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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燕生（1898——1947）学名常乃惪，山西榆次车辋人。他出生于北京，故以燕生为表字。有清一代，榆次常氏是晋商的一支劲旅。《山西外贸志（初稿）》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镇常家……尤其到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大的山西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本省的巨商和外贸世家。”从义和团运动起，常家开始衰落；到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便一蹶不振了。也就是说，常燕生刚刚来到这个世界，就遇上了盛极而衰的家族剧变。
尽管如此，常燕生从小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据说他五六岁开始识字，到14岁便能熟读经史。辛亥革命后，他跟随在外做官的父亲回到家乡，就读于常氏家族开办的笃初学校；不久又进入省城太原的一所中学，并在全省会考中高居榜首，被誉为“山西状元”。1916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并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随后，他与陈独秀讨论古文、孔教和家庭问题，与胡适讨论“好政府主义”、与张东荪讨论佛教问题。浏览当年的一些著名报刊，比如《晨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世界日报》、《努力周报》和《东方杂志》，经常能看到常燕生的文章，当时他才20多岁。1925年，徐志摩和张奚若在《晨报副刊》发起“仇俄友俄”大讨论，他发表文章说：苏俄政权是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它不仅与中世纪教皇的作法如出一辙，而且还容易把青年引向歧路。
常燕生是1920年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毕业的，随后他曾在北京高师附中、中国公学附中和燕京大学、大夏大学、知行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教学之余，他还担任过《山西周报》、《醒狮周报》、《青年阵线》、《国论》、《新中国日报》等报刊的主笔，努力实践言论报国的志向。此外，常燕生的诗词也很好。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翁照垣旅长打响了淞沪抗战的第一枪。为此常燕生写下歌颂他的长诗《翁将军歌》。当时著名学者吴宓正在主持《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先生不但发表这首长诗，还给予很高评价。后来吴、常二人多次见面，在吴印象中，常燕生是一个“渊雅静穆，而性情诚厚，纯然文士，绝异政海中”的人物。
常燕生勤于思考，学问渊博，笔力雄健，可惜他英年早逝，去世时还不到50岁。尽管如此，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广，且数量惊人。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学生为了纪念恩师，曾在台湾出版了一套多卷本的《常燕生先生遗集》，其中收有《哲学的有机论》、《历史哲学论丛》、《生物史观与社会》、《社会科学通论》、《生物史观研究》、《中华民族小史》、《西洋文化简史》、《文艺复兴小史》、《法兰西大革命史》、《德国发达史》、《十九世纪初年德意志的国难与复兴》、《蛮人的出现》、《老生常谈》、《无常与无我》和《中国思想小史》等专著。有关资料表明，未被收入《遗集》的还有《全民教育论发凡》、《社会学旨要》、《中国史鸟瞰》、《中国政治制度小史》、《德意志民族自由斗争史》等著述。此外，《遗集》还收有大量的“政论与时评”（两大本）以及一本诗词集《岭上白云斋诗存》。据这套书的编者黄欣周先生说，常先生在世时虽然笔耕不辍，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但是由于他并不注意保存自己的作品，再加上这些文章大多写于战争年代，所以“散佚既多，搜集更感困难”。事实的确如此，我只是粗略地查了一下，就发现除上述致陈独秀的几封信未收入《遗集》外，当年发表在《莽原》周刊的
《搀论雪耻与御侮》一文也被遗漏。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不在少数。
常燕生虽然在学术思想上贡献很大，但是多少年来他几乎被世人遗忘。这显然与他参加青年党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常燕生代表青年党担任具有“战时国会”性质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又担任过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务。常燕生逝世后，他的一位朋友在追悼会上特别提到他去世前写的两篇文章：《学人与政治》和《无常与无我》。这位朋友认为，前一篇文章表达了“学者不宜从政”的观点，后一篇文章则流露了作者的佛教情怀。在前一个问题上，常燕生是非常清醒的。他说：“学问与事功本属两途，治学需要理智，事业需要意志，……故学人者，最不适于作政治活动者也”。尽快如此，他还是在潜心治学的同时，不得不涉足于政治。难怪吴宓在常燕生逝世后发出如下感叹：倘“使常君不亲政治，长为教授，安居幽处，或可不遽损其天年乎。”一方面要维护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一方面又不能置国家民族之兴亡于不顾，这显然是上世纪中国学者遇到的共同难题啊。
值得一提的是，常燕生虽然走出娘子关，成为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和思想家，但由于他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因此对民主自由的理解和阐释就受到很大限制。这是《常燕生先生遗集》留给我的一个遗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