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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徐士瑚教授，字云生，号仙洲，1907年1月20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大建安村，系五台县望族。他曾祖知止娶妻王氏，生六子。祖父学惠行五，耕读传家，生三子。长子徐一经在家乡务农经商；次子徐一清，举人出身，早年与堂妹夫阎锡山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在阎锡山领导下参于了推翻满清的辛亥革命。先后担任了山西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兼大汉银行行长，粮服局长，山西省银行行长等职，至1931年先后辞去所有公职，转入创办纺织、电力、煤矿等五六处股份公司，任董事长，系三晋有名的实业家；父徐一鉴行三，系晋之教育界名宿，举人出身，1915年任五台河边村两等小学校长，1919年秋后任太原山西国民师范总干事，代理身兼军政要职赵戴文校长主持校务，后在山西日报社任经理直至“七七”事变。
家父的六祖父名学书，生二子，长子一敬，生一子二女，长女竹青，15岁时嫁给同年同月同日(阴历九月初八)出生的阎锡录为妻。子士珏，病逝台湾，其子、女分居台湾与美国。家父于1931年去英、德等国留学5年，即是其姐丈阎锡山及二伯徐一清资助，此是后话。家父行三，弟兄四人。老大徐士璋先后在老家和太原经商，有自己的住房、店铺五处，其长子徐崇寿，1940年西北大学法律系毕业，历任阎锡山的秘书及侍从室少将主任；老二徐士瑞在家务农、经商，后在太原等地任职员，老四徐士璋历任工程师、厂长；均已先后去世。家父少年时由父母操办与我母结婚，于1924年生我。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一人在陕西西北大学任教，又娶渠丕洁为妻，先后生三男二女。至2002年底，全家五世同堂共34口人，我生母于1960年故去。
家父幼时秉承家教，熟读四书，勤敏好学，为家人所重。1915年人五台河边私立两等小学：1920年人太原外国文言学校；1923年转人阎锡山创办的进山中学。由于品学优异，1925年8月以同等学历考入北京清华大学，人西洋文学系深造。1931年6月毕业后，随朱自清先生并偕学友李健吾(山西万荣县人)先到巴黎后赴伦敦，进入苏格兰四所古老大学之一——爱丁堡大学，学习拉丁语及英国文学。1933年获该校硕士学位，1934年人英国剑桥大学精读莎士比亚诸专著，参于莎翁诸学术活动。
1935年7月家父又去丹麦国际学院及德国学习德文。1936年2月经瑞士返国回晋。山西当局以其精于外文，乃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英文秘书。但家父由于志在献身教育，两月后坚持辞职，而受聘于山西大学英文系教授兼主任。1937年“七七”抗战军兴，山西大学奉命解散，家父乃去陕西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到1939年，为了流落在外无校读书的三晋学子的学业，他经多方奔走呼吁并奉省府命令终于在陕西三原县使停办年半多的山大复校，使百余名山大流落在外的文、法、理、工、医各专业学生顺利复学，并招了新生。
复校初，校址无着，他不辞劳苦，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敬请友人王捷三先生(陕西省教育厅长)帮助，卒借得三原女中校舍做校部上课，校内还住有文、法学院学生，工学院学生则租住在山西街一个货栈内。复校后的人事安排是阎锡山兼校长，家父为代校长(半年后)兼教务长，王会亭为总务长。当时学校缺乏师资，他费尽心力一方面首先从西北联大请了7～8位，还求援于其它国立大学，另外设法联系和争取散居各地的山西各大专院校的老师回校工作。当时学校既无旧日档案和办公设备，又无图书仪器。他亲赴西安、汉中、重庆、成都等地搜购中英文教本，并广置文史图书供教学参考之用。
一切布置就绪后，学校于1939年12月1日在三原城开课。1940年3月，太原私立川至医学专科与附属医院奉命从宜川迁来三原鲁桥镇，合并山大办理，改称LU大附属医学专修科。当时复学的旧生及新招新生约200人，其中山西籍学生约占80％。他们大都是流亡学生，衣食皆难，家父多次造访教育部，求得贷金，全部享受了公费。实际—亡所有学生的伙食、教本、讲义都由学校免费供应。当时正值严冬，家父经交涉又从二战区“兵站”每人领到冬夏季军服与大衣各一套。至此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进入正常运作。行政管理、课程安排，一改老山大民国以来的那一套旧规程，尽量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办理。必修课保证开齐，选修课酌情开设。讲课内容则仿照北大、清华的自由讲学优良传统，从不干预。正当抗日战争进入了十分艰苦的时候和日军整日炮轰潼关抗日前线之际，1940年6月和1941年7月却在校内先后发生了两起国民党势力集团向阎锡LLJ集团争权夺利的、置广大流亡学生于不顾的内斗事件。
1940年6月复课仅半年，当时山西省政府限于战时经费，规定复课学生，每班满10人才准开班延师上课，当时土木系四年级满11人，可开班上课。有几个班每班仅2—3人，有的为1—2人，这几个未开班的少数学生由于未允开班，引起不满。于是在一位校级干部冯某利用学生的不满情绪与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书记长郜某(晋东南人，系国民党cc系统、陕西省党部书记长山西人郭紫俊的亲信)勾结起来，唆使那些心怀不满的学生于6月初手持棍棒，包围了校长办公室，将家父及一些行政人员一齐打出校外。土木系四年级学生王焕章还用尖刀刺伤家父的肋骨。
这就是国民党C．C．集团向阎锡山集团争夺这区区不到300师生的一块教育阵地的第一次斗争。二战区阎锡山集团也不示弱，派出山西省政府后方办事处少将参事方闻带兵20余人进城，将为首的闹事学生王焕章和白名儒等5人扣押在山西街学生宿舍内。当晚三原县警察局长就率警数十人包围了学生宿舍，企图解救、干预。面临双方武力对峙的严重局面，方闻少将态度坚决，严辞拒绝。而家父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忍让了事，歇事宁人，经各方调解，冯某调走，闹事学生认错道歉之后，未再追究。未能开班之各专业旧生20余人学校发给转学证书与旅费，离校他往。家父告我，事件发生前，曾有一科长告他学生要闹事，他未听从，如能采取软办法处理，到时每人发一张证书，并介绍工作，可能不会发生此事。
1941年5～6月家父从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聘请了莫逆之交的留英同学周传儒教授任山大的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兼训导长。根据教育部令，周须到国民党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两个月。他借机参加了国民党，与C．C．系统挂上勾。回校后奉命组建了三青团总部，极短时间内即发展了文、法学院学生40余人，工学院数人。从此周便与国民党胡宗南集团领导的陕西省三青团发生了密切关系，并在校内形成了个人的势力基础。1941年7～8月，家父在重庆出差一段时间，周传儒训导长竟与胡宗南三原驻军十六军政治部勾结起来，操纵三青团学生掀起了改省立山西大学为国立山大的学潮，将校中许多负责人员打出校外，霸占了学校。阎集团山西省政府闻讯后，亟电家父迅速返校，并令将学校北迁至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命令说：即使无一教授、无一学生北迁，也要将省立山大的牌子扛回来。由命令可知当时蒋阎集团斗争的尖锐性，亦可知阎集团的斗争决心。家父8月中旬回到三原，只能住在家里，不能进入学校。周传懦得知省府下令迁校的决心后，约父亲在一饭馆谈话。为了父亲的安全，我与表兄李悝随行。
周提出乎息学潮的两个条件：“支持改国立运动和不迁校秋林镇，家父可为校长。”家父说：省府命令必须执行，不愿迁校学生，学校可给转学证书及旅费，到他校求学。周等人在十六军政治部的支持欺骗下，态度强硬，继续霸占学校。并有一次在三原车站抢夺了成应荣会计从西安提回的数万元钱款。家父为了迁校时能将当时最宝贵的教科书及其它图书仪器从校部取出，多次派人进校搬运，均告失败。当时他设法拜访了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董钊，请他责成该军政治部协助解决学潮，他敷衍塞责，没有结果。于是家父又请省府三原后方办事处派武装士兵30余人前来护送员工进校部搬运。我目睹30余士兵被堵在城门口十数小时，十六军并派出部队沿街警戒，并关闭城门。经省府办事处负责人交涉无效，只好撤兵，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这时，闹事学生气焰更加嚣张。有一天他们集合了五、六十人手持棍棒从校部出发，突然冲向不参加学潮而且还护校的山西街学生宿舍，为首者是身穿蓝布大褂的林某。我家正与该宿舍对门，家父已去了西安。我站在家门口，目睹了学生们守在屋顶，经济系李铭同学手持瓦片做投掷状，眼看闹事者距我家门口还有40米之时，我急忙回到院中请新七军一连长(湖南人，连部就驻在我们后院中)帮忙，该连长随即命十数名士兵，手持上刺刀步枪，一阵向前边冲刺边喊叫，他们只得抱头鼠窜。家父还不死心，去了西安请二战区西安办事处黄胪初主任陪同找了胡宗南司令本人，请他命令十六军协助职工进校搬运校产，而胡却让去找其参谋长盛成，结果又是敷衍塞责，不了了之。
最后一次是黄胪初陪他去找了陕西省主席熊斌。熊下令咸阳专署专员温崇信会同三原县长马某派警协助进校搬迁校产。我当时亦在场，目睹马某派警30余人护送职工进校之后，三青团学生用棍棒突然关门袭击，将刚进入校门的的部分职工打出校外，警察则袖手旁观，不予制止。经此四次努力，均告失败。家父只好死了心，放弃了两年惨淡经营起来的校产。于12月底率师生260余人迁校宜川秋林镇虎啸沟。未随校北迁学生约170人(其中含周传儒训导长擅用学校关防以国立山大名义招收的被骗学生百十余人)。
学校北迁后，周传儒去胡宗南为校长的中央军校七分校当了上校教官，部分闹事学生继续活动到1942年春末，将全部校产及万余册图书及仪器变卖瓜分后才作鸟兽散。从上述两次学潮可以看到国民党内部派系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仍然内斗不已，特别是国民党中央派系企图“通吃”地方派系之软硬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山大于1942年10月底完成北迁任务后，兼校长阎锡山考虑到这些学生在三原县时受到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影响，不利于他“另搞一套的政治体系”，为此命令学生于1942年12月1日集中到二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吉县克难坡，好吃好喝集训一个月。
家父率学生到达吉县克难坡后，向阎汇报工作时被大骂为“用人不当，是不懂政治的书呆子”。集训完毕，学生们又回到秋林镇虎啸沟上课。1942年初夏，秋林镇各地发生了斑疹伤寒疫情，校内先后又有五位正、副教授去世，其中三位是患伤寒，两位分别是患急性痢疾和肺病。此时又有几位教授借机辞职去了西安等处。虽然又请来六位正副教授，购置了图书仪器，学生中虽无人患病，但师生恐惧心理仍然有增无减。学习情绪十分低落，人心浮动。本人当时是机械系一年级的学生，亲临其境。兼校长阎锡山鉴于秋林镇虎啸沟校址环境卫生恶劣，人心不稳，决定寒假结束后，迁校克难坡上课一学期，以便大消毒一次。同时命家父参加由阎主持的整顿学校会议，其目的是企图用同志会的政治组织系统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参会人员大都是同志会的高干和基干，其中有梁化之，教育厅长刘逢炎。他们采用了严厉批评家父办学不力的策略，进而提出改组学校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
首先任命同志会候补高干杨怀丰为训导长，前师长、同志会基干郭维新为总务长，委派家父为教务长，代校长人选待定。会后家父找到梁化之，表示必须大量增加经费，才能请到教授，添置图书仪器才能办好学校，否则本人只愿当教授教书。梁向阎汇报后，他们认为这是“拐弯”表示对人事安排的不满，于是又重新委派了家父为代理校长，杨亦未到任。他所以不满上述人事安排，我以为原因有三：
一是如不委他主持校务，他肯定会离校去它校任教；二是不忍心离开由他复校后带回来200余师生，任由同志会组织摆布，他则弃之不顾；三是山大将由同志会组织严格控制，办学方向与家父的理想大相径庭，恐师生不会接受，学校将再度陷入混乱局面。
果然，当上述人事调整及迁校克难坡开课的消息传到学校后，人心更加浮动。尤其是尚未公开活动的国民党、三青团学生惧怕迁到克难坡后，受到同志会的迫害。此时任训导长的薛耀庭(同志会基干)擅自决定从秋林镇警备司令部调来一排士兵，荷枪实弹在校内道路上巡逻起来，更加重了恐惧气氛。于是那些处于地下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互相串联煽动，一夜之间便有40余人逃离学校。
家父得知此事后，奉命即刻返校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报告学校人事未动，说明迁校一学期的真正目的，并庄严保证教学工作照常进行，决不会发生任何不利于学生的事情。基本稳定了师生情绪后，又派人四出动员逃走学生返校。结果有20余人返回，其余到了西安等地。
1943年2月至6月学校在克难坡上课，阎以兼校长身份每周为师生讲课一次。他十分精明，每次都是站在讲台上一丝不动，从不讲国共斗争，统一战线以及阎蒋矛盾，就是讲他的“中”的哲学，企图从政治思想上争取师生的认同，还讲过“收获的宇宙观”。有时省主席赵戴文也来讲课，他的态度与形象与阎同出一辙，就是讲他的“儒家哲学”颇有风趣。记得有一次他解释“明德”二字时，当他说到每个人身上都有“明德”时，突然土木系四年级学生马文和站起来说他身上就没有“明德“，赵接着说：“你过来把裤子脱了。”马说“不能脱”，赵说：“那就是你的明德!”师生们哄堂大笑。在此期间，家父为了活跃学生的课外生活，冲淡克难坡令人压抑的政治气氛，特聘了二战区歌剧队(京剧团)的老生演员李殿华，青衣演员金丽君夫妇教了两个剧目，即《武家坡》和《贺后骂殿》，还有鼓师卢奉玖教乐器曲牌、锣鼓点，约有30余人参加。我们班有3至4人参加，李悝饰贺后，谢益棠跑龙套，我饰潘洪。曾在1943年6月为庆祝毕业生的晚会上演过此剧。
当剧结束，潘洪最后走向下场门时，我不会走台步，本来30秒就下去了，我却走慢步费了90秒，台下有同学喊快点!快点!我却做了一个扭头怪脸，引得台下哄堂大笑。《武家坡》是土木系的史连江饰薛平贵，纪守信饰王宝川。由于纪脸黑，腰粗，同学们给起了绰号“警报旦”；二人在排戏对白时更为有趣，薛唱：“军营中失落了一匹马。”王唱：“但不知是公马还是母马。”薛唱：“自然是公马，就是私马也是私马公喂呀。”这实际是讽刺当时那些骑马的官员(马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再补叙点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当时在克难坡司令部所在地，当局规定了不能犯“烟、赌、赃、欺”，否则要受相应处分。如抽烟，在公开场合只能抽“汗烟锅”，纸烟只能在家里偷着抽。
记得有一次我与一同学在晚会看戏时，烟瘾来劲，我俩跑到一个土坡斜坑内，边解手，边抽烟，忽被一小学生看到，走过来询问后就离开，我俩吓得快速丢烟跑回宿舍，不敢出来。还有一次在洪炉台前开大会，赵承受司令主持会议，致词后，忽然押一运输队马夫兵五花大绑上台，说是昨晚赌博，请大家议一下，该如何处理。于是台下群众开始热烈辩论，有的说应枪毙，有的说应判刑，有的说系初犯以教育为主可判坐禁备。一时发言辩论十分热闹。真是吓人，真能起一定教育意义。最后赵司令说请示一下阎长官再定。过一会赵上台说：阎长官接受群众意见，可判坐禁备。后来我堂兄徐崇寿(阎的秘书)告我，那是事先商量好的，真是开政治玩笑，愚弄群众。其它还有传言，说某师长被判自裁等等。师生们确是整日处在精神压抑之中。
1943年4月，国民党中央教育部部长陈立夫(c．c．派首领)为了控制全国的大学，下令将所有省立大专院校一律改为国立大专院校，并都委派了c．c．系的校长。山大自然不能例外，但限于阎锡山控制区的特殊情况，只好电请赵戴文省主席推荐人选，赵与阎协商后推荐了曾当过教育厅长兼同志会高干的王怀明为挂名校长，家父仍为代校长，主持校务。改国立后，经费全由国家拨款，较前有所增加。教职员工待遇及学生贷金均按中央规定发给，增幅不少，皆大喜欢，同时也促进了学校的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学校几经周折才于1946年3月初回到太原。原校址日伪时期办了一个职业学校，所留办公设备及其它财产均被阎集团一些接收单位劫掠一空，连一条电线也未留下。经短期准备后于4月底恢复上课。6月份家父去南京向教育部一方面汇报工作，一方面提出增加经费，改医专为医学院，争取外汇，争取派1—2名教授去美考察、进修，均得到批准。又去上海向联合国救济总署联系到校医院用100张病床及配套设备，还有数台拖拉机及机床。又去北平购买了图书仪器，同时乘北平光复之时，敌伪时的大专院校、各机关下来不少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近一年的时间先后聘请了正、副教授和讲师近30余名，还从毕业生中先后留下助教近25人。我亦在其中。为了培养青年师资，又从这些助教中先后送到清华、北大、北医、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约15人，我及谢益棠、张敦、王维玉在清华，金履和在北医，张瑞之、吴梦英、郑国安、寇秉懿在台湾医学院，陈汝淦等在北大。学校经两年多的努力可以说已初具规模，教学与基础课实验已基本能正常运转。
从1939年复校以来，家父始终未脱离教学，一直给大一讲英文，给英文系讲莎士比亚和英国史，只是由于行政工作忙未有什么巨著。有一件事应在此补记一、二，家父对一些资深又受学生欢迎讲课好的教授的生活十分关怀，逢年过节都要给他们送红包，我经常代送。郑文华院长家人口多，送的次数最多。
1947年7月，家父去北平出差，匝便探望了在北平进修的青年教师并给每人一些生活补助金(忘其数)，并带礼品慰问了山大教授在北平的眷属。这笔钱是从教授缺额工资余款中开支(有的教授辞职后，仍答应在校挂名，如王之轩教授辞职后仍挂工学院长之名)。为此事解放后1952年三反给家父造成了很大麻烦。
1948年1月初，英式建筑的主楼突然失火，楼内财物付之一炬，家父一急之下，又患了斑疹伤寒，高烧42度昏迷不醒，一病数月方基本痊愈，身体健康大不如前，十分虚弱。此时(1948年7月)，正是解放军围歼阎集团在晋中的三十三和三十四军，太原局势紧张，人心惶惶。有的教授在暑假前考试完毕阅卷后飞离太原。学生们在伙委和迁校委员们的领导下要求“部派”会计徐秀溪发给三倍的月贷金款，以便买飞机票到北平，脱离阎集团的控制。徐会计不允，结果被打，急忙跑到校长家求救。家父因大病后一直在家养病，见到学生代表后，告之：现在学校无那么多钱，答应向农学院长金宝善三人外，其余均先后乘机飞离北平。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a277b5010009r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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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徐士瑚教授_龙池_新浪博客
家父所以未离北平，我认为主要原因有四：
一是从山大复校后的两次较大的学潮和几次风波，看到了国民党各派系的争权夺利，四分五裂，又看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腐败，他深知这样一个腐败到病人膏肓的国民党政权已到末日；
二是他当时曾有过向教育部辞职去台的“一闪念”，后来几位知己教授与他谈心：“你不能走，谁知北平围城多少时间，你走后留下这么多师生怎么办，你忍心吗?依靠你与阎、傅以及山西驻北平办事处杜主任的关系怎么也能解决师生们的生活问题。”从三原复校他为之无私奉献的这10年是风风雨雨的10年，是他一生中的黄金年华，他与山大的深厚感情是局外人感受不到的；
三是1940年前后他曾与八路军驻二战区秋林办事处曹主任有过几年较密切省政府借钱后发给。不久款到，即发给学生。他们随同6月份招的新生一块领款飞北平(为买飞机票方便，曾得阎的批准)。除留守学校的一部分职工外，家父与师生员工都飞到北平。师生们到北平后靠自己和学校的努力找到几处较大的空楼和空房(有的房子是用十数袋白面交换的)。但吃食较为困难，家父拜访了傅作义将军，请准从“兵站”发给数十袋面粉。
1948年12月7日，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陈雪屏飞来北平，在中南海召集在北平十四所国立大专院校校长开会，传达蒋介石要求校院长们搭乘专机离北平去南京再去台湾。除家父、美专校长徐悲鸿，的接触。曹是他清华的同学，曹曾与他谈过加入党组织的问题。曹还通过秋林警备司令杨家藩定期给我家送解放日报。
1946年学校迁回太原后，杨到山大任庶务主任。另外在秋林时，家父还请曹在家吃饭(每年2次左右)，每次吃饭都有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王会亭(原山大总务长，经阎同意调任书记长)和二战区青年军官教导团少将教育长武玉山(五台人)陪同，未曾单请。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少生麻烦。家父做东，国民党、共产党与同志会三家人同桌赴宴，确是统一战线的杰作。北平解放后，曹任北平卫生工程局长，杨脱离山大到该局任总务主任(处级)，我的岳父亦任工程师。通过这些接触和阅读解放日报，对党有一定认识；四是我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一直在清华大学学习。当时正是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我从中受到教育，对新社会非常向往。礼拜日回家总要与家父谈到局势的发展，国家的前途，估计多少也起了点作用。由于上述种种背景，促成了家父下了不离开北平的决心。
1949年1月底，解放军进入北平。1月24日文管会与高教接管部召集国立14所大专院校负责人开会，讨论各校师生的生活问题，并于2月初正式举行了山大的交接仪式，指定家父仍负责校政，还派了联络员。此时家父鉴于大病后身体健康不佳，无力办理行政，又考虑到个人政治条件已不适于再任校长，故特向高教接管部张部长提出辞职，张表示根据中央政策不能接受。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山大经准备后于5月初全校师生员工乘一专列返回太原。家父离京返并前曾拜访了他的老同学铁道部武副部长谈到：希望回太原辞职返平，能在部属北方交通大学(原铁道管理学院)来任教，武十分欢迎。回太原后在政府联络员的大力协助下，不久一切工作基本步人正常运行后，家父于6月12日写好辞呈面交军管会负责人赖若愚和戎子和，得到批准辞职的公函如下：
士瑚先生：
并垣解放，三晋高等教育事业，还赖先生宏谟擘划，发挥创造力。今先生竟以体弱脑衰恳辞，诚令人不胜怅惘之感。惟为国家为人民长远储才计，已由军管会特准所请，俾得安心休养，尚望珍摄，早日康复为幸，并请于暇时驾临子和处面叙衷曲，草此即致
敬礼
赖若愚 戎子和启 6月15日
军管会批准后，家父即于7月1日办完交接手续(含教授结余工资开支帐册)后离校去平。临行前接赖主任信，表示不能亲送之歉意，信如下：
士瑚兄：
来信敬悉，去平护照，已着人办理，随即送去。闻明日登程赴平，本拟前来握别欢送，因事情缠手，不能分身，今后如去平时，再前来拜访。祝路上平安，谨此
关致
敬礼
赖若愚 6月30日
家父辞职来京在家休养，同时与在京山大教授徐化之、班书阁、刘光晨等十余人组织学习会，座谈报纸社论，两周一次。到8月初中央任命邓初民为山大校长，赵宗复为副校长。邓赴太原之前曾接受山大在京教授徐化之等的推荐，聘家父为山大文学院长，月薪1200斤小米，折成钞票，在京领取。
家父则于9月底写了辞职信。我觉得在此有必要叙述家父在山大?O年的政治态度，其中有些是事实，有些是我的推测，以便他的亲友、同仁和老山大的师生们进千步了解他的品质。家父受教育世家的传统，从学生时代就立志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对政治无兴趣，亦不愿做官。如有志于政治，预计职位或权势肯定在大学校长之上，所以复校于三原时，三原县三青团总部要在山大组建三青团时(在国统区的学校必须组建)，他未拒绝，亦未自己抓住这个机会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却将此事交于卖友投靠国民党c．C．系的野心家周传儒教授，以致酿成被迫迁校的大祸。这时他才知道政治组织的厉害，自己不抓，也得让可靠人去抓，否则你想办教育，“没门”。
迁校回到“阎统区”的秋林镇后，正如前述，通过阎、梁(梁化之)主持的“整顿会议”，看到了梁企图通过改组校领导班子的办法达到同志会控制山大的目的。此企图由于时机不成熟或者认为手段过分露骨，只能另想办法。于是1942年夏同志会执行部(相当于一个政党的首脑部)改变策略，首先在山大成立了“同志会校分会”，委派曾任过专员的经济系教授薛耀庭(留日学生)为训导长兼校分会副主任，又派了当过县长的武尚仁为课外活动组主任兼特派员。同志会的一些具体工作，如发展会员、过组织生活、分析学生思想动态等工作均由该特派员具体负责。
分会主任特派员一职，根据“山西当时各单位一把手都是基干，都须兼任：该职”的惯例，内定家父为主任特派员，由于他并未参加过同志会，故未发委任状，仅挂名而已。在三原复校时曾派过特派员徐世模，由于当时“国统区”的政治环境，工作毫无进展。现在山大在“阎统区”，自然可以大干一番。成立同志会校分会后，紧接着在1943年暑假迁校后第一次在西安和山西招生时，同志会执行部选拔了具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青年政工干部约20余人考入山大，其中有数名正式或候补基干。同时又委派前副师长“基干”辜仁声为特派员兼训导处军事管理组主任。这些人进校后首先就是发展组织，组建外围组织——“物劳学会”，发展会员约65人，出版了“物劳学报”和大型“物劳壁报”。一时间约有从外地考入的新生20余人加入了同志会，再加山西考生大都在中学时就须加入同志会。
会员人数骤增，气焰十分嚣张、霸道，为首者是法学院的新生张文山。他们对二、三、四年级的学生说三道四。这时，我们班的李浩(曾在二联中时领导全校罢课，扣留校长及同志会特派员，要驱逐校长)谢益棠、李悝和我，目睹他们的横行霸道，十分不满，经议论后，我们也试图组织一个“学会”，与之抗衡。于是由我出面征得50余人签名盖章，由我送到训导处备案，训导长薛耀庭一见到这个签满姓名的申请报告，严肃地对我说：“此事对你父亲不好，会有闲言，不要成立”，我只好作罢。记得1945年学期末，张有四门课不及格，按学则要退学。他找注册课(相当于教务课)主任窦之锦(现山大教授)交涉无效。
在一个晚上，张用一块十几斤重的大石头砸向窦宿舍窗户边的床侧，幸未击中。此事在师生中引起很大震动，家父联想到那次“整顿会议”，同志会高层领导的意图，感到终有一天无法控制，像三原学潮一样酿成大祸。但又限于自己的身份和山西省各方面头面人物的关系，一时难下决心，犹豫不决。此时我先说服他要下决心按学则办理，否则影响甚大，而且张某是同志会学生中的蛇头，能量甚大，不斩蛇头后患无穷。父亲考虑再三，终于下令按学则劝其退了学。张离校后，同志会学生有组织的活动大为减少，“物劳学报”仅出了一期即寿终正寝。听说张返克难坡后，被任命为某解救团负责人之一，在一次蚕食解放区的战斗中被打死。
1946年学校迁回太原后，又改为国立L山大，按国民党中央规定，各类学校必须组建国民党和三青团的政治组织。此时省国民党书记长胡某和省三青团书记长郭某先后找到家父，洽谈组建党、团组织的问题，并推荐他分别担任两组织的负责人。此时家父首先拒绝担任，经熟虑后推荐了可靠人张瑜教授兼任校国民党区党部主任委员，薛耀庭教授兼任了校三青团团总部主任委员。至于学生中如何组织由他们分头负责。家父也知道在秋林时就有这两个组织的学生。只是不知是那些人，他也不去询问、调查。正在这时，省三青团总部迅速指定了英文系学生陈汝淦负责筹建。说来也真巧，此人原为沦陷区太原女师附小的教师，在日战时期就加人了地下三青团，因活动暴露身份，一人独自逃出太原，来到山大所在地秋林镇。
1944年暑假的一天，我正在家门口，陈走到我面前，说是要找徐校长，他还告诉我他是从沦陷区太原逃出来的流亡学生，无依无靠，希望能报考山大，我很同情。于是引他见了家父，经交谈后同意他以同等学历报考山大。考试后进人英文系，正好做了家父的学生。三青团就在山大这样组建了，不久陈等四人又奉命去卢山参加了夏令营，陈很有活动能力，我为了加强与他们的私人感情，差不多每年春节都要在家宴请一些好友，其中就有陈。无形中陈就成为坚决支持家父的政治力量，绝不会再闹学潮。
1948年家父又送他去北大进修，北京解放初，经家父同意开了“路条”，他经绥远去了台湾。为此事引起联络员的不满。“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后差不多卜2年就回祖国探亲访友1—2次，并为台湾和太原的成成中学校友会捐资、联系，为山大母校联系组团去台湾有关大学访问。他每次到北京都带重礼探望家父——他的恩师。再说山大国民党区分部(校级称区党部、学生组织称区分部)的建立更有戏剧性。有一天我到法律系高年级学生马某(我正给他介绍女朋友)屋内闲聊。谈话时，我看到书桌上有一“人名单”，我问这是干什么，他说“省党部有人让我登记国民党员(含发展工作)”，为正式组建做准备。
我感到突然，得知此事后向家父作了汇报，他未表态。有一个礼拜日我和谢益棠(我俩是同班同学，又是助教)去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孟庆余(孟系西北大学经济系学生，后转学山大，是阎集团孙楚兵团司令的女婿，又是谢的小学同学，与我家又系故交)家玩麻将。他告诉我们：王文光教授(原西北大学经济系教授，是孟的老师。因支持学生罢课驱逐国民党C．C．派校长的运动失败，与其他三位教授一齐被解聘，并通令全国高校不准聘任，家父不避嫌，他们来山大任教)要他(孟)竞选国民党区分部的负责人，以便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做一些进步活动。我知此事后，告他目前马某正在登记党员，似在负责筹建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后，孟告我：“王教授请您有空时去他宿舍一叙。”谈什么，他未说。次日我去王的宿舍，他告我说：“听说国民党省党部要在山大成立国民党组织，学生中要成立区分部，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并告他“法律系学生马某正在筹建”。他听后并未显示什么表情，估计是孟已告他马正在筹建的情况。稍谈片刻，他就给我讲了一下国内的政治形势及发展趋势，并开门见山地说：我打算让孟庆余出面竞选，他的条件最合适，又是我的学生，如能办成，开展进步活动就有个合法外衣，而且他的政治后台又硬，只是由于我(王自称)来太原时间短，无什么社会关系，能否请你利用你的社会条件及令尊的关系，帮帮这个忙。我考虑片刻即答应想想办法(从此我就与地下民盟组织有了组织关系)。当时我并不知他是地下民盟负责人，只觉得他人品好、正直，敢抨击时政，很受学生欢迎。于是我向家父说了此事，并说孟庆余这个人与我私交甚深，孟家与咱家也算故交，他本人可靠，绝不会再闹出什么乱子。家父同意我的意见，经他各方疏通，特别是疏通省党部书记长胡某(他是我堂兄嫂的亲叔叔)，最后孟“当选”了国民党区分部负责人。同志会的组织早已存在，人数最多，因为山西的中学生必须参加同志会，但没有什么“战斗力”。
原因有二：一是当时同志会曾任校分会的实际负责人杜任之教授(候补高干)是一位进步教授，又是地下民盟负责人之一，学生中的负责人之一是历史系的王涛，他是杜发展的地下盟员；二是当时的同志会学生成员，大部分都是在中学时强迫加入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积极分子。这三个政治组织当时在校内都受到学校的少量经费补助，但主要经费来源都是他们的上级组织，三家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学生会领导班子的竞选，十分热闹。有些政治性的学生运动，如反饥饿等，三家是一致的。至于另外有些什么秘密的政治活动就不得而知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除得知有些成员坦白了军统身份外，我未听说三家的成员还有什么大的政治事件。总之，从1946年迁校太原后，除有几次政治性的学生运动外，未再有什么学潮，使广大学生相对安静地学习了三年，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家父回太原辞职去京休养。写至此，想起一件事应再补叙。
1946年秋，同志会召开什么大会。会前阎、梁等高层领导内定在此次大会上，要发展一批基干，其中有家父及汽车处的处长阎某等数人。有一天，梁给家父来电话，请他去参加会议。是我接的电话，家父要我转告梁说：“发高烧感冒，去不了”。这也说明家父对政治、升官一贯冷漠的态度。
1949年10月北方交通大学在京成立，家父乃受聘交大教授，以英、德、俄数种外语的丰富学识，执教于该校长达38年，1983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于1988年退休。他除为学生授课，还把课余时间全部用在英、俄文名著的翻译，以及著述文豪生平和文学论文上，共计200余万字。从俄文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别德内依》、《契柯夫》、《莫里哀》四个专集；从英文翻译出版了《西欧戏剧理论》、《莎士比亚悲剧研究》；1983年又合译出版了《高尔基文艺书简》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通信》；又撰文表彰过三晋学人张籁、李健吾、石评梅，讴歌了辛亥革命志士续西峰、高君宇、徐向前等。他对山西早期“慧眼看世界”的《瀛环志略》著者兼政治家、外交家五台徐氏十五世祖徐继畲先生特予钟爱，除长文论述外，先后倡导呼吁成立了“忻州徐继畲学术研究会”，“五台徐继畲纪念馆”，并在太原、北京举办了《徐继畲生平文物展》，深得海内外人士的赞许。
1986年到1992年期间，家父应山西省政协之聘，任祖统会名誉主任。他建议、联系，省政协组织了赴美访问团，看望了居美晋籍人士。
1999年后，家父陆续辞退教学及社会各兼职务，但对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的发展以及一些老教工们十分关怀，我每次由并回京见面时，首先就是询问两校的发展，并一一点出一些老教工的姓名，问他们的近况。家父晚年目力不济，只有一只眼睛手术后尚能借助高倍眼镜阅读报纸。虽如此，尚怀念老友著文多篇，并以较多时间总结一生经历，亲撰《九十自述》，伏案写作整理出其70年来近百万字的两卷选集。
2002年秋后，他身体渐衰，复患严重肺炎，还念叨两岸三通和祖国统一的早日实现。在铁路总医院经多月医治，但终久而无效，家父不幸于2002年12月28日18时45分在京溘然仙逝，享年95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