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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梁思成任研究部主任，林徽因做校理。
中国营造学社是一间私立机构，照汉学家美国人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的说法：这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这句话说得还真有几分道理。创建人朱启钤就是个有钱人，做过几任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内政总长，还代理过一任国务总理，共和国成立以后，他被聘为国家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朱启钤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心收藏古玩。１９１９年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在南京发现了一部宋代的抄本《营造法式》，这是一本宋人撰写的建筑工程技术专著，他将抄本刊行于世，由此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兴趣。朱启钤出钱组织了一个营造学社，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后来，营造学社得到了庚款的资助，使他可以请得起像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这样的留美留日的建筑学专家。１９２８年，梁思成刚到东北大学时月薪２６５元。读吴清源的自传，得知当时在北京像门房、厨子、女仆，还有骆驼祥子这样的车夫一个月的工钱不过２元上下，挣钱最多的奶妈一个月也不过４元，这说明梁思成的月薪当时是高的。
经过几年的野外调查和古籍整理，梁思成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建筑学界产生了影响，学社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在日本、欧洲、北美也拥有了读者。
这时，梁思成、林徽因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一书中，发现了两幅描绘佛教圣地五台山全景的唐代壁画，壁画描绘了五台山的山川与寺庙，并标注了寺庙的名称。在这几年的野外调查中，他们一次次地经历了那些古籍中记载的建筑在漫长岁月中遭到重建、改建甚至毁灭的失望。他们绝望地想象壁画中的那些唐代寺庙都已经荡然无存，因为唐代已经过去了１０００多年，１０００多年的战火，１０００多年的风霜雨雪，１０００多年的各种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一座木结构的建筑能够从唐代保存到２０世纪，实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奇迹。但是他们仍然怀着一丝侥幸，希望能在那些不为外人所知、远离尘世的大山深处，找到一点儿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残迹，也许只有在这种偏僻的地方，古老的寺庙才能摆脱兴旺的香火给它带来反复重建的命运。
１９３７年６月，他们上路了。从北京坐火车到太原，然后换乘汽车走了百十公里到了五台县的东冶，又换乘骡车抵达县城，然后不入台怀，避开香火极盛、常有贵官富贾布施重修的寺刹，选择台外偏僻冷清的小庙，过了豆村１０里，他们看到了敦煌壁画中描绘的大佛光之寺。
梁思成发表在英文版《亚洲杂志》１９４１年７月号上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一文中这样写道：
“这座庙宇是建在山坡一处很高的台地上，面对着一座大院，周围有二三十棵古松环绕。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仅有一层高的大殿，有着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和深远的出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的久远。但它能比我们此前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
“巨大的殿门立即被我们用力地推开了。面宽七开间的室内，在昏暗中非常动人。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佛的坐像，两边是普贤和文殊以及众多随侍的罗汉、胁侍菩萨，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诸神之中显得非常渺小和谦恭。和尚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唐代原物，那么庇荫它的建筑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显而易见，因为任何房屋重建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枋、棋盘式的天花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细部或者整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当我们爬进天花板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令我们大感惊奇。我在那里看到的屋顶架构，以前只是在唐代绘画中见过。它使用两根‘主椽’（借用现代桁架的术语），而不用‘中腹杆’，这和中国较后的结构正好相反，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个‘阁楼’里住着成千上万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涂了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可能写在梁上的年代。另外，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所站的天花板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到处散布着蝙蝠的尸体。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在黑暗和恶臭中一连测量、绘图和用闪光灯拍照几个小时。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背包里爬满了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伤痕累累。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先大殿的墙壁一定都饰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壁画部分只有‘檐壁’，即梁上面和斗拱之间的抹泥部分。各部分的檐壁绘画水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处绘在团花中的佛像，注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１１２２年。旁边还有一处画有佛和立着的菩萨，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部分壁画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尽管只是墙上一条，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殿里工作的第三天，我的妻子在一根梁的下面注意到有很淡的毛笔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写在庙的梁下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高兴的东西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的极好的唐代建筑，但我如何报告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公元６１８年一直延续到９０６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案。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木梁和就近审视题字时，我妻子直接投入了工作。她仰起头，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女弟子宁公遇’。
“佛殿是由一位妇女捐献的！而我们这个年轻建筑学家，一位妇女，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难得的古庙的人，这显然不是一个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读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石经幢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刻着同样的词句：‘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８５７年。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台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像和尚们说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石经幢是在大殿建成后不久所立，整个建筑的日期就可以大致确定。这比过去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还要早１２７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结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代的绘画、唐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塑和唐代的建筑。其中的每一项，都是稀世之珍，集中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
梁思成夫妇离开佛光寺时非常高兴，答应寺里的和尚明年再来，还要带来政府的资助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坐着骡驮子向北越过北台到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至代县。费慰梅说：“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但是时事的变化已经不容他们明年再来。两个月以后，他们一家已经踏上了南下逃亡之路。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在代县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７月１５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４年，梁思成在四川南溪县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在书中关于佛光寺他写道：“唐代木构之得保存至今，而年代确实可考者，唯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一处而已。寺于唐代为五台大刹之一，见于敦煌壁画五台山图，榜曰‘大佛光之寺’。其位置在南台之外为后世朝山者所罕至，烟火冷落，寺极贫寒，因而得幸免重建之厄。”
１９５３年发现的五台山东冶镇李家庄南禅寺，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７８２年），早于佛光寺７５年。１９３７年６月，梁思成林徽因在东冶镇下了汽车，换乘驮骡，仓促之间，他们没有嗅到１１５５年前唐德宗李适时代一线游丝般的气息，与十几里外的南禅寺失之交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