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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经历了我们民族灾难最深重的年代，也经历了我们民族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并且亲身参与和看到我国现代化的初步实现。”这是刘锡田对自己一生的概括，短短三句话，让一个水利人82年的轮廓与一个时代的轨迹完美契合。
刘锡田是山西人忘不了的水利专家。
历经坎坷年少时
1920年12月31日，刘锡田出生于北京，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的祖籍在山西省汾城县(今襄汾县)南高村，祖父刘笃敬是山西清末民初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其家族号称“南高刘家”，曾经富甲一方，后来家道中落。刘锡田三岁时父亲刘焕之即溘然离世;12岁时母亲也离开了人间。父母亲的早逝让刘锡田童年生活中所有的美好戛然而止。不久，刘锡田兄弟姐妹几人告别了团聚的日子，各奔东西。刘锡田开始了跟随远房哥哥刘锡嘏(字公纯)上学读书的日子，这段读书时光成了他一生重大转折的开始。
刘公纯比刘锡田大20岁，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任教于北平汇文高中。刘公纯本人治学严谨，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刘锡田期望很高，要求也很严格。他希望刘锡田走上文科之路，为此，不仅自己给刘锡田教授文学和书法，还请了北京大学著名哲学家、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熊十力先生给刘锡田讲述古文，这为刘锡田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成为他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具有浓郁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氛围的中法大学附属高中读书的过程中，刘锡田深受物理老师朱兆雪先生的影响而喜欢上了工科，一步步踏上了“科学救国”的征程。
少年求学阶段的刘锡田与祖国一起走过了苦难深重的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目睹了许多东北的青年学生背井离乡流亡到北平所过的悲惨生活，真切感受到一个民族因为落后软弱而沦亡的痛苦;
1935年12月9日，他参加了北平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活动，深刻地体会到伟大的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尊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序幕。为了不做亡国奴，刘锡田兄弟跟随大批难民被迫离开了抚育他成长的古都北平，开始了逃难生活。不幸的是，在抵达天津火车站的那天晚上，恰遇日本人在车站设置关卡盘查，刘锡田因提着三哥的药箱装作卖药的被放行，但大哥刘锡永却被日本人扣留，而这一别就是漫长的40年，相见时已然两鬓如霜……几经周折，他们过济南，经山西，最后到达西安。
当刘锡田来到西安时，孔祥熙创办的铭贤学校为躲避侵华日军的铁蹄也从山西搬迁到西安。经学校代理校长贾麟炳先生的介绍，他进入铭贤高中三年级学习。
1938年日军逼近风陵渡，对西安进行狂轰滥炸，学校迫不得已疏散到陕南重镇——汉中，刘锡田随之前往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师。在汉中他参加了全国统一高考，被西北工学院土木系录取，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抗日战争期间大学生活十分艰苦，西北工学院教学和住宿条件都非常差，实验室基本没有，测量仪器不够用，图书馆的参考书也很少。所用的原文教科书、计算尺和绘图仪器都需要千里迢迢从昆明购买;晚上没有电灯，为了节省蜡烛以延长学习时间，往往是三个人点两支蜡烛凑在一起学习看书;没有墨水，就用紫铅笔芯泡成墨水。伙食则是大米和水煮白菜，而且还经常吃不饱。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之照明条件太差，大学二年级时，刘锡田得了严重的眼疾，几乎为此而停学。虽然学习和生活条件无比艰苦，但西北工学院的教师队伍师资力量相当好，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这让刘锡田受益匪浅。
初干水利遇良师
在西北工学院毕业时，刘锡田应老师的推荐和邀请而奔赴贵州参加黔贵铁路建设，途经重庆时见到了三哥刘公纯。因他与当时国民党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薛笃弼是亲戚，薛笃弼介绍刘锡田到重庆歌乐山全国水利委员会参加了工作。他被分配到了水利示范工程处，任务是利用四川省丰富的水力资源，示范推广小型水力发电站、水动力加工和抽水站工程。在那里，刘锡田遇到了他人生中伟大的导师——曹瑞芝先生。
曹瑞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近代山西水利的奠基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浓厚的创新意识。曹先生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水利工程和水利机械专业，曾先后在晋、豫、鲁、陕、川等地从事水利工作。1927年曹先生在河南、山东沿黄河干流上利用河高地低的特点，创建了一批虹吸管淤灌工程，使黄河两岸的盐碱地变成可灌溉的肥沃良田。1932年，曹先生应扬子江水道政治委员会邀请，参加了我国第一支长江三峡勘察队，写出了长江三峡第一个开发计划，比美国垦务局专家萨凡奇对三峡的查勘早了十多年，打破了长期以来许多人以为开发三峡的计划最早是由美国人提出的误传。1938年，他在四川发明创造了木制水轮泵、水力筒车等水利机械，利用自然水力能源在干旱贫瘠、无电力的丘陵山区实现了自动灌溉。
与曹瑞芝先生的相遇相识，不仅使刘锡田在水利事业方面得到很大帮助，而且，他的信仰、婚姻等都得到了这位智者的指导和影响。后来，曹瑞芝的二女儿曹素滨与刘锡田相识、相知、相爱，事业共勉，携手一生。刘锡田本是学土木的，但在曹先生的影响下，却确立了一生献身水利事业的远大志向。在曹瑞芝先生的带领下，他参加了修建杨公桥水利机械试验场、达县阁溪桥、遂宁石溪寺两处低水头水电站，并参加了北碚高水头、小流量冲击式水轮机水动力加工厂等的建设。
初入水利行业时困难之多难以想象，但每一次遭遇困难时的不妥协，每一次与其他水利工作者并肩作战、克服困难时的喜悦，每一次完成任务时的激动，每一次征服险山恶水时的自豪，时时激荡着刘锡田年轻的胸怀，这不仅让他感受到作为一名水利工作者的骄傲，也为他后来成为山西水利事业的中坚力量做了坚实的铺垫。在与曹瑞芝先生一起参与水利建设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曹先生对水利事业的虔诚，也找到了他自己在事业上的努力方向。
赴美留学归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锡田在重庆先后参加了清华大学和国民党教育部主办的公费留学考试，因感觉考试成绩不理想，刘锡田对出国留学没抱太大希望。谁知在随全国水利委员会第224测量设计队回山西工作时，却收到辗转投递的美国密执根大学留学通知书。1948年8月，刘锡田乘船赴美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根据国内实际工作的需要，他选修水力发电、水工结构、水文分析等方面的课程，同时为了进一步夯实基础，他还选修了复变函数、向量分析等高等数学课程。作为一名穷留学生，课余时间他还要在学生食堂做工挣钱，以补充生活和学习经费。后来，经教授介绍，他参加了水工模型试验和水文计算工作，这不仅让他增加了一定的经济收入，还使他学到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实践锻炼。
刘锡田等人在校外所住的出租房的房主是黑人，刚入住不久，就有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住在黑人户主的房子里，白人同学是不会到你们这里来的。”在美国，黑人不能去理发店和饭馆，看电影不敢坐在中间……亲眼目睹种种种族歧视现象，刘锡田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
在美期间，刘锡田没有学会开车也没学会跳舞，闲暇时间几乎全部用在学习和吸收知识上。除了学习专业课程，他还参加了密执根大学中国学生读书会，在远隔万里的太平洋彼岸读到了许多进步书刊和毛泽东原著。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对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科学论述及其明确提出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目标，使刘锡田深深折服，感叹
“如拨云见日，为新中国的美好前景所鼓舞”，坚定了他学业完成后报效祖国的信念。
经过一年的勤奋学习，1949年5月11日，刘锡田拿到了密执根大学研究院的硕士学位。他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或在美国找工作，一是立即回国。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环境对一个孜孜不倦寻求进步的青年人是最好的诱惑，但他毅然选择了回国。几十年后，当他回忆自己当初的选择时依然毫不后悔，他说：“我认为美国的科学技术很先进，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继续学习。但我对他们的种族歧视，对中国人的瞧不起，十分反感。我不愁吃点苦，在美国会有所发展，也不羡慕和留恋美国的优越生活。我深深了解我们的祖国还十分贫穷落后，急需发展，我们的国家需要我们自己去建设。”1949年夏天，中国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国民党独裁卖国政府的灭亡已成定局。刘锡田与数十位中国留学生不管美国政府的层层阻挠，毅然决然绕道香港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一回到中国天津港，刘锡田等人便受到华北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教育部部长钱俊瑞安排他们入住教育部北池子招待所。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吴玉章先后三次在北京南池子欧美同学会设便宴招待，向他们介绍新中国建设的前景。1949年10月1日，他们被安排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观礼台见证了这个令中国人民骄傲和自豪的历史时刻。刘锡田亲耳听到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亲眼看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心中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开国大典后，吴玉章又安排刘锡田等人到华北政治研究班学习(即中国人民大学)。11月他接受山西
省政府的邀请，回山西省水利局工作。
生命中不可抹煞的辉煌
从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刘锡田是在故乡山西度过的。他豪情万丈、干劲十足地投入水利建设工作，即使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中、在“文革”中，他仍一直努力坚守在山西水利建设的行列中，没有离开过他所热爱的事业。
1949年11月回山西后，29岁的刘锡田担任了省水利局技术室主任，挑起了工程勘测、设计、施工的重担。20世纪50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工程遍布山西大地，除了要恢复利用旧社会遗留的一些工程，建设一批新的水利工程，还要规划勘测更大更现代化的工程。刘锡田带领技术人员走遍山西的山山水水，着手绘制改变山河面貌的宏伟蓝图，恢复扩建了老的汾河灌区，新修了潇河、滹沱河、泽垣渠、阳武河、桑干河、浑河、霍泉渠、龙子祠等引用天然径流的灌溉工程，从渠首到灌区全面配套，使874万亩干旱土地得到浇灌。
山西省水资源的特点是既紧缺又分布不均，春旱秋涝，与农作物生长期不同步，有水也用不上。针对这些特点，刘锡田等技术人员提出要搞蓄水和提水工程，从此山西水利建设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过去山西没有修建水库的经验，为摸索经验、培养技术骨干，刘锡田等技术人员结合山西的自然地质条件，先后修建了试验性小水库、中型水库，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1957年，山西开始修建全省第一座大型水库——汾河水库。汾河是山西最大的河流，汾河水库是汾河治理的关键工程，它的建设关系着山西经济命脉和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经过多次勘测设计和技术论证后，坝址选定在娄烦县下石家庄。汾河水库大坝的原设计坝型为碾压坝，但刘锡田总结前段小型水库的试验经验，结合当地土质特点和当时的施工条件，建议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筑坝技术——水中填土坝。令人担忧的是，采用水中填土坝的方法修建60米高的大坝，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没有用过的方法，技术人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风险很大，加之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内根本没有大型的施工设备，如何完成这史无前例的工程任务，成了每一位建设者心中的最大疑问。当时主管水利工作的副省长刘开基同志全力支持这个建议，给了工程技术人员以极大的鼓励。1958年7月，五万名各行各业的建设者怀着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热情，投身于汾河水库的建设中。他们自己盖工棚、打窑洞，吃住在工地，昼夜不停地建设。由于水库大坝建在主河道上，如果“七一”汛期到来之前达不到40米安全拦洪坝高，就会影响下游地区安全度汛，给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威胁。但到1959年3月，大坝工程还未能完成拦洪进度，各方面的压力随之而来。4月份，水利部发来急电：“汾河水库下面就是太原市，汛期就要来到，如‘七一’达不到40米拦洪坝高，就必须考虑下马。”此后不久，水利部派苏联专家和水利部的工程技术领导陆续来到工地，提出如汛前不能达到拦洪要求，就应砍去已建成的部分坝体来泄洪，以确保安全度汛。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山西几万水利建设者们造成沉重的压力。砍去部分坝体，不仅损失严重，而且要推迟水库完工的时间，甚至有可能导致工程下马。
面对这种情况，山西省委、省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省委全体常委亲临工地紧急研究对策，首先要求总工程师刘锡田等工程技术人员拿出60米高水中填土坝的可靠数据以及保证施工进度的技术设计。面对万钧重压，刘锡田带领技术人员彻夜重新核算技术数据，冷静研究新的施工方案，终于在凌晨4时向省委提出保证：设计没有问题，施工进度也能赶上去，保证能在“七一”达到40米坝高，实现拦洪。根据刘锡田谨慎而专业的核算和大胆的判断，省委做出最后决策，再调集2.5万劳力和一定的机械物资加强施工力量，工程按原计划继续进行。这不是一个人的战争，而是千千万万颗心一起跳动的时刻。领导、技术人员、工人、农民、学生……在工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在为实现一个奇迹而昼夜奋斗着。经过3个月左右的艰苦奋战，到7月12日大坝胜利拦洪。汾河水库历经坎坷胜利竣工，它成了山西人民顶着巨大压力完成的一个水利工程建设奇迹。60米高的水中填土坝终于建成了，造价仅5000万元，它是世界上第一座坝高60米的水中填土坝水库，是中国水利水库建设史上的辉煌成就之一。1961年水库正式投入运行，历经49年的风风雨雨，今天的汾河水库仍在给山西人民带来巨大福祉。水库从开始勘测设计到竣工，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刘锡田从中受到极大的考验和锻炼，他用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满腔热血力挽狂澜，构筑了他生命中不可抹杀的辉煌。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刘锡田针对山西粮棉基地——晋南沿黄河地区水低地高的灌溉现状，带头设计修建了提水76米，总装机9700千瓦的夹马口电灌站，得以灌溉40万亩旱垣地，这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扬程最高的电灌工程，此后又陆续建成了20余处扬程更高的大中型电灌站工程，总设计灌溉面积达到260万亩。沿黄高灌对粮棉基地解决缺水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我国西北沿黄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期间，他还积极领导开展引黄入晋工程的勘测论证、并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了山西第一座水电站—天桥水电站，山西省黄河水力发电及全省小水电站建设的起步与发展也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逐步发展壮大。1963年刘锡田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的成员赴巴基斯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考察了美国支援巴基斯坦建设的井管排水改良盐碱地工程。回国后，他撰写的考察报告由于资料充分，措施具体，受到国家科委和水利部的高度重视，成为指导我国北方地区地下水开发和盐碱地改良的重要参考资料。
“文革”期间，刘锡田身处逆境，却未减报国之心。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求实的科学态度，置荣辱于身外，秉公直言。在农业学大寨高潮中，极左思潮波及到水利工程建设，如没有设计、没有资料依据就将原来设计的郭庄水库泄洪洞由大坝右岸石层改到左岸的黄土台地进行施工，有的新建水库基础没有经过很好的处理还存在明显的渗漏问题，就草率上马仓促开工等情况时有发生。对此，刘锡田发现一处指出一处，并建议采取措施尽快改正。但在那个非常年代，他的良苦用心非但未被采纳，反而屡遭批判，他被某些领导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事实证明刘锡田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有关主要负责人曾就当年的错误态度当面向刘锡田道歉，刘锡田一笑了之，毫不计较。昔阳县“西水东调”工程被媒体指名批评之后，刘锡田作为调查组成员之一，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建议妥善处理遗留问题，使这项工程为解决当地人畜吃水困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力排众议，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平定县娘子关四级提水工程的合理性，使其顺利建成，为解决平定县乃至阳泉市的人畜吃水困难，推动工农业发展，都发挥了显著作用。
1979年对刘锡田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年3月，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0年代初，水利部拟安排刘锡田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之职，享受副部级待遇。组织部找刘锡田谈话，但他认为担任“黄委”主任这么高的职位，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名堂，起码要从黄河源头考察到黄河入海口。自己年过六旬，体力不支，难以胜任，唯恐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所以他婉言表达了自己不去就职的意见，希望领导另选贤能。他以国家为重的胸怀，体现了他“不做大官，做大事”的高风亮节，也是他对共产主义坚定信仰的执著追求。
积极推广遥感技术
1979年4月，刘锡田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水利系统，调到山西省农业委员会担任副主任。20世纪七八十年代，卫星遥感这项高新科技只应用于航天和军事领域，而刘锡田却敏锐地感到这项技术将会给山西农业生产以及经济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他果断决定引进这项新技术。
实践证明，他的远见卓识让山西农业获得了重大进步。在引进遥感技术的过程中，刘锡田知难而进、白手起家、宵衣旰食、上下奔走，不但争取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广纳贤才，组建了“山西省农业遥感应用科学研究所”。刘锡田经常和科技人员共同研究农业资源调查方法、技术路线、工作步骤以及聘请人才等诸多问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支新组建的队伍应用美国资源卫星“MSS”进行农业生产条件、地质、地貌、水文下垫面、土地资源评价等专业方面的试验，编制了17幅《陆地卫星相片太原幅农业自然条件目视解译系列图》和17幅《陆地卫星影像目视解译山西省农业自然条件系列图》，探索出一条“信息提取——目视解译——地面解译标志——野外验证——综合分析评价——控制成图”的技术路线。经过几个月的奋战，该项目于1981年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科技成果一等奖。这一成果解决了资源调查的速度和精度问题，达到了当时国际的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农业资源图件的空白，博得美国、法国等国同行的高度评价和赞赏。1982年，国家科委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了“全国遥感技术应用现场会”，会上展示了山西农业遥感技术的研究成果、技术方法和设备，使遥感应用技术在全国得到了推广。1986年到1992年，70多岁高龄的刘锡田一直在为全国遥感技术的推广奔波劳累。
1992年8月24日，第二次全国地方遥感工作会议在山西五台山召开，正式成立了全国地方遥感应用协会，与会代表一致推选刘锡田为该协会名誉理事长。
1986年，刘锡田被推选为山西省科协主席，在他任期的五年中，全省科协工作很有起色，各级科协及所属团体不断发展和壮大。五年中，全省各级科协和学会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开展了广泛的科学论证、决策咨询、政策建议等活动，提出的决策建议大部分被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采纳。1990年10月，他发动组织中央部委、晋秦两省多学科专家，行程千里，对黄河北干流进行了综合考察，为山西、陕西、内蒙古开发黄河北干流的水利水电资源、重化工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从战略上提供了决策依据。
20世纪90年代初，刘锡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以他为首组织了30多位长期从事山西水利工作的同志，从正反两方面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了山西水利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并提出对山西未来水利建设的建议，历时四年，撰写了洋洋百万余言的《山西水利回顾与展望》巨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锡田在山西治水兴利50年，他熟悉山西所有的山川、平原，了解山西地下、地上的水情。50年间，他参与治理、兴建、改造过的大小水利工程不可计数。治水，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滔天的巨浪，臣服于他的智慧；温柔的碧波，洒满他辛勤的汗水。他用他50年的生命，完成了一项庄严承诺：“治水，保一方平安;兴利，得一方安康。”循着时间的轨迹，我们看到的是刘锡田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化作碧涛，用生命托起未来的希望!
2001年12月，刘锡田病逝。享年81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