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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在1984年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幢公寓楼房里。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的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就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了解他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想法，但又因为我了解他上世纪70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又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