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8年3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了婚礼，当时梁思成的姐夫正在那儿做中国总领事。这对新人真是门当户对，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是维新变法的领袖，后来做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是梁启超的同僚，做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婚后，梁、林二人越洋到欧洲旅行，然后经苏联西伯利亚大铁路回到国内。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林徽因则在同一所大学的美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经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安排，回国后他们即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1931年4月，梁思成夫妇辞去了东北大学的职务，离开沈阳，回到北京，应聘到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工作，这是一个私立的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做校理。其后的6年里，他们夫妇二人有机会到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地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营造学社南迁为止。这6年的野外调查和实测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梁思成读到了一份日本考古学家有关中国的考古报告，在这份考古报告中，记述了山西大同及周边地区的一些古老建筑，报告称在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应县小城里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木塔，当地人称作"应州塔"，这让他非常兴奋。但是日本学者研究的兴趣是那些古老的佛像，报告中关于建筑的描述很少，他甚至不能肯定这座木塔现在是不是还耸立在那儿，还是已经成了一堆废墟，如果还在，又是一个什么样子，一切都无法知道，这使得梁思成寝食不安。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系统的建筑史学，中国古代建筑也没有系统的名录，甚至中国建筑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都还是一个谜，那时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还没有发现一个，而存世的宋代营造法式还有许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如果真的可以找到一座唐宋之间的辽代木建筑，那会帮助他们抓住中国建筑史中许多重要的关键。
1933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期有一篇署名林徽因的《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里写道："我最初对于这应县木塔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热心，原因是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最难受的一点是他根本还没有看见过这塔的样子，连一张模糊的相片，或翻印都没有见到!"
心切的梁思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想象应县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个或者几个照相馆，他写封信去请照相馆的主人拍摄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寄给，他会如数支付全部费用。他真的就写了封信，信上将前因后果写了个清清楚楚，信封上的收信人他写了"山西应县最高等照像馆"。
有一天早晨，他们终于收到了寄自山西应县的一个邮件，寄件人的地址是"山西应县某某斋照像馆"，邮件里面正是梁思成渴望已久的应县塔照片。照相馆的主人是一位雅士，他并不要钱，而是请梁思成寄一点儿北京的信纸和信笺给他作为照片的报酬，他在附信中写了因为无论应县还是大同都没有一间南纸店。这里说的信纸和信笺都不是我们今天随便可以看到的样子，那应该是用宣纸精心印制而成，因为宣州在长江以南，所以宣纸也称南纸。
据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1933年9月4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和一位仆役，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上车，经张家口，到山西大同。考查了大同善化寺、华严寺及城内钟楼、东南西三城楼，9月9日夜林徽因离开大同回北京。9月17日终于来到了山西应县。在《闲谈》一文中写道"......让我们来夸他一句‘有志者事竟成‘吧，这位思成先生居然在应县木塔前边--何止竟是上边，下边，里边，外边--绕着测绘他素仰的木塔了。"不久，刘敦侦离开应县返京，9月24日梁思成、莫宗江完成应县木塔的调查，回到大同。
其实1933年10月7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的那篇署名林徽因的《闲谈》一文的真正作者显然不是林徽因，而是梁思成。因为林徽因1933年秋天根本没有去过应县。1933年梁思成、刘敦桢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至9日午，返抵大同。下午至善化寺工作。是夜送徽因归北平，17日赴应县，调查辽佛宫寺塔。敦桢自应先期回平。24日思成与莫宗江由应返大同，加摄诸寺像片，及量壁藏尺寸者一日。"《闲谈》一文中："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大家都用愉快的意思回忆和你各处同作的畅顺，悔惜你走得太早。我也因为想到我们和应塔的特殊的关系，悔不把你硬留下同去瞻仰。家里放下许久实在不放心，事情是绝对没有办法，可恨。"走的并不是梁思成，而是署名作者林徽因，这让一些读者产生了歧意。
《万象》2000年7月号发表了施康强《应县照像馆旧事》，利用《闲谈》一文的材料，敷衍出来一点情爱的故事："......那是秋初的一天下午，天晴日美，忽然狂风暴雨，雷电交作，街上天昏地黑。几分钟后风止雨息，一丝骄阳由蓝天云隙里射出。阳光下，一位戴软帽，穿西式旅行装的美貌少妇从街角款款走来，走近，走到店门口，拉门，步入。店主人顿觉眼前加倍的明亮。来人用纯正的北京话先开口：请问您是不是某先生？主人称是。来客遂自我介绍：我是从北京来，叫林徽因，外子就是梁思成先生，承蒙您寄给我们辽代木塔的照片，此番我们来贵地做实地测绘，顺便过来拜访，云云。主人如着了魔，半晌方答道：‘啊!梁太太，久仰久仰!‘梁太太环顾四周，似在观察店堂，然后寒暄几句，很有礼貌地告辞。她推门，步出，上街，优雅的背景慢慢消失在街角......"
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读过《应县照像馆旧事》后立刻出来讲话。《万象》2000年10月发表了梁从诫7月的来信，谴责了施康强推演出来的文字，信中说："在(19)98年天津百花版‘林集‘中，以上所提《闲谈》一文，是按1933年10月7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所载林徽因(音)署名文章原样收录刊行的，未另加说明。但看来不够清楚的是：此文虽署林徽因之名，但那四封《通讯》却是梁思成写给林徽因的信，而不是相反(所以才说‘外通讯一至四‘)；通讯中的‘我‘是梁，而非林。事实上，林徽因本人并没有去过应县。(19)33年初秋，林徽因的第二个孩子(即我本人)还在襁褓中，做母亲的显然还不便出远门。"
60多年前，梁思成把《闲谈》一文的署名权送给妻子林徽因。60多年后，居然闹出一点儿小小的文字公案。
据《闲谈》记载梁思成一行人："昨晨7时由同(大同)乘汽车出发，车还新，路也平坦，有时竟走到每小时50里的速度，10时许到岱岳。岱岳是山阴县的一个重镇，可是雇车费了两个钟头才找到，到应县时已八点。离县20里已见塔，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在路上因车摆动太甚，稍稍觉晕，到后即愈。"
梁思成在另一篇文章中则写道："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蓦地看到在我前方山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900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第二天他们去看木塔，《闲谈》一文接着写道："今天正式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Drewbelming，好到令人叫绝，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文章还写了："这塔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他们给塔照了照片，非常精细地测量了各层的平面，测量了三四十种不同的斗拱，做了塔的断面图，攀到塔顶测量塔顶相轮的高度，然后绘制楼梯、栏杆、格扇的图样，用仪器测量了各檐的高度和塔刹，最后还要抄录寺中的碑文。梁思成写道："它的顶端装上了铸铁的螺旋塔尖，用8根铁链固定在顶层的屋角上。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建筑史学家的视野之中，确立了它在中国建筑史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通过中国营造学社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介绍给整个建筑学界。在梁思成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这样写道："佛宫寺释迦木塔在山西应县城内，塔立于寺山门之内。大殿之前，中线之上，为全寺之中心建筑。辽清宁二年(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建，为国内现存最古木塔......"《闲谈》一文中写道："山西应县的辽代木塔，说来容易，听来似乎也平淡无奇，值不得心多跳一下，眼睛睁大一分。但是西历1056到现在，算起来是整整的877年。古代完全木构的建筑物高到285尺，在中国也就剩下这一座，独一无二的应县佛宫寺塔了。"
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中还收有佛宫寺释迦塔断面图和立面图，此图我倒希望是梁思成、莫宗江当年绘制的旧图。因为这本书是梁思成1942年至1944年写成的旧稿，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他撤退到四川南溪的李庄，只能使用1933年绘制的旧图。
在应县，测绘之余，梁思成自然不忘去看望那位喜欢南纸的照相馆主人，不幸的是因为生意萧条，那位儒雅的先生已经只修理钟表，很久不再照相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