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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我突然接到中联部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李一氓同志逝世的讣告，既未讲追悼会的日期，也没有让我去北京送别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一张通告。但我继续往后看，在另一张纸上印着他感人肺腑的遗言:“我的后事从简。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任何其他称谓。不开告别会和追悼会。火化后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我最崇敬的一位老共产党人、师长、导师，就这样永远地、平平静静地离开了人间!
李一氓同志是我们党内已为数不多的大革命前入党的资深革命家。北伐战争时，他与周恩来、郭沫若同在北伐军政治部共事；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瑞金时代，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路上，任特种营教导员；初到延安，当过毛主席秘书；抗日战争爆发，临危受命新四军秘书长，协助叶挺同志组建新四军；解放战争期间转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从事外事工作，驻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书记，是我国派出的第一批大使之一。先后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主持中联部工作。晚年受任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陈毅同志曾赞誉他是“党内少有的大知识分子”。
1965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全面铺开，中央外事口各部门来山西参加“四清”运动。一氓同志带领国务院外办、国家旅游局、外交出版局、外国专家局等单位的干部来到文水县共八个社队下乡。他被委任为四清工作队政委，坐阵刘胡兰公社，常驻云周西村。那时，文水交通不便，经济不富裕，生活条件也差，省委社教办公室要求省外办选一位兼做秘书负责与一氓同志联络。我当时在外办工作，被选派到一氓同志身边，具体做些文书、接待服务工作，经常往返太原和文水之间，前后大约有一年时间，说起来也不算长，但我们相处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给过我许多的亲切教诲和帮助，对我后来的政治修养、工作作风、事业精神，乃至喜欢古书古玩、热爱书画都有一定影响。以后“四清”结束，“文革”开始，他们撤回北京，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至少见一次面，直至他去世。
“四清”运动是“左”的产物，一氓同志从一开始似有所察觉。他在指导云周西村的“四清”工作中，倡导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正面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力戒大轰、大批、大斗，因此还落得个“温和派”的名声，这在当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气氛下能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运动接近结束时，县工作团团长卫逢祺副省长曾对我说，北京来的人还是把握政策，他们管的地方都没有发生打人、逼人、死人的现象。还称赞李一氓同志对他说过多次，农村干部好的居多数，一旦群众被发动起来，应注意引导，控制住局面，不能出事。现在看来，一氓同志在“左”的风一边刮的形势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文革”兴起，农村造反派纷纷进城揪斗工作队，但李一氓同志却免遭劫难。据我所知，后来李一氓同志工作过的文水县干部、群众还经常有人去北京看望他。一氓同志也经常问候文水的干部和老乡，我每次去看他，他总要询问“四清”时结识的山西老同志和刘胡兰烈士的母亲胡文秀。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他的夫人王仪同志端出来一盘鲜枣请我吃，一氓同志以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这是文水老乡前几天带来的。”可见他与文水人民的感情之深。
一氓同志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真正做到了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当年他对张国焘是这样，对“四人帮”也是这样。有一次我陪他到汾阳考察，晚上住在县招待所，那时也没有电视，只能闲聊，他讲到党内斗争历史，讲到张国焘其人，表示了明显的鄙视和义愤。“文革”中，他由于在上海地下工作的一段历史遭人诬陷，被关进秦城监狱达四年之久，出狱后，被临时安排在外交部招待所，我去看他时，他的精神一如既往，见了熟人问长问短，特别关心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他所熟识的山西的老同志。我问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他说主要是思考问题，头脑很清醒，劳身是自然的，把几块手绢都坐烂了!“他们要我以自传形式写交代材料，但不准许表功”，他诙谐地说:“那自然就是‘供词’了!”他对那些在“四人帮”淫威之下攀诬同志的人，都给予应有的斥责，而对于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则敢于声张正义。对于战友、对于为人民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的人，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在临终前不久完成的长达30万字的回忆录中，无一处自我炫耀，但又借各种场合，以动人的笔触，高度赞扬那些人所熟悉的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同志。他叙述30年代上海地下党时期的潘汉年、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的英勇事迹；他为潘汉年的平反昭雪大书特书；他将自己1934年1月为纪念钱壮飞烈士以邓发名义写的、至今镌刻在瑞金纪念塔上热情悲壮的赞诗，恭恭敬敬地抄录在书中。1991年6月2日，一氓同志逝世不久，人民日报曾发表宋任穷、耿飚、姬鹏飞同志“纪念战友李一氓同志”的长篇署名文章，标题是:坚毅、坦荡、博学、求实。
一氓同志一生喜欢收藏古董，而且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出差下乡、工作之余，他总喜欢逛旧书摊、文物商店。我就陪他去参观过汾阳、平遥、榆次等晋中地区各县的旧城墙、城门楼和旧街道，遇古旧商店必进，他一边端详，一边还要给我讲，爱不释手。记得他曾买过傅山、赵铁山的书法立轴，那时的价钱很便宜。他家院落北面有并排三、四间平房，全摆着古旧书籍、古瓷器、古书画。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引领我和山西外办陈铿副主任参观，并做了详尽介绍。可惜“文革”遭劫，全被按“四旧”没收，好在机关封存，没有全部丢失。恢复工作后，他将自己多年收集、珍藏的古字画、古籍书悉数捐给北京图书馆，得到了政府的表彰。以后见面问起这件事，他对我说:“总是要捐献给国家嘛!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一氓同志不仅喜欢收藏古书画，他自己的书法功底也颇深，手迹苍劲浑厚，在我国书坛享有很高声誉。据传，郭沫若同志称他的书作章法奇巧，行文大度、流畅，结字宽博从容，点画劲挺，线条畅达，处处显现出较深的笔墨功力与才情。他的字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传颂好多，但他对别人求字毫不吝惜，不论职级高低，有求必写。曾经给我写过两条立轴，至今珍藏家中，成为永恒的纪念。我也代山西一些老同志向他求过字，他一次也没拒绝过。1989年，定襄河边民俗馆在“阎锡山故居”开馆，同年5月8日“山西大酒店”落成，我都专程去北京请一氓同志题写馆名、店名，尽管他已年过八旬，但仍欣然接受，挥毫相赠。至今，河边民俗馆大门照壁，还镶刻着他写的“阎锡山故居”五个大字。
一氓同志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专家，注意培养人才。他对我的成长就很关心，每次见面的谈话，不论讲党内的斗争历史，还是涉猎哲学的、历史的、艺术的或社会学的知识，都是以一位长者的风范对晚辈进行传教，使我受益匪浅。我有一位大学同学叫俞邃，在李一氓同志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工作了将近15年。前不久，他来山西做形势报告，因为我们都是一氓的学生，提起一氓同志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俞邃已成长为我国目前资深的苏联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家，担任着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他对我说:“李老给过我许许多多的亲切的指导和帮助。”他称，李一氓同志是他在研究苏联问题和国际问题几十年过程中的一位名副其实的导师。他介绍说，许多重大研究课题，都是李老亲自选题、评说、定稿。1982年3月1日《人民日报》观察家文章《评苏共和意共的论战》，便是李老亲自交代俞邃撰写并定稿发表的。
一氓同志对山西外事工作一贯关心、支持。远在1964年，国务院外办在中南海召开地方外办主任会议，我随陈铿去参加。一氓同志主持会议时，特意提到山西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留下许多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和遗址，应该加以整修，保护利用。那时我们正在支持亚非拉人民求解放，不少未取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纷纷要求来学习武装斗争的经验。一氓同志提出，山西是学习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好地方，山西外办要抓抓这项工作。这时，陈毅同志走进会场，一氓同志顺口向陈老总做了汇报，陈老总点头表示同意。此后，山西外办工作重点便转向:开发建设学习武装斗争经验的基地，积极准备和创造接待亚非拉外宾的条件。谁也没料到，第二年的初春时节，一氓同志带来一大批外事工作代表。山西文水县搞“四清”，他主动进驻云周西村蹲点。除“四清”工作外，业余时间组织、指导刘胡兰烈士陵园展览馆的陈列、讲解和建设等工作，特别是对接待前来学习的亚非拉外宾的宣传工作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防止了当时甚为流行的“左”的说教。他认为烈士纪念馆对外宣传工作的核心是“气节教育”，经常说“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最可贵的是不怕牺牲，敢于牺牲”。他主张通过实物展示、生动讲解、潜移默化地感染影响外宾，要十分注意不要强加于人。后来的实践证明，凡是按照一氓同志指教的去做，宣传效果就好一些，反则就带来不少副作用，收效甚微。据不精确的统计，从1964年开始的十多年中，山西接待了亚非拉17个国家的近百余批数千人以上的外宾团组，分别参观了武乡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定襄县西河头地道战遗址。其中多批团组凭吊、参观了文水县刘胡兰烈士陵园。津巴布韦、安哥拉等国家来学习过的人员，在他们取得独立后，分别成为政党和国家领导人。而山西外办在那一段的工作也是比较活跃的，国务院外办《外事工作通讯》曾总结转载山西外事工作经验资料多篇。此外，1966年7月，我省负责组织的赴“苏…波…德参观访问团”结束访问回到北京，当时，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5·16”通知已下发，国内“文化大革命”已经蔓延，代表团人心浮动，一氓同志适时地到驻地前门饭店看望大家，并介绍了情况。在那种形势下，大家十分感激。
大约是1973年的秋天，一氓同志和九位刚从秦城监狱获释的老同志一起经天津、石家庄来到山西进行考察，“重新接受教育”。这是他们与世隔绝多年后，再次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免百感交集。一氓同志在山西搞过“四清”，去过好多地方，重访故地，诗兴大发，吟诗作词，抒发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情怀。在他的晚年，一次我去看望他，专门叙述了这一段往事，并赠我一首在大寨写的诗作《漳河行》，曰:
十年不复记汾阳，老年重来百岁惊。
沟壑四平天地宽，峰峦一凿龙蛇青。
晋祠神女应无恙，文水交或有情。
魏武高吟悲烈士，乘风又问漳河滨。
那时，我已从外事转旅游。他嘱告我，山西一定要把历代文物古迹保护下来。发展旅游，要利用文物，但保护是第一，利用是第二。“文物不存，何其利用。”“看来，山西旅游业的前途，主要是人文旅游。”“山西是个好地方，有许多好东西亟待整理、开发，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一代人身上!”当我向他汇报了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蓬皮杜总统访问大同，参观云冈石窟后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时，一氓同志顺应周总理“三年修好云冈”的指示讲了许多，他显然是对云冈的价值与保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邀他前去参观云冈时，他欣然接受，终因年龄高、行动不便而未成行，留下终生遗憾。
一氓同志资深位高，对革命贡献大，但对自己、对家庭要求很严，从不特殊。他的子女没有一个搞过特殊化。他生活历来简朴、艰苦，平常办公室衣架上挂一套呢料中山装，接待外宾时就换上，回来依然穿起布料便服。来山西下乡更是简从，一个提包，两件衣服，平日里喜欢穿一双轻便布鞋。至于吃饭更为简单，起先到老乡家吃派饭，只要求一碗高粱面，加上一小碟辣椒菜，大家担心他吃不好，影响身体，让我从太原带点小吃来，他知道后立即制止。一次，我同他的秘书华永泰陪他回太原，路经晋祠宾馆吃饭，主人出于好客酒菜丰盛了点，事后，他还“教训”了我俩一顿。一氓同志很喜欢吃山西面食，晚年他的夫人要我从山西介绍一位会做面食的小保姆，后来我委托河边民俗馆选送了一个。当我去北京时，小保姆告诉我，李老挺好，吃饭不太讲究，比较简单，很好照料。
李一氓同志作为一位可尊敬的老革命家、红色外交家，他彻底唯物主义的宽广胸怀、共产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和一个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将是我们所有外事工作者永远学习的榜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