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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元年（307），受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的派遣，刘琨任命为并州
（今太原）刺史。裘马轻扬的刘琨没能料到，他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先前走马轻裘截然不同的充满坎坷、荆棘的路。这一年，刘琨35岁。
自公元291年贾后杀杨骏，到公元306年，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最终以惠帝幸长安、司马越执掌朝政宣告结束。但是，胜利了的司马越似乎还没来得及享受一下来之不易的果实，就不得不独吞“八王之乱”带来的全部恶果：国家极度残破、凋零，哀鸿遍野不说，重要的是，诸王混战中引入的少数民族贵族刘渊、石勒等已渐次做大、羽翼丰满，正虎视眈眈地逼视晋朝的天下。因此，永嘉元年刘琨任并州刺史，司马睿都督江南诸军事，就不再是巧合，当是司马越的一种战略考虑。
刘琨极为艰难地达到并州，但“死亡委危，白骨横野”的残破、凋零的现实已远出他的想象；尽管“八王之乱”中一路杀出的他对破败的现实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还是止不住话语凄苦、悲凉。本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只是汉末军阀混战下的现实；却不意又在人间重演。唐初史臣评价刘琨说：“刘琨弱龄，本无异操，飞缨贾谧之馆，借箸马伦之幕，当于是日，实佻巧之徒欤！”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早年的刘琨，参与金谷宴游，日以赋诗；后又转到贾谧门下，浮华交会、轻车走马，是谈不上什么节操的；但在这民生多艰的激荡下，而“素丝改色，跅弛易情”——那心中沉潜多年的雄豪之气，被激发、释放出来。十年前闻鸡起舞、中宵起坐的志向终于释放出了它特异的色彩。
刘琨在晋阳立根未稳，就遭到了刘聪猛烈的袭击。刘琨的父母因此遇害，支持他的猗卢也引兵而去；孤立无援的刘琨虽“志在复仇，而屈于力弱，泣血尸立”，也只得“抚慰伤痍，移居阳邑城，以招集亡散”，力图东山再起。客观地说，刘琨用兵，有他自身的弱点：“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致使“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再加上“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晋书·刘琨传》）甚至因宠幸善于音律的徐润而招致部下的怨言，都无疑置他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正当用人之际，当然不应逞私欲，示人以私。这方面祖逖显然要比他技高一筹：“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其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晋书·祖逖传》）但这都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来自朝廷的声援、支持。这一点司马越、司马睿做的显然不够。永嘉四年（310），洛阳处在石勒等的包围之中，司马越决定放弃洛阳，向东南撤退。永嘉五年（311），途中司马越忧惧病死，王衍率领军队在宁平城被石勒追及，“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晋书·司马越传》）西晋的主力军全部被消灭。司马越自救不暇，那司马睿呢？“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因观禊事而先显示上国威仪，以威服吴地高门；同时“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晋书·王导传》）就是说，司马睿的当务之急是安抚江南士众以建立基业，并不以中原为念，这也是史臣所说的
“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传》）这中间最大的支持，只是毫无实权的晋愍帝给刘琨名义上的虚号而已。
势单力薄的刘琨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但此时已无退路，只能选择一搏，或许有万一的希望。“初，琨之去晋阳也，虑及危亡而大耻不雪，亦知夷狄难以义伏，冀输写至诚，侥幸万一。每见将佐，发言慷慨，悲其道穷，欲率部曲死于贼垒”，正说明了刘琨无可奈何、背水一战的心情。不得已，日益穷蹙的刘琨在东平一役，“一军皆没”的情况下，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磾。这一年，司马睿在江南称制，即建武元年（317）。
本来，刘、段二人，“欲与同奖王室”，又结为婚姻。但在王敦密使的授意下，而最终段杀害了刘。不过，王敦密使杀害，却更增悲叹———
刘琨奋力危邦，苦心孤诣地支撑十余年，到头来，却丧身于自己人的密使之下，真可为一声浩叹！同一时节，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作战的祖逖，也受到了类似的牵制：“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又听到王敦叛乱将作的消息，致使“感激发病”而亡。于是，就出现这样的一幅画面：当过江士人感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时，王导肃然变色，“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言辞是何等的慷慨激昂、掷地有声！然而，也正是这时，西晋末年慷慨为国、击楫中流的刘琨、祖逖，却几乎同时丧命：一个惨遭杀害后也没得到承认；一个被派人侵夺其权，致其忧愤而死———
这又称得上怎样的“戮力神州”呢？历史的事实是，终元帝、王导之世，都没能组织过一次北伐。当壮烈、忠心被视作灰尘，可以轻轻抹去时，谁还愿意为国效力呢！
刘琨死后的第二年（319），卢谌、温峤上表陈理刘琨冤情，朝廷才下诏吊祭。感激于刘琨的慷慨、忠义节操，卢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晋书·卢谌传》）从纵的历史进程看，汉末党锢之祸疏离了士人对政权的依赖；魏晋之际，“（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晋书·阮籍传》）遭世多故，阮籍尚且如此，遑论他人。这时的士人，多依违于曹氏、司马氏之间，更谈不上什么节操、耿介。魏晋士人心怀天下的雄心抱负，进一步受到消弱；至少，国家的观念弱化了，忠的思想更不要了——这不能不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东晋初年，“五马渡江”，家国观念虽一度有所张扬；然而，刘琨的“负杖行吟诗，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答卢湛书》），只不过如一片瓦石，投入沉寂的大海，已激不起丝毫的波澜；剩下的，只是一己的门户私念。这不免正如李陵所言：“陵虽孤恩，汉亦负德”。（《答苏武书》）而东晋南朝三百年间战火纷飞，局势动荡不已，爱国诗文无觅，也不能不由此探求根源；甚至三百年间的政治格局、思想观念的变迁，也可由此推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