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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1903—1961)是中国无产阶级军事家，1903年2月27日诞生在湖南省湘乡县，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在贺龙部任营长。1928年起，在上海参与主持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工作。1931年9月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团长、师长。1932年因负伤到上海就医，曾向鲁迅介绍鄂豫皖红军斗争事迹。1933年3月被捕，经中共和宋庆龄等营救脱险，后去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彭(湃)杨(殷)步兵学校校长。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团长。到达陕北后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1940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次年任太岳纵队司令员，参与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一)
1937年“七七事变”，是中国人民举国抗战的开始。8月下旬，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陕甘宁边区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等3个师，陆续开赴华北前线，直接对日作战。
陈赓被任命为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他紧张而有秩序地做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着重思考和解决形势转变关头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诸如改编后如何保持党的绝对领导和红军优良传统，如何适应新的作战对象进行临战训练，如何与国民党友军搞好统战关系与协同动作，如何提高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和战术技术素养……。他几乎每天都要深入基层，了解改编后的情况，观察部队情绪，指导部队训练，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由于他敏锐的洞察力，求实的精神和严格的治军态度，很快把全旅从思想到行动统一到新形势与新任务上来了。
按八路军总部规定，各师向山西前线开进的顺序是：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为全军的后梯队。10月1日该旅由陕西富平开始出发时，一一五师已经取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陈赓便抓住平型关这一战例，一路上反复向指战员们(同时也向群众)宣传八路军首战告捷的意义，同时说明，只有积极地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山地战，才能稳操胜券;单纯防御、唯武器论都是错误的。广大指战员从他的解释中，既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又深刻地理解了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
10月14日，陈赓率三八六旅先头部队抵达太原。这时，日军正沿同蒲路和正太路向太原发动钳形攻势。友军正在太原以北之忻口与太原以东之娘子关阻击日军，娘子关方向已告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一五师与一二O师已展开于北路敌军翼侧，一二九师应展开于正太路以南，依托太行山，配合友军，侧击东路日军，保卫太原。据此，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令陈赓率三八六旅速向阳泉以东之平定地区开进。陈赓到达指定地区后，立即派出若干分队向娘子关方向侦察游击，并与友军取得联系。他把他的指挥位置尽量靠近前沿，以便观察指挥。10月21日，他率部迂回到井陉长生口夜袭敌人，打响了三八六旅对日作战之第一仗，歼灭日军一个工兵中队。正向娘子关进攻的日军后方受到威胁，不得不稍向后撤，这样便减轻了防守娘子关的友军的压力。友军第三军军长曾万钟见到陈赓时，伸出拇指，连连表示感激和佩服。陈赓在日记中写道：“10月首次参加娘子关及旧关作战，井陉长生口之夜袭，为我对敌之处女战，歼敌一个工兵中队。敌军大震，因而迟延敌人攻占娘子关，使我正面之曾三军阵地，获得暂时稳定。”初战胜利，对部队是一个鼓舞，但陈赓也发现部队夜间行动不肃静，游击动作生疏，不敢使用大的兵力等缺点，便马上向部队指出，要求下级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总结经验，打一仗，进一步。
经过短期的游击侦察，敌情、地形、道路都已基本摸清，部队也得到了初步实战体验。这时日军一部向正太路以南山地进攻，企图向西迂回，直趋平定，切断娘子关我方守军退路。刘伯承、陈赓等判明敌人企图后，决心在敌必经之路的七亘村附近山地设伏，阻击敌人向西迂回。10月26日，敌骑兵与辎重部队300余人进入八路军伏击地区。八路军突然开火，乘敌混乱冲下山去，迅速全歼该敌，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伤亡60余人。两天以后，八路军第二次在七亘村设伏，又歼敌100余人。由正面进攻之敌，突破了娘子关，沿铁路直趋阳泉、平定，威逼太原。陈赓奉命继续迟滞敌人西进，11月2日，在昔阳县黄崖底歼敌300余人。11月5日至7日，又配合一一五师在广阳歼敌约千人。但这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失去防守太原的信心，下令部队向南撤退。11月8日，敌占太原。
至此，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开始进入主要地位。八路军各部队迅速在敌后展开，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抗击牵制着大量敌军，在全国抗战中起了重大的战略作用。
1938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到山西实地考察战场情况时，特意到三八六旅参观。陈赓旅长向他详细介绍敌后游击战争的情况，赠给他一柄缴获的精致日本军刀，美参赞极表钦佩，称赞八路军是中国最好的军队。
3月中旬，刘伯承师长决定袭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而于半途之神头岭设伏打援，并令三八六旅承担歼灭援敌的任务。经过勘察，发现公路是从山岭上通过，不易选择居高临下的阵地，陈赓便大胆决定利用公路两旁不远的旧工事，严密伪装，使敌人意想不到我们会在这样的近距离内设伏。他对战士们说：“就是敌人的马蹄子踩着了你的手，没有发现你，也不要动。这好比独木桥上打架——手快打手慢。只要我们伪装得好，就更能发挥突然性。”3月16日凌晨，战斗按计划从黎城打响。潞城敌人驰援黎城，经过神头岭时，虽然搜索了一番，却没有发现他们鼻子底下的伏兵。我军一声令下，打得敌军人仰马翻，两个小时即解决战斗，真是一场干脆利索的伏击战!
半个月以后，陈赓又率他的健儿们在响堂铺伏击敌人运输队，老百姓欢呼雀跃，都来帮助八路军打扫战场。
被激怒的敌人，集结重兵，对晋东南实施九路围攻。八路军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凭借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与敌人周旋在太行山区。正当敌人如盲人瞎马东奔西突的时候，八路军主力却隐蔽集中，抓住了敌人九路当中主要的但又是孤立的一路——第一O八师团一O四旅团(旅团长苫米池四楼)，在武乡县长乐村的一条峡谷内，包围歼灭其一部2200余人，各路敌军相继撤退。三八六旅就是长乐村之战的主力。在缴获品中，有苫米池尚未发出的一封家信，妄自夸耀其战功，告其女儿因他最先攻入临汾而刚刚得到天皇颁赐的一枚勋章，信中说：“我肩今天下垂矣!天皇所赐的勋章何等沉重……”这个狂妄的侵略者何曾料到，他的信和勋章，竟一齐落入八路军手中，传为笑谈!
陈赓曾在日记中写道：“1938年3月初，敌以一O八师团为主，组织对晋东南我军九路围攻，我旅在师直接指挥下，配合其他八路军，开始反‘九路围攻’战役，战斗数月，敌狼狈分途窜回正太、同蒲、平汉三主要干线。我收复广大失地。在整个战役中之有名战斗，带有决定性者，一为长生口战斗(平定至昔阳交通要点)，毙敌大队长荒井手吉，击毁汽车多辆，缴获大炮重机枪及其他战利品。二为神头战役，我军一部埋伏在距公路仅200米处，敌人进至我伏击圈内，我突跃而起，敌仓皇失措，乃不及展开而战，激战二小时，全部结束战斗，毙敌千余。我伏击部队(补充团)武器不全，手执长矛，出发作战之时，纷纷提出口号：‘用此长矛换取敌之三八式步枪’，故冲锋尤显英勇，一营战士竟有刺杀敌兵11人者。战斗结束，该团全部换得新式武器。激战情形，由此可见。战后，敌以飞机十余架，在此狂炸达两日，以事报复。然我已安全转移，迟矣。是役，对进攻山西长治腹心一带之敌军精神打击特大。三为响堂铺战斗，我复以干脆果敢之动作，在两小时内，解决战斗。敌180余辆汽车，全部焚烧，敌亦全部就歼，无一幸史者。我缴获甚多。”
在此后的一年多里，陈赓率部转于平汉路和道清路沿线，对敌伪控制的交通要道，连续实施大规模破袭，牵制和消耗敌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开辟了新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和他的健儿们纵横驰聘于晋冀鲁豫战场，越战越强，成为敌人感到心悸的一个对手，以至有时敌人寻找八路军作报复“扫荡”时，竟在装甲车上贴着“专打三八六旅”的标语。
(二)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较前大减，而对敌后战场的“扫荡”则有增无减。为巩固与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底，三八六旅奉令调赴太岳山地区，以加强那里的力量。太岳区西临同蒲路，北抵正太路，东与太行区相毗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区。1940年成立了太岳军区，1941年三八六旅与山西决死队第一纵队合编为太岳纵队，均由陈赓任司令员。从此他便和薄一波、安子文、王新亭等人一道，战斗在这一战略区内。
1940年8月，陈赓奉命率领太岳军区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圆满完成总部和一二九师给予的任务。不过，陈赓对这次作战是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在我军装备技术远居于劣势，缺乏攻坚火力的条件下，不应打那样的“堂堂之阵”，不应取阵地攻坚的战法。此役，敌施放毒气，陈赓是中毒者之一。
陈赓在日记中写道：“1940年8月，奉命参加百团大战，我以精锐之师，半月内毁灭(坏)了所谓敌人的‘大动脉’之正太路。由阳泉至榆次，除少数几个县城外，几年来以碉堡组成的封锁线，被我挨次攻下，每一座铁桥，每一个车站水塔，每一根铁轨枕木，均被我焚烧或被破坏无余。一条完整的铁路，一时变成了破烂不堪的荒地，迫令敌寇，尽数月之力从新建筑此路。百团大战，遍及华北，敌寇兵力，备受牵制，经半月之调遣，始凑兵万余，向我反扑。我已任务完成，且战且移，并着手第二次作战，以扩大战果。是役我再攻下据点十余处。榆社城为敌所构筑之半永久式筑城地带，城周围，防以堡垒群，围以铁丝网，圈以外壕，火网严密，地形险要，经我两日夜的攻击，敌虽以飞机低空轰炸，发射毒幕，但仍不能挽回其败局。400余寇鬼，均寻到了其坟墓，武器弹药、粮秣，尽为我有”。
1941年至1942年，敌人对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残酷，各根据地的军民则以更加分散更加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对付之。1942年10月，日军在对太岳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扫荡”之后，一反过去“扫荡”结束即行撤退的惯例，而是留下一部分兵力，在太岳根据地腹心区沁源驻扎下来，修碉筑路，派遣特务四出活动，诱骗转移出来的群众回城“维持”，并在城门口竖立一块大木牌，赫然写着“山岳剿共实验区”几个大字。
但是，不管日军耍什么花招，中国人民是决不能容忍异族的侵略和凌辱的。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区军区针对敌人的新特点和当时根据地的困难情况，制定了长期斗争的方针。在沁源成立了县围困指挥部，以主力部队为骨干，加上民兵、自卫队共8万人，对敌占城镇进行合围。白天监视、限制敌人外出活动，晚上到处袭扰敌人，并将敌战区群众统统接应转移出来，粮食带走或掩埋，水井填死，又不断袭击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使敌人既无群众“维持”其实验，又无生活物资保障其长期占领。敌人当然也不死心，想方设法反对我之围困。斗争持续着，发展着。
陈赓对此极为重视，多次深入围困第一线，向干部、战士、群众调查围困中的情况、困难和问题，写下了数万字的笔记，并及时给以指导。他指出：这场斗争是持久的，是敌我之间力量和意志的竞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围困的任务是封锁断绝，打击敌人小部分，杜绝特务出入，断绝其粮源水源，使敌人得到一草一木都必须拿生命来换……”他提出了在敌交通线上开展不断的延长式麻雀战，形成“麻雀网”，广泛开展地雷运动和夜战，提高民兵的政治觉悟与军事技术，救济难民，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等各种具体措施，使对敌围困更加有力有效。
经过长达30个月的斗争，终于把敌人围困得精疲力竭，寸步难行，不得不杀军马充饥。1945年4月，敌军狼狈不堪地撤出沁源。这便是抗战史上著名的沁源围困战——人民战争的一曲响亮凯歌!为此，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赞扬“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1943年入冬，中共中央决定抽调各根据地一部分负责人到延安参加整风高级班学习。陈赓也是被抽调者之一，于年底离开太岳区赴延安。
这次学习历时一年多，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了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及其经验教训，大大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陈赓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军与决死队结合广大群众，依靠广大群众，粉碎无数次‘扫荡’，及各种残酷的总力进攻，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在极度困难之下，我军仍屹立太岳山巅。20余县仍飘扬着祖国国旗，实行三民主义，真正民主，谁曰我‘游而不击’，狗屁胡说，可以休矣!或问，坚持敌后，抑谁之力?民曰，我党我军，结合广大群众，生死与共，在毛泽东旗帜下，朱彭刘邓领导有方，忠于民族，孝于国家，有以致之，谁曰不然?!”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陈赓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曾预言：“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形势的发展，果如他的预料，甚至比预料更快。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各根据地军民举行了对日本侵略军的最后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艰难曲折中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结束了。
陈赓在延安一面欢庆抗日战争胜利，一面在思考抗战后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子?下一场暴风雨何时来临?
(三)
1945年8月，陈赓返回太岳解放区后，立即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把太岳军区主力部队从分散游击状态集中起来，编为太岳纵队，准备应付时局突变，执行超地方性的作战任务。9月上旬至10月中旬，他率领太岳纵队参加晋冀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统一指挥的上党战役，歼灭了侵入我晋东南解放区的阎锡山部队。尔后，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负责平汉路方面作战任务，陈赓率太岳军区部队负责同蒲路南段作战任务，阻止国民党军沿这两大交通动脉北犯，以屏障华北，掩护我军在东北的展开。10月下旬，太岳纵队奉命改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仍以陈赓为司令员，另组太岳军区，王新亭任司令员。将野战军与地方军在组织上和任务上加以区分，以利于尽快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形势仍是打打停停，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交织进行着。国人两党在重庆签订的停战协定公布后，停战令也下到各个军事冲突地点多天了，可是阎军就是不执行。他们每日每时都在向我解放军防地进攻。继梁培璜、高卓之之后，阎军的省防十二师在其师师长刘谦的指挥下，没有一天不向我军进攻，没有一天不向我解放军区的农村抓丁抢粮，奸淫烧杀。1月24日，刘谦令其全师向曲沃附近的露顶山地区我军防地进攻。当阎军进至我军某村防地时，我当地驻军为了维护停战协定，遵守停战令，一再向进攻的阎军劝告，请其自动退回。在劝告无效后，我军为了迅速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即忍痛退出某村防地，以等待他们的觉悟。不料阎军在其师长刘谦的督令下，继续向我军另一防地进攻。我军仍是劝告之后，忍痛退到另一防地。同时还继续向其宣传遵守停战协定的意义，劝其停止进攻。不料阎军变本加厉，责令全师向我军防地进攻。此时我军已来不及退到另一防地，在劝告无效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自卫还击。结果阎军大部官兵，在我军要求国内和平的正义感召下，纷纷自动放下武器，决心要脱离坚持打内战的阎军，要和解放军一起，共同遵守停战协定。对其坚持进攻我军防地的师长刘谦，则解除了他的武装，交给解放军处理。
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的敌情是严重的：南面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六个旅程(后增加到十个旅)，北面有山西军阀阎锡山部五个师，两敌企图南北对进，夹击我军，打通同蒲路。而我军只有第四纵队三个旅、太岳军区一个旅零几个独立营。敌之兵力四倍于我，其装备技术与后勤供应的优势，更不待说。
陈赓日夜不眠地思考着打破敌人的谋略。他虽然身经百战，熟知用兵之法，常以劣势之师临优势之敌，战而胜之，积有以劣打优的丰富经验，但他决不草率从事，不囿于过去的经验，每战必审慎地分析敌情、我情、地形等条件，仔细领会上级的战略意图和赋予自己的任务，把自己的决心放在可靠的基点上。何况即将采取的行动，是一场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开端，只有打好开局，才能越打越活，越打越主动。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利用胡、阎两敌的素有矛盾(嫡系与杂牌的矛盾)及互相配合不积极的弱点，以大路踏步的运动战与两敌周旋，伺机打其一面，割裂其联系，而以打最骄横又最麻痹的胡宗南为第一仗。
7月中旬，我军主力七个团隐蔽南下，在闻喜、夏县之间突然包围胡敌远离主力的先头部队，一举歼其一个多旅6300多人。胡宗南吃了一闷棍，急令其部队收缩于闻喜以南，暂缓北进。我军利用此机稍事休整，又转兵北上，于8月中下旬发起同蒲战役，连克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歼灭阎军12000多人，更加扩大了阎、胡两军之间的距离。当胡宗南再次北犯时，我军又在临(汾)浮(山)之间摆好战场。这次，陈赓司令员的部署是：以一部兵力佯攻浮山之敌，将主力隐蔽集结于敌人意料不到的临(汾)浮(山)公路以北较为平缓开阔的地域，吸引位于临汾之敌第一旅放心向浮山增援而于运动中歼灭之。这第一旅是国民党陆军整编第一军第一师第一旅，论序列排在最前，论装备是最精良的美国货，论训练是首屈一指的。旅长黄正诚中将也是旅级军官中军衔最高的，曾在希特勒的军校深造。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个旅都可以说是“第一流”。所以，胡宗南常以此旅引为骄傲，双关地把它称为“天下第一旅”。然而，正是这个“天下第一旅”，却一头钻进陈赓司令员布下的圈套，再也钻不出来，一昼夜之间就覆灭了。黄正诚直到被俘还懵懵懂懂，搞不清他是怎样自投罗网的。
开局3个月，每月一仗，三战三捷，煞住了敌人的凶焰，打出了我军的威风。南北敌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了。9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特意发表《向太岳纵队致敬》的社论，对这几仗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社论说：“太岳纵队的一再获胜，决非偶然。第一是该部与当地人民有血肉不可分的亲密关系……第二是太岳纵队战斗员的沉着坚定，英勇善战……第三是陈赓和王新亭两将军之指挥有方，机动作战，不斤斤于一城一市的得失，而专心致志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善于出敌不意，击敌无备。”
11月初，胡宗南有进攻延安模样，中央军委电令陈赓率四纵队经吕梁山西渡黄河，加入陕北方面作战。11月24日，陈赓率部抵达黄河东岸时，毛主席又电示四纵队暂缓西渡，先就地与晋绥部队协同寻歼晋西南之敌。这样，陈赓便和王震等领导一道，从11月下旬至次年11月，共同组织指挥了吕梁战役和汾(阳)孝(义)战役，歼敌三万多人，解放了晋西南大片土地，解除了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威胁，改善了我军西北战场的战略态势。
1947年3月，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改为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我军以两万多兵力抗击敌20多万兵力的进攻，极为困难。3月19日，中共中央撤出延安。为配合陕北作战，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下，于4月14日发起晋南战役，我军分多路向蒋、胡、阎军同时发起进攻。当第一天一部在翼城打响后，另一部已越过翼城包围了曲沃城，还有一部直插运城机场，烧毁敌机3架。另一路猛扑侯马，腰斩同蒲线，在战役开始的第二天，即攻克侯马镇，歼灭胡军千余人，胡军副旅长以下官兵2000余人投诚。另一部以3小时的战斗即解放了新绛城，歼敌七八百人。还有一部激战4小时，即解放稷山、河津两座县城，歼灭全部敌军。至5月12日止，歼敌二万余人，解放晋南25座县城，彻底摧毁了胡、阎联防体系，使敌在晋南只剩下运城、临汾两孤点。我军前锋直达风陵渡，威胁向陕北进攻之敌胡宗南部的侧后。但这次战役并未迫使胡宗南部大量回撤，敌对陕北的进攻仍未稍缓。因此，中央军委曾有再调四纵队向陕北机动的意图。
7月中旬，中央军委电召陈赓赴陕北靖边县小河村，面商作战计划。陈赓一到小河村，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就向他说明全局的形势和中央的决策，并告诉他，中央已改变了他的行动方向，不再要他向陕北机动，而要他率领四纵、九纵、三十八军(已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原起义部队)等部组成的兵团，作为三路大军的右后一路，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开辟鄂豫陕边区根据地，调动敌人，减轻陕北压力，配合刘邓进占中原。毛主席风趣地问他：“你可知道‘破釜沉舟’的典故?”陈赓会意地答道：“知道。过了河一往直前，下决心不要后方!”一问一答，把意图和决心说得明明白白。毛主席再次向他说明了陕北的困难情况，叮咛他说：“如果你们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的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则陕北将难于支持……”陈赓深深领悟了此话的分量和自己肩负的重任。
经过一个月紧张的组织动员，一切工作准备就绪。8月22日午夜，陈赓指挥新组建的兵团开始了这次举足轻重的进军。在夜幕大雨的掩护下，部队从济源以西、平陆以东的若干渡口，半个小时即突破黄河天险，登上南岸。渡船缺乏，战士和民工们用油布裹以秫秸棉花，捆成几米长的简装大包，再把几个大包排列联结起来，宛似一条长龙，运载部队渡河，如神兵天降似的，打得敌人猝不及防。后来这一带便留下了“陈赓大军骑龙飞渡黄河”的神话般的传说。
1947年8月，陈赓与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南渡黄河，开辟豫陕鄂解放区。1949年陈赓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所部横渡长江，直插雷州半岛;继而西进，直抵云南边陲。1950年3月，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1951年8月参加抗美援朝，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副司令员。1952年6月回国，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4年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8年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当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