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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封疆大吏的名臣中，张之洞（1837——1909）要算一个。大约他要算是最后的一位。正因为晚出，世事变化也大，看世界的眼光更宽阔许多。他是大学问家，也算变法救国的主张者。他生于贵州，祖籍却是河北南皮县。但更早说来，他的祖上是由山西洪洞县迁过去的，我疑心他的“之洞”可能与“洪洞有点关系。他早在朝中作小官，后来当了侍郎，就像现在的副部长。升为侍郎以后的第二年，就任命为山西巡抚。巡抚可是大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再以后他升任为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总而言之，干了一辈子总督。总督是清代管两省或三省的军政大员，当时全国共九个，这就是封疆大吏。庚子年朝廷申斥张的上谕就有这样的句子：“张之洞久任封疆……实属不知大体……著传旨严行申斥。”这且不说。
我佩服张之洞这人不管在哪一任总督任上，都极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在两广任上，他大力办省城广州的广雅书院，亲自关心办潮州的端溪书院、金山书院，在雷州办雷阳书院。省城的广雅书院是他创办的，“计斋舍一百间……广置书籍，以备诵习”。首任院长请大学者梁鼎芬任，继任者是朱一新等学者。他倾力于此。又办水陆师学堂，而且招外籍教师任教。再以后，又开设广雅书局，出书。后来他个人的书斋也就名为广雅堂。他办得最有声望的学院大约就是在湖广总督任上办的两湖书院。后来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来，在张的手下工作，配合较好，使湖南、湖北几处学校养育的学生，成为变法革新的主力军。
类似的事情且不说。现在要说到，张之洞于此之前，首先当了一任山西巡抚，却并没有很多的革新作为。那原因，我想，其一是时间较短。他是1882年初来山西，于1884年4月调任两广总督。在山西时间只有两年又四个月。再者，当时兴学变法的潮流还没有大兴起来，开矿、炼铁、修铁路、买洋炮这些事，还不时兴。所以张之洞也不可能有大作为。但是，就是这样，据《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所载，张之洞也还是干了一些事。
清匪、肃贪、禁鸦片、减民困之外，他关心文化教育的事还有几项。其一是延访洋务人才。那时候有此眼光，就算了不得。他下指示文件开头说：“地球上下各国通商以来……自应筹知彼己之法……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洋务罕习。”这就不是迂夫子之辈所能言。后来又指示：“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所有新出关涉洋务各书，随时向津、沪购买。”这是很有气派的。英籍教士李提摩太在光绪三年曾来山西，张之洞知晓后，就请他当顾问，向士子讲学。这是不能不提及之事。其二是设桑棉局，请苏州工匠来山西教习。这也是发展地方工业之举。第三创办令德书院。有文曰：“府署西偏为明晋藩宝贤堂故址。”张之洞“就其地设书院，曰令德堂”，“本部院创立令德堂，以为考课诸生经史古学之所。原设桥头街屋宇湫隘，不足以萃集图书，栖息群彦，经本部院奏明修造，并饬太原府阳曲县勘定该府署后宝贤堂故址及工程所，委员绘具图说前来，自应急速兴工……”据《张之洞年谱长编》载，令德堂的修成开办，已在张之洞离任以后。后来又多经世变，庚子以后，让给教堂，再以后赎回，改为师范学堂。我不知那师范学堂的原址是在哪里。也许是现在五一广场东面，原先的太原师范学院旧址？我以前去过，那里也颇为宏大呢。我无力考证，闲说而已。
张之洞平生游处，辄有诗文记之。但在晋时却没有。据《长编》引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云：“公在晋勤于政务，无片刻暇，诗文皆废。”“诗文皆辍笔不为。”这也是令人感动的事。还有，入晋之初，有岢岚州聂鹤年送来县志样本，并请作序。他竟读了全书，提出具体意见，回信说：“若作序之请，本部院下车伊始，政务孔殷，实不暇及。可以此事恳之学院。”他对这样的文化事，是关心的，是诚恳的。此亦可感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