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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约定的时间已过，记者起身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王韧告辞。“看日程安排，您最近会去太原……”这句无意的一问让王韧顿了一下。他的视线从眼前的笔记本上移开，转望窗外，说：“喔！我准备回趟太原老家，去给父母扫墓。又要远行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子女远行之前一定要去和父母告别。我2007年7月23日正式到CGIAR上任，没来得及回家乡。现在去也算是完成这个心愿。”
王韧
王韧1955年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曾就读于山西农业大学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植物保护学士学位和生物防治学硕士学位。1985年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获昆虫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95年被任命为农科院副院长。2000年任国际水稻研究所副所长。2007年成为新一届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秘书长，这也是中国人首次问鼎CGIAR最高职位。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
CGIAR作为一个国际性、公益性的农业科研机构，被业内形象地称为“世界农业科学院”。这缘于它麾下的15个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以及来自全世界的8500多名雇员，并在120多个国家开展农业研究项目。
2007年，该组织首次在中国召开年会，这次的秘书长是中国面孔。
生在山西
人生旅程中垫底的那碗酒
“认真处事、诚实待人”是王韧竞聘CGIAR秘书长演讲的结尾句，也是王韧的人生理念。早年在山西的生活，对王韧人生理念的形成影响不小。
“还是山西人能吃苦，认准就干，比较实在的性格影响我较多。”生长在山西的王韧说：“中学毕业以后在山西临汾插队当农民，对农业的了解，对农村和农民的感情也正是从那里开始。”让他同样忘不了的，还有山西长治的山里生活：“那时我上中学，周末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帮老父亲把水缸挑满。山里的井都是几十丈深……”王韧一边比划着，一边说着山西的故事。
1979年，王韧考上了中国农科院研究生；1982年，成为中国农科院第一批留美博士；2000年，加盟国际水稻研究所……离家乡越来越远，但乡土情却依然未变。有媒体这么形容山西的经历对王韧的影响——“它成了王韧人生旅程中垫底的那碗酒。”
当王韧告别工作了7年的设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时候，有外国媒体采访王韧说：“从山西到菲律宾，是一段很长的路。30年的旅程中，王韧一直为让世界更美丽而努力，他做到了！”
美国“发家”
借“昆虫”打出名声
提起现年53岁的王韧，了解他的人都说，他很国际化——1979年从山西考取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生，后赴美留学，获得弗吉尼亚综合理工大学博士学位；1985年回国后，填补了国内杂草生物防治的研究空白；1992年当选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副所长……在参选CGIAR组织秘书长之前，王韧曾在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任上干了5年。农科院许多和王韧共事的人，对他的工作作风和能力都十分赞许。谈起王韧的“发家史”，大家提得最多的，就是1992年那次国际昆虫学大会。
1988年，国际昆虫学大会宣布中国为下届大会的主办国。但1989年，美国昆虫协会的很多会员联名发难，要求抵制在中国召开大会。重压之下，中国昆虫学会派国际昆虫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张芝利、中国昆虫学会副秘书长张中年和王韧等3人，于1989年底出席美国昆虫协会年会，在会场内外与上百名美国同行谈话，耐心地做工作。王韧还代表中国组委会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一干美国专家最终硬是被他们说服了，一致同意支持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回国前，他们甚至还从澳大利亚争取到了1万多美元的赞助。
1992年6月，第19届国际昆虫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展中心如期召开。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亲自指挥大会的后勤和安保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代表中国政府致开幕词。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那天，115辆大巴满载着3000多名与会代表，浩浩荡荡地从亚运村开往天安门广场，先遣车辆快到人民大会堂时，最后一辆车才刚刚出发。“壮观！解气啊！”回想那一刻，王韧到现在仍很激动，黝黑的脸上透着红光。
英国历练
“毛遂自荐”远渡重洋
昆虫学大会的成功举办，使王韧在国际同行中打响了名声，他在农科院的位置也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一时间，若干个课题和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王韧说，担子重，说明自己还有用；但地位的提升反而让他“迷茫”起来——“回国7年，我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是增强了，但感觉在学术上找不到提升的突破口。我急需一个机会，让自己回回炉！”1992年秋，位于伦敦的国际生物防治研究所所长瓦格博士从英国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说自己正在物色一名副所长，希望王韧在中国推荐一位候选人。“推荐谁呢？做这个工作，科研能力肯定要过关，语言还不能拖后腿，相关的国际经验更是必要。”王韧思前想后，最后发现自己倒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在回复的邮件中敲了几个字：“你看我行吗？”
两个月后，“毛遂自荐”有了结果：经过一连串严格的考察与面试，王韧被录用了。
虽然如愿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但王韧的心头却无法轻松——“导师那边，还不知怎么开口呢。我的导师是邱士邦，著名的中科院院士。以我对邱老的了解，他肯定不同意我走。”
眼瞅着上任期限就要到了，王韧只好硬着头皮，敲开了邱士邦家的大门。“我哼哼唧唧刚把话说完，邱先生的脸色就变了，屋里的气氛就这样凝结了几分钟。他转身走向自己的卧室，说有点累了，让我先回去。可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邱先生都没有上班。”王韧在讲述这段往事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后来，还是邱士邦主动来找王韧：“那天你还没说完，我就觉得脑子‘嗡’地一下，后来医生说是左眼的毛细血管爆裂。哎，王韧啊，我们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你走了，谁来做呢！”
望着恩师的疲态和伤心，王韧强打起笑脸向导师保证：“我只希望能再锻炼锻炼自己，但肯定还会回来的！”说这话时，连他自己都没想到，“回来”的诺言那么快便要兑现。
报效祖国
农业部长邀其回国工作
到英国一年多，王韧慢慢喜欢上了这个新的环境。用心工作之余，买房、买车，将妻儿接过去同住……他憧憬着美好的生活。
此时，远隔重洋的中国，农业部换了一位部长——刘江。上任之初，新部长到农科院蹲点，时间一长，“王韧”这个名字被听进了耳朵：“这么难得的人才，我们自己不用，可惜了！”于是，刘江托人给远在英国的王韧捎话，希望他回国。
一边是刚刚安顿好的新家，一边是新任部长的盛情邀请，王韧一时有些左右为难。为了试探部长的诚意，他拨通了农业部人事司司长白志健的电话：“我想与部长面谈，希望部里能解决回来的路费。”电话那头，白志健爽快地答应了。
1994年11月，就在王韧39岁生日前夕，他坐到了刘江部长的面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农业科研的主力，农科院需要你这样充分了解国际农业发展及合作规则的人才。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回来，出任主管农科院科研和国际合作的副院长。”两个小时的促膝长谈、部长的情真意切，让王韧彻底打消了心中的疑虑，他当即拍了胸脯：“我回去就提出辞职，找一个接替我的人，然后立即回来！”
没过多久，王韧带着妻儿，回到了农科院的大院里。
那个时候，王韧也许不会想到，12年后，他又要到国外去任职——一个背负中国和很多亚非国家重托的崭新职务。
新官上任
听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时间回到2007年3月，在CGIAR总部，王韧登上演讲台：“CGIAR就像是一个航天飞机系统，科学委员会和总主任好比是宇航员；各成员国则是燃料箱助推器；下属的15个研究中心就是航天飞机，是完成任务的主体；而秘书处及其他指导委员会就是地面控制系统……”这个比喻不仅在之后广为流传，更使王韧赢得了竞争。
王韧上任，大家关注的不仅仅是他“CGIAR首位华人秘书长”的头衔，更多的是寄予对他上任后工作的希望。有媒体如此评价：“王韧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农业科学技术议程制定进入新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对此，王韧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做了国际农业组织的领导，象征性的作用更多一些，因为真正的决策权不是在我一个人，但我可以把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带到CGIAR中来。”
CGIAR目前有64个成员国，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各个捐助国都有自己的优先领域和主要议程，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协调？这对新上任的王韧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考验。“协调起来很难，比如欧洲和美国，它们的优先领域就不同。你需要找到结合点、相通点，在这一过程中，熟悉国际上议事和决策的程序很重要。”王韧表示。
在CGIAR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王韧今后的工作目标之一。“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得在会上吭气，得有声音。”此次年会，虽然时间紧，但他还是特别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举办了一个招待会。“组织这么一个非正式的交流，以往没有过；希望以后开年会，都能有这么一个招待会，能多听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王韧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