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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山西籍的副总理有五个，分别是薄一波、徐向前、华国锋（后来曾任总理）、陈永贵和纪登奎。
纪登奎原名籍登奎，是山西省武乡县松庄村人。1937年参加牺盟会，193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晋东青救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救会主席，1940年任中共鲁西区党委青救会总会组织部长，1942年任中共冀鲁豫二地委抗联分会组织部长、副主任，1943年任中共冀鲁豫一地委委员兼民运部长。从1946年起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科科长，冀鲁豫区党委党校组教科科长，1948年任豫西区党委工作团书记兼鲁山县委书记。1949年后，任河南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54年任洛阳矿山机械厂党委书记兼厂长，1959年任洛阳地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委员。1963年后任河南省委常务委员、候补书记兼秘书长，并兼商丘地委第一书记。1968年后，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纪登奎从一个基层领导干部，一步步进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固然要靠自己勤奋努力，并做出了突出成绩，但更主要的是他有机会与毛泽东相遇，从相识到相知，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在“文革”特定时期，毛泽东的一句话，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纪登奎在“文革”以前就与毛泽东相识，并得到毛泽东信任，所以他能从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很快发展成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直至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纪登奎出生于1923年，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算起来，毛泽东年长纪登奎30岁。也就是说，纪登奎还没有出生，毛泽东就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两三年了。
严格地说，无论是从年龄上还是从资历上，毛泽东与纪登奎都称得上是中国的两代人。但毛泽东却把纪登奎称作“老朋友”，这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的器重程度。
在全国党代会上，作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介绍自己“老朋友”的只有一次，那就是九大全体会议上，把时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的纪登奎作为“老朋友”向全体代表介绍。
纪登奎何以受到如此厚遇呢？有人说，是因为纪登奎有才，很能干，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也有的说，纪登奎作为党的地方领导干部，对基层和老百姓的情况非常了解，毛泽东几次同他谈话，问到基层和老百姓的情况，他都对答如流。毛泽东非常满意。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毛泽东最欣赏的是纪登奎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在最高领导者面前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他都能一是一二是二地讲出来。
纪登奎初见毛泽东
纪登奎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1951年春。这要从毛泽东的许昌情结说起。
许昌是位于河南中部的一个小城，古为州治。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由洛阳迁往许昌，使这里成为汉代后期的京城，被时人称为许都。曹操在这里建功立业，威镇四方，成了历史名人。说起曹操，就不能不提到许昌。毛泽东对曹操的武功文治很是佩服，自然也就对许昌多了几分关注。
1974年“五一”节，纪登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联欢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南下视察，路过许昌时，总要停一停，听一听许昌的工作汇报，作一些批示，还亲自视察了这里的襄县、长葛县等几个地方。
195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停车听取许昌地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着重想了解县、市一级党的建设和宣传工作情况。
纪登奎当时是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他登上列车，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他自报家门，说：“主席好，我是纪登奎。”
毛泽东见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示意他坐下，说：“你年纪不大嘛，有30岁吗？”
纪登奎回答：“快了，今年28岁啦!”
“我58岁，过两年就是耳顺之年了，你还不到而立之年。”毛泽东说着，点燃一支烟：“路过这里，想听听你们这里的情况介绍。”
纪登奎先扼要地介绍许昌地区的地理人口、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方面情况，汇报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工作，然后，着重汇报许昌地区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以宣传工作为龙头，带动其他工作蓬勃开展，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经验。
纪登奎操着一口带山西腔的河南话，说得非常流利。他本来准备了一个稿子，因为这些都是他工作中经常接触的东西，很熟悉，用不着看稿子也说得很清楚。在说到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的时候，他有意放慢速度，放缓口气，以便让毛泽东能够听得更清楚。
纪登奎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如果不是给他规定的时间已到，他还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不过，要汇报的主要问题他还是都汇报了。
毛泽东对纪登奎的汇报比较满意。他看着这个不到30岁的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听着他的工作汇报，常常不住地点头，还不时在本子上记着。
纪登奎汇报完，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向他发问：“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感到十分突然，把杯子放下，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问他这个问题。
他抬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也正看着他，等待他的回答。
纪登奎未加思索，立刻直言不讳地说：“挨过，挨过两次。”
毛泽东对他的坦诚感到满意，马上联系到自己，坦率地说：“我挨过三次，比你多一次。”接着又说：“挨点整，有好处。”像是在安慰他。
说完，毛泽东看着他又问道：“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登奎说：“整错了。两次都整错了。”
毛泽东注视着他，没有说话。
纪登奎从毛泽东的眼神中，似乎觉得在问他为什么整错了。接着，他简略地介绍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听了，话题一转，又反问他：“那么，你整过人吗？”
纪登奎依然诚实地说：“整过。整人比我挨整要多。”
“整错过没有？”
纪登奎说：“有，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杀过人没有？”
纪登奎稍稍怔了一下，心想主席怎么问起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眼光正对着他，他没有再犹豫，立刻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又盯着他，问：“杀错过人吗？”
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
他见毛泽东听得那么认真，便进一步解释了杀错的原因，说那是在情况非常紧急时发生的，没有来得及做调查就把人杀了。最后承认：“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事后，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听完汇报以后问的这番话，是在考问纪登奎，看他能不能说实话，敢不敢说实话。
是考也好，不是考也好，纪登奎的汇报使毛泽东比较满意。对毛泽东所问的每个问题，纪登奎都讲了实话，使毛泽东记住了纪登奎这个年轻人，并对他有了一个好印象。
毛泽东离开许昌，驱车继续南下。一到武汉，他就向中南局负责人王任重讲，要他们派人到许昌调查了解，总结推广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
王任重找来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把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他，要他完成这一任务。
郭小川来到许昌做详细调查，不到一个月，就写出《中共许昌地委宣传工作》一文，并在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
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引起全国的关注。5月，纪登奎应邀参加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向与会代表介绍了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
毛泽东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会议结束不久，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该地区管辖17个县、市，时年纪登奎仅28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地委书记。
毛泽东要听真话
1953年春，毛泽东再次到河南视察。他问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纪登奎在不在？要听听他的汇报。于是，纪登奎再次被带上毛泽东的专列。
纪登奎上车后在毛泽东对面坐下来。毛泽东要他讲。
讲什么呢？纪登奎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毛泽东想要哪方面的内容，便汇报起许昌地区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听了一会儿，提出要听许昌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纪登奎就汇报全地区成立了多少互助组，多少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等等。
毛泽东摆摆手，问纪登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在通常情况下，地委领导掌握的大多是全地区的综合情况和若干重要的统计数字，很少掌握某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然而，凑巧的是纪登奎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回来，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个合作社的事。
纪登奎把该合作社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汇报中，毛泽东不时插话提问，纪登奎都圆满地作了回答。
纪登奎记性好，汇报不看稿，加上他是宣传部长出身，口才不错，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汇报得生动具体，有声有色，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印象。
专列行至驻马店车站停下来，毛泽东亲自把潘复生和纪登奎送到车门口，嘱咐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1963年，纪登奎满40岁。3月，他刚步入不惑之年，就被提升为河南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他还没有到任，地委接到省委紧急通知：“纪登奎火速来郑州。”
何以如此紧急？原来是毛泽东在郑州要召见他。
洛阳地委机关正为他举行欢送会。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赶到，他来不及话别，就立即起程，赶赴郑州。
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要他汇报洛阳地区农村战胜灾荒，克服困难的情况。
三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大跃退”。严峻的现实，使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的做法，总结教训。
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说自己走到哪里，都听不到真实情况。他与老百姓是那么近，却感到是那么遥远。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被神化，被一种无形的障碍把他与实际隔开了。
自从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不能自由地走到人民群众中去。一旦出现在群众中，人们就会像潮水般地涌来，山呼万岁，如痴如狂。到各地去听取汇报，地方要员总是拿着写好的稿子念，稿子大都重复着他说过的话，大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他要听真话，不听那些正确的废话，一听就烦。
对于他想听的情况，特别是地方领导自己治下的问题，老百姓的疾苦、生活情况，他们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挑着说。这使毛泽东很不高兴。
其实，当时河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自从1957年夏，省长吴芝圃以大批右倾机会主义为名，把省委书记潘复生搞下去，取而代之，当上省委第一书记后，河南浮夸之风就越演越烈，简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而省委竟吹估为702亿斤，最后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像土改斗地主那样被斗，哪个农民若是交不够粮食，就要对其实行捆绑、吊打，甚至关押拘留，拆毁房屋。1958年11月底，在河南密县就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1959年春天，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泛滥和死人的事态便蔓延开来。
196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到河南搞调查，河南领导人告诉他，河南的粮食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还多，不但不需要国家向河南调粮食，还可以把河南的粮食调出去。
河南的领导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粮食够吃，自己能够解决。
吴芝圃这时还有一个更大“工程”，他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1958年底，毛泽东两次在郑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芝圃得了重彩，名声大噪。之后，他突发奇想，靠着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资金在郑州黄河岸边，兴建起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别墅群内，除按当时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的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照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以后，发生了信阳事件。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李富春转来一份材料，心情很不平静。材料是中组部、中监委的四名干部写的，内容是关于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方面的问题调查。
报告中说，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8万多人，现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人，现增到近10万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报死600余人，现揭发死人近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有的大队人口死亡达到35%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
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遭受极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说十室九空、家贫如洗也不为过。
毛泽东看了，将材料批给刘少奇和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对于三年大跃进以后出现的这一严重情况，面对严峻现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人昏热几年的头脑逐步冷静下来，开始怀疑，积极寻找渡过灾害、走出困境的良策。
后来担任了河南省委常委、省委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的纪登奎，心里极不平静。他深感内疚，觉得对不起农民兄弟，他连续几天背着背包，深人到信阳、驻马店几个主要县，去向老百姓道歉。
在那些日子里，北京的毛泽东陷入了沉思和苦恼。
12月26日，是他67岁生日。他把身边工作人员找来，有秘书、有警卫，一共7个人，请他们吃饭。毛泽东与他们围坐在一张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比平时多了一些。
毛泽东把筷子拿起来去夹菜，还没有夹上菜就把筷子放下了，看着大家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
他声音沉重缓慢，停了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反映上来。”
晚上，毛泽东还对给他按摩的封耀松说：“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情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一个调查研究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郑州听取了刘建勋、纪登奎等人关于河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
1964年12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河南省委：毛泽东要纪登奎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
纪登奎有了以上这些经历，无疑使他更加紧跟毛泽东。
毛泽东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文革”开始不久，河南省委就明确表示支持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毛泽东对河南省委的这一做法表示赞赏，曾给予夸奖。
1966年l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是多数。”
1967年1月，河南省委及河南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冲垮，河南省军区及解放军驻豫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革”，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省军区压制了群众组织河南“二七”公社，而纪登奎却是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
2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发话，河南闹得很厉害，要他们双方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这一派也要派代表去谈，谈一谈就清楚了。
毛泽东这一番话，为河南的问题定下了基调。
5月至7月，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赴北京汇报河南的“文革”运动。在汇报中，省军区领导人反映了纪登奎在河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提出要批判纪登奎。
一位中央领导人听后，当即表态说：“对于纪登奎，毛主席与你们的看法不同，恰恰相反。”
有这样几句话，纪登奎的所谓“三反”言行，就谁也不敢再提了，原来持反对意见的人，有不少纷纷向纪登奎这方面靠拢，支持纪登奎。
赴北京汇报的结果是：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刘建勋、纪登奎等人是革命领导干部，受军区压制的“二七”公社成了革命造反派。
不久，刘建勋就被任为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纪登奎为副组长。
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一见纪登奎，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纪登奎受宠若惊，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万岁!”
各自坐下，刘建勋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 文化大革命 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飞机可多了。”
纪登奎马上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听说过批斗有坐飞机的事，但没有见过，感到稀奇，问起纪登奎挨斗的滋味：“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报告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是把头低下，两只胳臂背向后面，就跟割麦子差不多吧。”说着比划着学了个喷气式的姿势，然后说：“站着不能动，腿上得有劲。要说也没什么，也是个锻炼。”
20世纪70年代，纪登奎在农村调研。
毛泽东乐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臂朝身后高高地抬起，问：“是不是这个样子？”
“是，是。”纪登奎说。
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回到椅子上坐下，点燃一支烟，抽着。纪登奎说：“我们这些人在河南 文化大革命 中都是建勋同志带出来的。”
毛泽东表扬说：“刘建勋给干部打了招呼，很多干部没有倒。”
后来，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讲纪登奎如何挨斗、坐“喷气式飞机”，夸奖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一句“老朋友”，使纪登奎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使他大红大紫。纪登奎每到一地，都能够听到“向纪登奎同志学习”、“向纪登奎同志致敬”的欢呼声。
1968年1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纪登奎任第二副主任，成为河南省政坛上的第三号人物。
1969年4月，纪登奎作为九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
4月12日，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主要讲一下正确对待群众问题，时间不超过10分钟。
纪登奎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解放干部。”
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才是革命干部呢？”
纪登奎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大概人家刘格平、王效禹他们那些人，才应该算吧!”
来人说：“你知道吗？这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于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
纪登奎还是拒绝。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
纪登奎说：“你就把我说的原话向毛主席汇报。”
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 解放干部 在大会上发言。”
纪登奎只好听命，不敢推辞，认真做了准备。
在大会上发言的共九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纪登奎的发言，在见报时称作是“革命干部”代表。
当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过头，在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坐席上寻找，没有见到，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答道：“纪登奎同志在下面。”
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来，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前面的时候，毛泽东微笑着对他说：“请你讲话。”
纪登奎走到发言席，还没有讲话，毛泽东就向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省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啊!”
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纪登奎十分激动，更是热情赞颂：“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教育太深了。”他在1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有37处提到毛泽东。他在发言的最后，一连呼了许多革命口号，其中一个口号是“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这似乎最充分地表达了纪登奎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纪的儿子纪坡民曾问他，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我曾经 坐飞机
100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 文化大革命
，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很喜欢像我这样能够 和群众在一起厮混 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
毛泽东让纪登奎到北京“打短工”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向全体代表介绍“老朋友”，更使纪登奎在全国家喻户晓。纪登奎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年46岁。
196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京西宾馆接见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等河南领导人。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纪登奎要到北京工作，不当长工，当个短工吧。回头，我要总理打电话给你。由总理通知你时就去吧。”
纪登奎真诚地说道：“我水平不行。”
毛泽东鼓励说：“试试看嘛!”
6月1日，毛泽东由北京南巡，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召见了刘建勋、纪登奎，听了河南省贯彻九大精神的汇报。完了，毛泽东再次说道：“纪登奎要调到北京，最近就去。”
纪登奎仍然谦虚地说：“我能力不行，水平低，到中央工作不行。”
毛泽东说：“两头跑。一半在北京，一半在地方。北京的事情难办。在北京做机关工作，不可时间过长，不可过短，就去打个短工吧。”
纪登奎进北京，就这样定下来了。
纪登奎到北京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分工主抓农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个担子自然不轻。好在他是从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一级一级地干上来的，对农业极熟，做农业工作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
第一个提出“建设大寨县”
陈永贵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对农业可以说是没有不通的。纪登奎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农业也不外行，因此，他们聊起庄稼和农业来，很像是随便拉家常。
1968年8月，中共昔阳县委第一个提出建立大寨县的口号。全县举办学习班，召开誓师大会，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造地8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1969年，全县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000万斤翻了一番。1970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达到2亿斤，平均亩产542斤。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国内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有所加强。这时“文革”已经搞了三年，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为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被动局面，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中央对昔阳的做法寄予很大希望。决定在昔阳召开一次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天津、山西、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河北、山东等14省市有关领导参加的“北方农业会议”。
周恩来把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交给了纪登奎，会议究竟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开法，都让纪登奎首先拿出一个具体方案。
1970年8月9日，纪登奎奉周总理之命，带一队人马赶到大寨和昔阳进行考察，以期向大会提供经验。
纪登奎来到山西，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副主任王庭栋等特地赶到大寨，前来陪同。
这时，陈永贵已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很清楚纪登奎来大寨的意义，所以对纪登奎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热情。
以北方农业会议为契机，试图把农业学大寨运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中央的这一意图，亦是把“革命”与生产有机结合的理想考虑。但在当时“文革”条件下，这种强调抓生产的呼声始终是很有限的。
8月9日下午3点多钟，纪登奎在陈永贵和山西省领导的陪同下，在大寨转了一圈，随后上了虎头山。
看着密密实实的庄稼长势很好，纪登奎说：“看这样子，今年大寨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很可能继三年三大步之后，再创一个历史纪录。”
纪登奎和他们边走边聊，十分随意。他们聊着路边的玉米，聊着肥料、土层和谷子的长势。
纪登奎操着一口陈永贵熟悉的乡音，侃侃而谈，从春夏秋冬，到增产增收，农业的各个行当，几乎无所不谈。
从虎头山回来，陈永贵陪纪登奎到大寨招待所吃过饭，又坐到会议室里，接着聊。
这次讨论的问题，比下午深入了一些，涉及到学大寨应该学什么的问题。同时，也谈到了在全国学大寨的可行性，以及大寨的评工方法和分配制度等等。
他们不知不觉地聊到半夜12点。第二天，纪登奎和陈永贵在一群随行人员和记者的簇拥下，看了昔阳县搞的水利工程，然后，又转了几个公社。
纪登奎对昔阳全县老百姓的苦干精神印象深刻。他在想，同是一个天，同是一块地，昔阳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其他北方省份好，为什么人家三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为什么人家就能从一个缺粮县变成一个余粮县？他说：“看来，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
纪登奎吩咐随行人员和记者，写学大寨的材料，要突出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
纪登奎在昔阳县转了三天，走了七个公社，自然只能是走马观花。然而，决定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大计——建设大寨县，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至于能不能建得成，能不能学得通，动力在哪里，需要哪些条件，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调动，这一切都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定量分析就更没有了。
因为在当时，纪登奎本人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他亲眼看到了昔阳农民苦干的成果，仅此一条就已经足够了。
纪登奎很快形成了《在中央北方农业会议上的汇报提纲》(初稿)。这份《汇报提纲》把学大寨上升到对毛泽东的态度问题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高度。《汇报提纲》指出，学大寨要“始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要实行“大批促大干”的有效方法，推动整个运动的发展。
这一年的8月20日，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陈永贵介绍了经验。与会人员听说昔阳县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不禁大受感动。在山东组的讨论会上，一位山东汉子操着山东腔问道：“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好领导，为什么昔阳能办到我们办不到？”
国务院工作人员在写“会议报告”时，把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
8月28日《人民日报》正式宣告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建成。同时配发社论，提出：“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于有一个很大的干劲。”从此，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大寨县的热潮。
毛泽东：“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还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19—320页)
毛泽东过问批林整风的情况时，发现山西搞了一个批十条的东西，把小偷小摸、迟到早退等都列上了。
毛泽东说：“不批林，专批群众。”
在山西批十条中有一条是批个性。毛泽东说：“你们山西怎么批起个性来了呢？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
毛泽东这一说，山西的批林整风问题就严重了。
1974年初，全国文艺大会演，晋剧《三上桃峰》被视为“大毒草”受到批判。该剧内容说，杏岭大队主任以次充好，把一匹病马卖给桃峰生产大队，可杏岭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风格高尚，三次去桃峰将病马追回。该剧说不上有多精彩，也谈不上什么反动，但一个“桃”字惹怒了江青。王光美搞四清是在桃园，并创造了“桃园经验”，现在冒出个“桃峰”，这是巧合吗？这不是明摆着要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吗？
江青一怒，就查山西为什么排演《三上桃峰》。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不排演学大寨的戏，偏偏排演《三上桃峰》这个“大毒草”。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全国各大报纸的矛头都对准了山西。
3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山西省委常委全体进京，名为汇报工作，其实是向他们“开刀动手术”。中央方面出席会议的有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等，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党政军要员也不时参加，可见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
会议开始，由陈永贵主持，纪登奎主讲。纪登奎先指出山西违背中央，没有按照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办。接着，就谈到山西的检讨问题。纪登奎说：“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山西的同志，思想解决要有个过程。后来，山西的同志议论以后，搞了一个本本，我看了很高兴，这下要解决解决，内部不能统一思想，学的劲头不如别的省。”“把学大寨看成是对陈永贵同志一个人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学大寨不是陈永贵个人问题，学不学大寨是个路线问题。””永贵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模范，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省那样？是什么道理？三个正确对待哪里去了？”
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纪登奎就上火了：“陈伯达那个打井、养猪、积肥的几句话，你们如获至宝。陈伯达跑到华北搞了一个材料，哪有什么代表性？你们为什么还把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印得那么多？”
接着，纪登奎又批山西搞派性，质问为什么不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为什么不去听听对立派的意见。
纪登奎还说：“个性和个人主义是两码事，怎个批起个性来了？毛主席说：‘批了个性还有共性吗？’也不想一想，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怎能批得呢？批个性这个题就不成立。”
谢振华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以后到北京汇报，纪登奎听取了汇报，他再次表明态度，支持陈永贵。他说：“山西的同志要吸取教训，消除派性，统一思想，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贯彻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工作，把工作搞上去。”
会议结束了。中央决定由王谦代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主持山西工作。谢振华留在北京治病。其他人员全部返回山西。
“老朋友”受命掺沙子
纪登奎到中央工作后，还在军内担任要职，先是出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后来成为军委办公会议领导成员，参与过军队重要事项的决策和政策制订。
1967年8月17日成立的军委办事组，是“文革”特殊情况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毛泽东觉察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在和周恩来酝酿增选军委办事组人员名单时，确定有纪登奎、李德生。
1970年12日，纪登奎和李德生奉毛泽东之命，参加了“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去“挖墙脚”，而后在北京军区分别出任政治委员和司令员。用纪登奎的话说，这是毛主席对林彪的斗争，旨在夺过北京军区这块“阵地”。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南巡中谈到：“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
毛泽东说的“甩石头”，就是在一些文件、材料上加上批评陈伯达的批语。“掺沙子”即在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增加新的成员。“挖墙角”即改组北京军区，因为当时误认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李雪峰、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人。
以后，毛泽东亲自点将，让纪登奎去了“军委办事组”。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当面对他们说：“你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啊，像黏土一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已经掺了一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你们再派一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事后，纪登奎对儿子纪坡民说，他“到军委办事组完全是主席的意思。主席是怕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着他们。”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又点名纪登奎出任叶剑英主持下的军委办公会议。按纪登奎的话说，“和军队的老总们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这一时期，纪登奎还参加了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林陈反党集团专案组，并具体领导办公机构。
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泽东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
毛泽东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对纪登奎、汪东兴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他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周恩来还说：“你们两个要考虑一下为邓小平平反做点工作的问题，此事主席曾提出过几次。你们商量，拿出一个办法来。”
纪登奎和汪东兴商量后，于12月27日就安排谭震林、邓小平重新工作一事写信给周恩来。他们提出，将谭调北京安排工作。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周恩来阅后表示：谭事可先办，邓事待请示主席后定。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几次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情况。并告诉毛泽东邓小平现已回京。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年12月，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纪登奎参加了。
毛泽东批评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接着，又谈到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要互相对调的问题。他面向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建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军区负责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歌，毛泽东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就会出现消极因素。”
稍倾，毛泽东介绍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你们的老上司。”
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然后，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纪登奎听得出，毛泽东的这番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从此，邓小平出任了军委总参谋长。
纪登奎受命起草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文件。
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的纪登奎没有变化，按毛泽东的说法，“司令常来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陈锡联来了，“政委欢送又欢迎”，纪登奎却一直留在北京军区。
那一时期，周恩来身体不好，请假休息两周，期间，经毛泽东批准，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及干部处理问题，由纪登奎、李德生负责。
为尽快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工作，纪登奎向周恩来报上一个300人的名单。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了这一名单。尽管“四人帮”屡屡从中破坏，最终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心下，还是通过了，解放了一批老干部。
1975年，纪登奎除负责农业以外，还分管解放干部和中央专案组的工作。2月底，周恩来向纪登奎和华国锋谈了关于中央所管专案审查对象的处理意见，指示应尽快结束专案审查。
3月6日，纪登奎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联名写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上送周恩来。报告提出，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由中央专案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专案组所管670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对上述审查对象，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少数拟继续关押审查外，绝大多数予以释放。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以后均由中组部会同有关机关和人员再作结论。”
周恩来阅后，加了一句话：“凡属问题性质严重而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的，应予释放，并将其结论在适当范围内宣布。”
报告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后，一大批审查对象被释放了。
毛泽东去世后，纪登奎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
毛泽东去世以后，纪登奎很悲痛。他依然保持了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认为毛泽东决定了的就是正确的，是不能改变的。
一次，身为北京军区政委的纪登奎对许世友说：“不管怎么讲，我认为党中央现在必须保持高度的统一团结，谁也不应该做不利于团结的事。”许世友拿起一块西瓜，啃了两口说：“吃吧，吃点可以清醒清醒头脑，现在我们没了主席，每走一步都得自己动脑子了。我可不能一步走错而栽了跟头。”
纪登奎说：“你在军队里有威望，大家对你很有信心，只要你带头稳定军队，我看可以起很大作用。”
纪登奎见许世友没有说话，又小心翼翼地说：“毛主席刚去世，我们党内就有人企图搞内讧，对得起毛主席吗？”
“你知道吗？上海的民兵现在都发枪了。现在上海在搞紧急战备，扬言要和走资派血战一场，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世友说。
纪登奎愕然，不知所措地凝视着许世友，过了几秒钟，他说：“你是说，他们想搞分裂了？”
“王洪文最近在上海，谁知道他要搞什么？反正我是看不惯张春桥那副阴阳怪气的样子。我不管他们谁当头，反正都得高举毛主席这面旗帜，不这样我许世友坚决不干!”许挺直了身子，说得很坚决。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纪登奎下台了。
他交出主要工作之后，邓小平找他谈话，要他接任别的工作。后来，他管了一段时间旅游工作。
三中全会以后，他一面接受批评、检讨错误，一面还在工作，不过事情远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五中全会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中央安排纪登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做农村政策调研工作，给他安排的职务是“部级研究员”。
组织上和他谈话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同志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职务也是“研究员”。
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工作。
纪登奎在政治上卸任了，但他的工作却没有停止。他到了研究室以后，把主要精力都用来搞调查研究。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不管是贫穷的还是富裕的地方，他都去进行了调查研究，而且收获不小。
除此之外，他每天还看参考资料，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的大事。
在谈到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时，纪登奎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博学多才，魄力过人，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上。他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创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孜孜求索，殚精竭虑。他的不朽学说，充满首创精神和革命真谛。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50年代，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与我们共同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主席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跟赫鲁晓夫翻了脸。后来才有苏联撤走专家以及中苏大论战。”
纪登奎说：“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毛泽东到了晚年，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让毛远新当联络员。另外，见他时，说话也不随便，只怕哪句话讲错了。跟五六十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毛泽东的个人悲剧。”
他退下来以后，戴着眼镜，头发比过去更白了，也更少了。
有人问他：“你晚年还准备干点什么？”
他说：“我想到大学里教书。比如说，讲点政治经济学，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我有点发言权。趁这几年能跑得动，我还想出去走走。”
不料，1988年7月，纪登奎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了。享年65岁。他想去大学教书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