。控制河东有种种方式，在汉武帝这里，与他的迷信活动相一致，利用祭祀后土，不断地出入河东，也不失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总之，汉武帝不断奔赴河东祭祀后土，既有个人的喜好，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更有政治经济的关注，真不失为“三全齐美”的治国上策。
汉武帝元鼎元年
（前116年）的夏季六月中旬，汾阴当地一个名叫锦的神巫，在民间的一次迷信活动中，从地下挖出一个大鼎，大鼎有文饰，但没有文字。人们觉得很奇怪，就报告了当地官吏，地方官又报告给了河东太守。地方官和河东太守大概对汉文帝时新垣平所说的此地有周鼎的说法也知道一些，于是又上报给了朝廷。汉武帝吸取了汉文帝的教训，先派人校验这个大鼎的真假，而校验的结论说是真的。其实，汾阴地方有周鼎的说法纯属新垣平所编造，巫锦所得大鼎，恐怕也是人造之物。周代的人们铸鼎，都是为了纪念某人或某事，没有文字怎么能够起
到纪念的作用呢？然而，此时的汉武帝正沉溺于迷信活动之中，好不容易发现了大鼎，谁敢说不是真的呢？就这样，大鼎被当作至宝一样地迎接到了都城的甘泉宫，接受了汉武帝的祭祀，汉武帝还为这件大事专门写了一首
《宝鼎歌》。歌中写道：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
象载昭庭，日亲以察。
参侔开阖，爰推本纪。
汾藌出鼎，皇祜元始。
五音六律，依韦飨昭。
杂变并会，雅声远姚。
为了配合自己热衷的迷信活动，汉武帝曾作《郊祀歌》19首，上引《宝鼎歌》（《汉书》称《景星》）是其中的一首。这些诗歌由于主题单一，内容有限，又受当时浮夸作赋的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一般都是华丽辞藻的堆砌，很难成为像样的文学作品。这首《宝鼎歌》的大意，无非是说宝鼎的获得，兆示了天下的祥瑞。
据记载，获“宝鼎”更加剧了汉武帝的迷信活动，甚至各地官员都诈称有神迹出现，以迎合汉武帝的口味。自此之后，在祭祀五和泰山的同时，祭祀河东汾阴的后土祠，也成为了汉武帝亲自主持的一项重要的祭礼活动。据明确记载，自元鼎四年首次祭祀后土祠之后，汉武帝多次亲自到后土祠祭祀。按照定制，后土祠本是三年一祭，但对皇帝本人来说，这种规定基本上是无效的。汉武帝祭祀后土祠，有时是路过河东，有时是专门前往，都是视他的方便而定。根据《西京杂记》（卷五）的记述：“汉朝舆驾甘泉汾阴，备千乘万骑，大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名为大驾。”各级各地官员，车驾人员不计其数，规模之大，耗费之多，令人瞪目。
汉武帝多次祭祀后土祠，证明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极度重视。与那个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因为是帝王的活动，自然会有一些相关的神秘事件发生。这些神秘事件，或者是当时人们的夸张，或者是后人的附会，总之，在今天看来，其可信度是可以大打折扣的。在元封五年（前106年）春的祭祀活动中，汉武帝自称在后土祠见到了灵光，一夜出现了三次。为纪念类似神迹和灵验，汾阴和汾阴周围地区的人还经常会受到赏赐，某些罪行还能得到赦免。另一方面，汉武帝对后土祠的祭祀也促发了西汉各代帝王祭祀后土祠的热情，根据《汉书》记载，祭祀河东后土祠，汉宣帝有3次、汉元帝也是3次、汉成帝则有6次、汉哀帝也有1次，足见后土祠在西汉政治中的重要性。到后世，虽然只有唐玄宗和宋真宗祭祀过后土祠，但后土祠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地位却不容忽视。汉朝之后，有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后土祠。在王朝的都城，后土祠则逐渐演变为地坛之类的祭祀土地神之地。
跟汉武帝祭祀后土祠有关的，还有据说是汉武帝所作的《秋风辞》和后人所建的“秋风楼”。《秋风辞》不见于元代之前的典籍记载，人们只是口口相传，到元代时才出现在后土祠中的一块石碑上。当时，人们还专门为这块石碑建了一个亭子，称为“秋风亭”，到明朝时扩建为“秋风楼”。
《秋风辞》曰：
秋风起兮白云飞，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
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
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zhào）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一般认为，这首《秋风辞》作于汉武帝晚年。深秋之际，汉武帝又来祭祀后土，在渡过汾河的船中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歌。歌中所表达的，并不是帝王的豪气，而完全是普通人的情愫，更有沉淀的伤感。不过，由于这首诗歌缺乏可靠的出处，人们对它也提出了不少疑点。首先，与《宝鼎歌》之类的诗歌相比，这首《秋风辞》用辞相当平易。其次，对于它的内容，人们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佳人”所指为谁？“奈老何”究竟是慨叹人生还是奋发有为，等等，都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