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三晋大地曾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本次刊登的杨瑞武先生的文章，介绍的就是从古晋阳走出去的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其实，每位有成就的名人，都以其对国家、民族的卓越贡献而彪炳史册，传之口碑，成为一种精神财富。当然，君主者亦不乏其人。在历代君王中，有的在国家、民族出现危机时，能坚持统一、反对分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有的在国家、民族遭受侵略时，能果敢地领导广大人民进行英勇抵抗，体现了为国献身的精神；有的当社会处于危难时，能不畏艰险，锐意改革，坚持以民为本，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迈进。在搏斗与改革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其历史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人们来说，都是有所启迪的。
——编 者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帝国，从公元前206年刘邦建西汉到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历14帝210余年；从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灭新复汉，建立东汉又传帝14帝,历196年，前者曰“前汉”或“西汉”，后者曰“后汉”或“东汉”。在28帝中，刘邦（前256年——前195年）是打天下的，他在楚汉争霸中击败项羽，夺取秦朝天下，诛灭异姓诸王，称雄于世；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在位54年，削弱王国割据势力，打击地方豪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巩固了中央集权，派张骞出使西域，任用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定国安邦，使刘氏大汉王朝达到了极盛。但我们不应忽视在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之间的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实乃为大汉帝国巩固王位的盛世之君。可以说没有历时39年的“文景之治”，就不会有汉武帝平乱拓疆，建立大汉帝国的丰伟业绩。
吕后专权汉室危
携母出京居晋阳
刘邦夺取天下后，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给汉室王朝留下了隐患。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还年幼，又比较懦弱，吕后代理朝政。不久刘盈死，立少帝，后又杀少帝，吕后亲自临朝称制，史称高后。吕后，名吕雉，字娥姁，是刘邦的原配妻子。楚汉之争中，她佐刘邦定天下，诛灭异姓诸王，是一个热心参政、擅于专权的人。
吕后专权后，不顾刘邦生前曾与群臣杀白马，饮血为盟立下的“今后不是刘姓不得为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背建这个盟约，大家共同讨伐他”的“白马盟”誓言，大封吕氏外戚为王。她的内侄和内侄女先后封为王的有她的大哥吕泽的儿子吕台、吕台的儿子吕嘉、她的兄弟吕产、她二哥吕释的儿子吕禄、吕禄的儿子吕通，连她的妹妹吕媭也封为临光侯。吕后临终时，还立吕产为相国，吕禄的女儿为皇后，吕禄为上将军，统领守卫京师的北军，吕产统领守卫京师的南军。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对其他功臣却大加排挤、削弱，尤其是曾得到刘邦宠幸的宫姬都遭到打击和暗算。吕后企图篡权的野心昭然若揭，汉室天下濒临危机。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代王刘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携母离京，来到代国，在晋阳长大的。
“龙潜”晋阳十六载
刘恒治代得民心
刘恒的生母薄太后是吴地（今江苏苏州）人，其父史书未见有较详记载，只说死于秦时，葬于会嵇（今浙江绍兴）。她的母亲魏娼，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时，把她送给了自立为魏王的魏豹作为后宫之人。不久，魏豹叛汉归楚，在一次战斗中被刘邦的大将曹参打败。刘邦变魏国为郡，薄姬（即薄太后）被迫到织室织布。一天，刘邦来到织室，见薄姬长得美貌，便召进后宫。不久于汉高祖五年
（即前202年）生下刘恒，为刘邦第四子。公元前196年，刘恒长到7岁那年，刘邦带兵平定了代地的陈豨叛乱，便立刘恒为代王，因为他年幼，一直住在京城。前195年，刘邦死后，许多受到刘邦宠幸的宫姬都遭到吕后迫害，被关了起来。最受宠爱的戚姬，被残害为“人彘”。由于薄姬自生了刘恒，便一心照料孩子，很少与人接触，且她生活低调，与人无争，才得已离京外出，随刘恒到晋阳做了代国的代太后。
刘恒从七岁来到晋阳做了代王，驻节晋阳，到23岁即位文帝，在民风淳朴的晋阳共生活了16年，史称“刘恒治代”。刘恒在晋阳期间，实行轻徭薄赋，与民同息的政策，以德化民，以农为先，把晋阳治理得民富国强，成为阻挡匈奴南下的屏障。文帝即位后，封代国为二，封皇子刘武为代王，封皇子刘参为太原王，都晋阳。之后又并太原、代为一国，国号曰代，都晋阳，以皇子刘参为代王。到武帝时，废代国，设太原郡，21县。据《汉书·地理志》载：汉代太原郡属并州，有“户十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三，口六十八万四千八十八，县二十一。”那时的太原包括北至繁峙，南至介休的整个太原盆地。当时的山西境内252万人口，就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太原境内。被称为“东带名关，北逼强朝，年谷独熟，人庶多资，斯四战之场”。刘恒治代的经历形成了他治国安邦的思想基础。刘恒即位以后，不忘太原故地，曾先后四次巡视代地，驾幸太原，问民疾苦，赈灾济贫，赏赐官员。在《汉书·文帝纪》典籍中有多处记载。其中，前177年记载“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租，留游太原十余日。”前169年那次回来，还在晋阳过了春节。
据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刘恒在晋阳生活期间，经常到清徐马峪一代牧马，与民叙说。据现存清顺治年间《清源县志》载：“马鸣山在县西十五里。汉文帝牧马于此，有印驹城。”又据1924年12月清源县名胜古迹调查志载：“马鸣山在城西十五里，山势陡峻，径若羊肠。相传汉文帝曾牧马于此，有印驹城，遗迹尚存。”农历二月二日，是我国民间的“春龙节”，亦约“花朝节”“踏春节”“青龙节”，寓意“惊蛰”过后，大地复苏，阳气上升之意。而山西民谚有“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尤其是太原晋源一带流传，汉文帝在晋阳“龙潜”十六年，二月初二这一天，是他离开晋阳返回长安立为文帝的日子。据说，当时老百姓纪念“二月二”，是为了庆贺刘恒登基，“真龙”抬头的日子。
在民间还广为流传汉文帝“侍母孝道”的故事，刘恒在晋阳治代期间，与母亲朝夕相处，十分孝顺，返京称帝后仍一如既往侍母尽孝，传为佳话。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二十四孝”故事中，有“文帝尝药”一篇，家喻户晓。曰：“亲尝汤药，仁孝临天下，巍巍冠百王，汉庭事贤母，汤药必亲尝。”《汉书·文帝纪》载：文帝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病三年，帝为之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亲口尝弗进。仁孝闻天下。
返长安即位文帝
轻赋徭民生为先
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汉室天下，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据《史记》《资治通鉴》记载，吕后执政时，加封为王的吕台、吕产、吕禄；内侄孙吕嘉、吕通等一班内戚，准备发动宫廷政变，一举取得汉室天下，京城内外，剑拔弩张。在外领兵的大将灌婴和齐王刘襄与在朝中的刘章、周勃、陈平等策划联合对付诸吕。周勃入北军不得进，只好派郦寄去游说吕禄，吕禄轻信郦寄之言，把北军兵权交给了周勃。周勃取得兵权后，又派朱虚侯刘章在未央宫杀死吕产。这样夺得南北军兵权后，捕斩了吕禄，诛灭了诸吕男女老少。
平了诸吕之后，众位大臣们说，从前吕太后所立的少帝和现在的皇上都不是先帝的亲骨肉，还把别人家的儿子冒充先帝的儿子，都封了王。现在诛灭了吕氏，这些冒充皇子的人将来长大了还不是吕氏一党吗？不如斩草除根，重新在刘氏诸王中挑选一个最贤明的立为皇帝。有人说，齐王刘襄是高帝的长孙，可以即位；很多人不同意。因为齐王家的丈母娘家势力比较大，恐怕将来再来一个吕氏专权。周勃、陈平主张立代王为帝。理由是：代王是高祖的亲儿子，年龄最大，谁都知道他人品好，又很有能力。他的母亲薄氏素来小心谨慎，不过问朝政。立代王为帝再合适不过了。大臣们见周勃、陈平这么主张，都同意了。当即打发使者去迎接代王刘恒。当迎接代王的使者来到晋阳，向刘恒说明来意时，他还不敢相信，有点犹豫。他召集身边的官员商议，即中令张武等主张不去京城，他说，像陈平、周勃这些高祖时的大臣，善于计谋，不可轻信，应该托病不去，以观其变。而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经过高祖、惠帝，刘氏天下的根基已经牢固，诸吕兴乱，民众不服，这是民心所向的证据。代王是高祖现在最年长的儿子，又以仁厚闻天下，拥戴他为皇帝，扶汉室，正在情理之中。刘恒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去问母亲薄太后，薄氏吃过许多苦头，对宫廷斗争之险恶心有余悸。母子商量了一下，决定一方面打发薄氏的兄弟薄昭到长安去见太尉周勃；一方面又请来占卜的人，卜问凶吉，结果得到了个“大横”的吉兆，刘恒这才放心。薄昭到了长安，周勃向他们说明了大臣们立刘恒为皇帝的真意。薄昭回到晋阳转告了刘恒和薄氏，这才启程进京，立为文帝。
可见文帝登基，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他并非高祖宠爱之子，其母薄氏也非宫中得势之人。母子二人时刻担心遭吕后暗算，远离京城，在逆境中得以生存；然而这正是文帝从小就养成无荒淫之举、骄矜之态的主要原因，这为汉文帝日后的作为打下了坚定的基础。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主张轻赋薄徭，民生为先。他即位的第二年（前178年）他的谋士贾谊上了一道奏章，说，管子（管仲）说过，“贮藏粮食仓库满了，才能够讲理节，有吃的有穿的了，才能够谈到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要说把天下治好，从古以来都没有听说过。一个男的不耕种,就有人会挨饿,一个女的不纺织,就有人会受冻。因此,朝廷应当劝百姓勤于耕作,使天下人都能安居,天下人都能自食其力,好吃懒做的人也都参加了农业生产。这样，天下就太平了。汉文帝十分同意贾谊的建议，在当年春耕前,他即下了诏书,劝百姓多生产粮食。他说，粮食是天下的根本，人民是靠它养活的，如果人民不耕地种，就不能生活。我要亲自率领臣子劝人民耕种。并且恢复了天子“籍田”劝农制度。所谓“籍田”，就是每年春耕前天子要亲耕农田，做天下耕田之始，以此鼓励农民积极种田。由于文帝即位后年年坚持这样做，并斥责那些不重视农业，玩忽职守的地方官。他还责成地方官对农民缺少五谷种子或者没有口粮的，各县要借给他们，各地官吏要下乡进行农贷。由于种种措施的实行，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同时，文帝还一再下诏，减轻田赋。文帝继位第二年就免除天下田租之半；第三年又下诏免除晋阳（今太原）和中都民众赋税。前167年，又再次下诏免除全年田地赋税，这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是很少见的。在徭役方面，以前成年男子一年要服一次徭役，文帝时改为三年一次。文帝还下诏赈贷鳏、寡、孤、独和穷困之人，八十岁以上的每月赐给米、肉、酒；九十岁以上的加赐帛、絮（衣被）。据载，关东官吏宣布诏令时，老弱病残都拄着拐杖去听。还要求各县县令要亲自检查落实。经过文、景两帝的治理，使西汉社会出现了太平盛世景象。据《汉书·文帝纪》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织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库里存的钱多得串钱的绳子都朽烂得不可计数了，粮库的粮食多得溢露在外面，腐烂得不能吃了。
减刑律以身守法
促和谐睦邻四方
秦失去天下，除横征暴敛，徭役苛重之外，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刑罚太重。刘邦进入咸阳之前，在坝上，宣布“约法三章”，以便扩大政治影响，笼络人心，以利夺取政权，汉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让萧何制定了《九章律》，虽然废除了秦的暴政，但法律条文比秦时更严密了，在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之处又增加了产（婚姻、赋税）、兴（擅兴、徭役）、厩（畜牧马牛之事）三篇。
汉文帝即位不久，就召集大臣商量，他说，没有法令是难以治天下的，定法的目的是禁止横暴，鼓励善良。可现在一人犯法，除他自己遭依法惩处外，他的父母、妻子、儿女都要受连累，一起受刑。这种做法不好，你们商量可否改变一下。掌管法律的大臣说，老百姓不能自己约束自己，才制定了法律，一人犯法，将亲属也来办罪，是为了使他们互相监督不敢轻易犯法，还是不改为好。文帝坚持说，法令公则百姓忠厚，判罚得当则百姓顺从。官吏的职责在于治理民众，引导他们向善。如果光靠严刑峻法，只能导致他们暴乱。在文帝坚持下，众大臣都转口说，皇帝对民众的恩德高厚是我们臣下无法相比的。于是文帝颁布诏书，废除连坐法令。文帝在位期间，除了废除连坐外，还废除了肉刑。汉文帝不仅减轻刑罚，而且带头遵守法律。据《汉书·张释之传》记载，汉文帝一次出行中渭桥，有人从桥下走出，使文帝乘车的马受惊而跑。掌管刑狱的廷尉张释之,依法判处此人“罪金”四两。文帝认为处罚太轻，要求重治。张释之回文帝说，法律是为天子和天下人共同制定的。如果我们轻易改变，就会使人们对法律缺乏信任。文帝终于表示同意，说廷尉做得对。还有一次，有人偷盗了高祖庙前的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御物之法定为弃市。文帝则以其侵犯皇权要处族刑。张释之问道，现有人盗宗庙就处族刑，假如有人取了长陵的土，那又将做何处理呢？再次说服文帝，文帝说张释之处理得对。再有一次，是太子入司马门不下车，当时任公车令的张释之，追止，不准入殿门，并以法劾不下车为不敬。文帝为此事向薄太后谢了罪，将张释之提升为中大夫。
匈奴对中原的侵扰从战国以来就成为边患。面对匈奴的入侵，汉文帝一方面进行积极防御，一方面对匈奴抱有结盟的诚意。他说，我很不圣明，恩德不能施于远方，致使中原以外的国家不得安宁，远方的民族不能安稳生存，疆域以内的民众劳役繁重，也不能安居乐业。这两个罪过，都在于我的德薄不能远达。他常常为此惶恐不安，为民担忧。他考虑到国家和万民的利益，派出使者去向匈奴单于说明愿彼此抛弃细小的过失，顾全大局，结为兄弟，商定和亲从当年开始。与匈奴和亲后，匈奴并没有信守盟约，又发生了背约入侵。文帝只令在边塞加强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去作战。几个月后，匈奴就渐渐离去了。对于周边的其他民族也是如此，如南越的赵佗，在吕后临朝时自立为南越武帝，因为吕后下令禁止把铁器卖给南越，关闭了从长沙通往南越的关口，使汉朝同南越断绝了往来。于是赵佗就按照汉朝的仪式做了南越的皇帝。文帝即位后了解到赵佗是真定人
（今河北正定），祖先的坟墓都在那里，就派人去给他家修理坟墓，还设立专门管理机构进行维护，又招来赵佗的弟弟，加以优待，报之以德，并派贾谊出使南越，赠以厚礼。赵佗深为感动，立即去掉帝号，向汉朝称臣。由于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基本上采取一不好大喜功，二不炫耀国威的睦邻友好政策。同匈奴、南越以礼相待，兄弟相称，对加强中原人民与周边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增进友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促进汉代各个时期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和谐大家庭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倡俭廉开言纳谏
开盛世历代风范
汉代时，战国阴阳学派邹衍的“五德终始”星象学说十分畅行，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都认为是“水、木、金、火、土”五种物质德性相生相克终而复始的变化，包括帝王兴替。汉文帝也十分信奉这一说法。他即位第二年的十一月底，发生了日食，这本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他却认为，这是上天对他的告诫，他说，我听说天生万民，为他们设置君主，以抚养和治理他们，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上天就显示灾象，加以告诫。并宣布诏令，让大臣都要好好想想过失和不过之处，希望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他，并且向他推举品德贤良和能够直言进谏的人，以纠正过失和不足。这说明汉文帝政治谨慎，虽然他的说法缺乏科学性，那是时代的局限。但有一点天象异常，他就能想到自己是否在治国方面有失策之处是十分可贵的，另一方面他能认识到自己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本人不是圣人，要用众人之才智弥补自己的不足。贾谊给文帝上了一道有名的《治安策》，他虚心采纳，缩小了诸侯封国的地盘，使封国的力量削弱，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他还下诏鼓励人们向朝廷提出意见，废除了过去制定的诽谤朝廷罪和传布谣言罪，使大臣和民众都能畅所欲言。汉文帝如此勤于政事，从言纳谏的做法，在封建社会是少见的。
汉文帝提倡节俭，以民生为先的风范也十分突出。他长期驻节晋阳，养成了清廉的品格。文帝在位23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和御用器具，都没有什么增加。有一次，他打算建造一个露台，即现在的凉台，叫来工匠一计算，要花费黄金100斤。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百姓十户的家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何还要建造这样的露台呢？从当时国力财政来说，建造这样一个露台，规模也不是太大，也算不了什么。但文帝觉得过于奢侈，而作罢。他常常穿着粗糙的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也不准拖地，帏帐不准绣花。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天下大旱，蝗虫成灾。文帝下诏，不准诸侯向朝廷进贡，减少供皇帝享乐的服饰、用具和狗马，以忠厚朴实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生前还留下遗诏，说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命，就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间的常理，是万物成长的规律，没有什么可悲哀的。为他建造陵墓时，要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作装饰，不准修造高大的坟墓，陵墓周围的山河要保持原貌，不许有改变。丧事要从简，唁吊只搞三天。后宫中嫔妃和夫人以下的，都送归母家。以便节省人力和资金。一个封建帝王，能这样节约律己关心民生疾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汉文帝去世后，景帝刘启继承了文帝的贤政，继续采取“与民休息”的轻徭薄赋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在文、景二帝在位的39年间，耕地扩大，人口增加，国力兴盛，呈现出多年未有的富裕小康景象，史称“文景之治”。为以后汉武帝把汉王朝推向我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晋阳走去的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功不可没，值得称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