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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1883～1953），日本国兵库县人。这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在从军以后，一贯鼓吹用武力侵略中国。1926年至1929年，他担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1927年6月，日本内阁总理兼外交大臣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河本大作作为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一的随员列席会议，提出“使满洲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主张。
罪行累累恶名昭著
“东方会议”之后，河本大作积极活动，于1928年6月上旬导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妨碍日军在东北进行侵略行动的北洋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暗杀张作霖事件不仅引起世界舆论大哗和英美两国政府的干涉，还打乱了日本田中内阁的战略部署，造成了适得其反的后果，日本一些军政要员，也认为河本大作等人的做法过于露骨和拙劣。1929年5月，一意孤行的河本大作被田中义一内阁和日军大本营免去关东军高级参谋职务，内定永久不能晋升军级。
1932年10月，在“皇姑屯事件”完全平息以后，河本大作被任命为满洲铁路理事。1936年10月，出任满洲炭矿理事长。他坚持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疯狂推行“人肉开采”政策，以中国人民的生命来换取日本国所急需的矿产资源，在东北大地上制造了许许多多掩埋中国劳工白骨的“万人坑”。
河本大作于1942年9月从东北来到山西太原，接替太田文雄（日本大仓财阀代表），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表面上是一个企业实体，实际上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组织。河本大作上任以后，多次在各厂长参加的会议上强调：“本会不是赢利性企业，而是经济军团司令部，要进一步加强生产，以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他亲自组织“山西急进建设团”，强行征募和驱使大量青年劳工为日本国掠夺山西煤铁等物产卖命。他还伙同日军第一军经理部、伪山西省政府日军顾问室，征集19至21岁的中国壮丁，押送到山西产业社所辖46个工厂和矿山，强迫进行高强度劳役，为日军实行“现地自活体制”卖命。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在河北、河南等地的驻屯军，以招收民工为名，诱骗贫苦农民，到山西各地的煤矿铁矿，强制进行长期的超负荷的禁闭劳动。在武力的支持下，日军对山西的丰富矿产资源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掠夺的对象包括煤炭、铁、锰、铅锌、硫磺、石膏、池盐、芒硝、木材等等。对于掠夺山西资源，河本大作在给上级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长远的设想：“对山西的政策，应采取将山西的煤运往日本，而不是采取在山西建立重工业的方针。为此，必须以山西丰富的石灰石、无烟煤与黄河的水利发电为必要材料，建立一个瓦斯工厂。其次大力开采太原到介休间的石膏矿，以制造水泥、硫铵、急性硫酸和建筑材料。”
日本侵略者对所有劳工进行残酷的盘剥和压榨，导致劳工大量死亡。仅在大同矿区，就制造了14个“万人坑”，害死矿工6万多名。
另外，河本大作还积极参与日军山西派遣军的情报、策反活动，与第一军司令官澄田中将密谋招募中国士兵，弥补日军兵源的严重不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河本大作策动山西产业株式会社300多名日本职员投靠阎锡山。阎锡山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改为西北实业公司，仍委派河本大作担任“总顾问”参与管理。他还策动其他日本工程技术人员留在山西，为阎锡山政权管理工厂、矿山，维修军事设施。
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河本大作，还勾结伪山西省公署日本顾问辅导官城野宏、山西派遣军第一军情报参谋岩田清一少佐等人，共同发起“在晋日人残留运动”，串联战败的日军官兵和技术人员及其家属，继续与阎锡山“合作”、“寄存武力”，为“复兴祖国”而“残留”下来。他竭力鼓吹什么“日本的复兴之烽火，应从山西之一角燃烧起来”。阎锡山则为了“共同防共”、保持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对所有日本“残留”人员给予优厚待遇，对留用的日本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现有级别的基础上连升三级。1947年夏，阎锡山将“残留”日军改编为“暂编独立第十总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太原发动总攻击，2600多名“残留”日军有500余人战死、700余人被俘，其余的投降。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略者，最终难逃与阎锡山政权一起覆灭的命运。
在押初期拒不认罪
太原解放后，河本大作和城野宏、今村方策、岩田清一等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直在太原关押。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设在小东门看守所内。外层关押中国犯人，内层关押日本犯人。从外层到内层有三道门，不是“联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不能进入最后一道门。工作人员一般都在内层食住，伙食为一般干部的“大灶”，住宿较紧张，像普通教室大的寝室，安设两排通铺，20多人并排而睡。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成立以后，检察机关就将河本大作作为侦查、起诉的重点对象。他是日军指挥机关的高级参谋，罪行重点在日军侵略方针制定和重大侵略事件的策划上。河本大作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罪行被社会公开揭露的材料比较多，但有关河本大作其他的罪行材料却不多。河本大作是所谓的“中国通”，侵略经历长，资格老，架子大；他的“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绝不会轻易低头认罪；他还爱耍小聪明，放“烟幕弹”，反侦讯经验多，使得侦讯方对他过去的高层次的幕后阴谋策划活动取证非常艰难。
当时，负责侦讯河本大作案的，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他就是越南归侨叶季龙。叶季龙1931年出生于越南，幼年时回国求学。195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被分配到山西省法院工作。1953年2月，叶季龙被借调出去参加遣送日侨的工作。5月初，遣送日侨工作结束，叶季龙正式调到山西省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担任书记员兼做侦讯工作。
于是，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和这位初出茅庐的中国大学生，展开了一场场较量。
叶季龙不敢掉以轻心。他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学习相关的法律与政策，熟悉司法程序；提前了解与分析案情，作出自己的初步判断，在审判评议会议上做好笔记，特别注意听清重点审判员、庭长的意见和总结发言，随后和自己事先的判断相比较，找出差距，不清楚的就虚心请教；另外注意总结学习心得，一月作一次大的总结。这样，很快缩短了和老同志业务上的差距。
他用一个多月时间，反复阅读有关河本大作的卷宗材料，在总体上对他的案件有了基本的把握。他理清了思路，提出了侦讯河本大作案犯的总体计划。领导批准了他提出的侦讯计划。
侦讯开始时，河本大作低垂着头，但时时都在窥视对方，寻找挣扎、逃脱的机会。他看到叶季龙是一个年轻人，以为他阅历浅薄，知之甚少，在供述侵华罪行时，竟然大放厥词：“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日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满洲，如今一切都被奉天军阀蹂躏了。”“日本在大陆经营全被搞垮了。”
面对他的这一套颠倒侵略与被侵略、奴役和被奴役关系的强盗逻辑言论，叶季龙当场严正地指出：你不要站在当年侵略中国的立场上说话，这里不是你在“东方会议”上陈述侵略主张的场所。如今你必须认清你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你不过是一个失败的侵略者。你必须从侵略失败中醒悟过来，你要对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表示应有的反省与忏悔，老老实实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在第一次侦讯交锋中，我方先给河本大作定位为“失败的侵略者”，打掉他那股“征服者”的傲气。
在侦讯中，河本大作还继续兜圈子，不交代实质性罪行，对他和家里的女佣人以及女佣人的亲闺女同居之事却津津乐道。叶季龙立即加以阻止。
在后来的侦讯交锋中，河本大作供认：他从到关东军司令部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鼓吹对中国采取主动攻击的侵略政策。他主张的具体策略是：趁张作霖的30万军队败退时，在山海关解除其武装，进而控制“满洲”。河本大作对形势的估计与策略获得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一的认可与支持，武藤信一根据河本大作拟定的《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计划》在“东方会议”上作了发言。河本大作以武藤信一的随员身份列席会议。“东方会议”按这个思路最后形成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武装侵占的基本方针。河本大作根据这一方针拟定了详细的日本关东军解除中国奉军武装的作战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天皇敕命迟迟未下达，只好放弃原计划。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河本大作又开始策划暗杀张作霖的阴谋。
当问到为什么要把矛头直指张作霖、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时，河本大作说：“张作霖是日本扶植起来的，后来越来越不听日本帝国的话，忘恩负义的行为不胜枚举，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叶季龙当面加以驳斥：“这绝不是朋友间的‘忘恩负义’问题，你这是地地道道的强盗逻辑。你们日本人把张作霖当作‘傀儡’，屡次逼迫他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满足你们苛刻无理的要求，遭到他的拒绝。这才是你们杀害他的主要原因。张作霖是中国人，有起码的民族意识和气节。他说：‘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父母祖宗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对我们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侵犯，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因为张作霖没有满足你们的侵略要求，你们就可以在他的国家的领土上，在他的家门口将他炸死吗？谁给你们的权力？这样做符合国际法的哪一条？”
关于“皇姑屯事件”是如何谋划与实施的，河本大作开始时交代得较肤浅，可是对同牢房的犯人却尽情吹嘘。他描绘阴谋策划是“必死之阵”，从说服关东军司令官到情报调研，从选择炸车地点到爆破方法，以及兵力配备、人员落实等等，每一步和每一个细节，都准备得十分具体，并有2～3个方案可供对比选择，做到随机应变，万无一失。其中，对川岛芳子用色情窥探张作霖行程等，则视为自己的“绝妙杰作”。
后来，侦讯人员通过管教人员和日籍战犯城野宏等的接触、交谈，获知河本大作在同伴中吹嘘的全部内容，又经过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河本大作才在侦讯过程中不敢再敷衍了事，对由他主谋并亲自实施的“皇姑屯事件”做了比较深入和详细的交代。
“皇姑屯事件”之前，河本大作曾阴谋策划在炸车之后，趁奉天以及周围社会动乱，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然后使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为此，河本大作在奉天大和旅馆门前集结了一个旅团的兵力。他估计，张作霖被炸后，他的卫队可能会进行报复。那时，可令参谋尾崎大尉率领关东军与之交战，搅乱局势，进而以“维持治安”为名，出兵占领奉天乃至全东北。但由于不了解河本大作真实意图的关东军参谋，在３日夜里解散了集结在大和旅馆门前的那个旅团，紧急集合命令又被参谋长斋滕中将严令阻止，所以事件并未按他所策划和希望的那样继续发展。当时奉天当局已识破日军的阴谋诡计，为了稳定局势，防止日军趁机举兵作乱，一方面让奉天督军参议臧式毅、奉天省长刘尚清劝阻了奉天军队的自发报复行动；另一方面对张作霖去世一事严密封锁消息，秘不发丧。
河本大作在受审中，对这一段罪行作出与事实不符的交代。他说，爆炸过后，他亲自带军医到张帅府去慰问，目睹张作霖伤势很重，肠子已流出腹外，必死无疑；当天立即电告日本军参谋本部说“张作霖已被炸死”云云。事实上，当时河本大作对张作霖是死是活并不知悉。随后让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借口去慰问，实则探听消息。这位夫人见帅府灯火通明，气氛祥和，接待她的主人面无戚容，谈吐从容。这些状况让日方“摸不着头脑”，使得河本大作的进一步阴谋未能得逞。
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实现了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一领导。日军暗杀张作霖事件造成了适得其反的后果。田中义一首相得知河本大作炸死张作霖时，没有露出胜利的笑容，反而流着眼泪长叹：“孺子不知父母心，一切都完了！”
防线崩溃低头认罪
当审问到1949年4月20日，在太原机场最后一班飞机起飞，河本大作为什么不逃跑的原因时，他开始时狡辩说：他曾经在日本驻朝鲜公使馆当武官时，岸信介是他手下的雇员，如今岸信介当了日本首相，他无脸回国作岸信介的臣民。叶季龙立刻批驳他说：1949年4月岸信介还被美军关押在监狱里。他当首相是1955年释放后的事。河本大作只好承认：没有逃离山西回国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被美军关入牢房”。
经过一次次的较量，河本大作的抵抗情绪越来越弱，花招也越耍越少，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只好交代自己在中国在山西犯下的种种罪行。这其中的原因，一个是“角色转换”的结果。昔日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为非作歹、嚣张狂妄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分子，如今沦为“阶下囚”，面对强大的正义的力量，自然没了“底气”，深知自己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螳螂，哪有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力量！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待战俘的政策的强大威力。尊重被俘人员的人格，不打不骂，在生活上让他们享受“中、小灶”待遇（即原来的将、校级军官待遇），又有医疗、文体娱乐，还让家属探监，使改造犯罪分子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批批罪恶累累的战犯忏悔认罪，请求宽恕，并鼓励和帮助周围的战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河本大作通过学习，思想认识也有所提高。他说：“通过学习和反省，我懂得了‘凡事做过头，就会走向反面’的道理。张作霖不愿当亲日派，我炸死他，结果他的儿子张学良率领奉军迅速倒向亲美的蒋介石那边，这是我预料不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策划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获得的是短暂的军事胜利。但在枪口下生活的中国人民不甘心情愿当亡国奴，他们跟共产党、八路军走。是日本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把老百姓都赶到共产党那边了。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我曾为之欢呼，后来才懂得它产生了帮助敌人的副作用：激怒了美国人民，有力地帮助了罗斯福总统动员美国人民摆脱和平主义，迅速行动起来，同仇敌忾，投身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变成众矢之的，陷入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之中。侵占别国的领土、主权、利益，必遭反抗。武力征服引来毁灭性的武力报复。”
河本大作说：“事情做过头了，后果适得其反，这是从我一生的经历中取得的教训。”
河本大作在交代完他的主要罪恶后说：“我输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输了，天皇的大陆政策以及发动的‘圣战’彻底输了。我们给自己挖掘了坟墓，我认罪，罪有应得。我愿在认罪供词上签字划押。”
他一次又一次当着大家的面，懊丧地跪在地上叩头，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忏悔，谢罪道歉，请求中国人民宽恕。
1953年8月25日，河本大作在未及审讯和接受公开审判前，就因年迈体弱，病死于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