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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千千万万穷苦的工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竿而起。然而，在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中，除工农大众外，还有诸多出身豪门的人。听说过这些名字吗?赵宗复、杨盛钦、李凯明、王瑞书、于润沧、于仲莲、王麟庆、段冬生、武广贞、孟芝繁……他们正是这样的人。然而，他们却是阎锡山部分高于的子女。
(一)
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了解、熟悉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前仆后继的革命者中，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当大进军的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走出书斋。然而，这一方小小的书斋，却成了他们“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用武之地。
他们都出生于山西的豪门，他们的父辈都是阎锡山麾下的达官贵人，掌握着山西政、军、警、宪的大权。他们都有舒适安逸的生活，可以一心只读圣贤书，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即使不学无术，也可以依仗其父辈的权势，飞黄腾达。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革命!
赵宗复的父亲叫赵戴文。民国年间，他曾是当时山西赫赫有名的第二号人物。在他生前，阎锡山对他是言听计从，视若手足。他身后，阎锡山在祭文中化用唐代诗人孟浩然《留别王维》诗中的两句话道出了自己的感受：“你归我不痛，惟觉知音稀。”
赵宗复年少时就颇得阎锡山喜欢。赵宗复的一位好友，在赵宗复去世后，写了一篇短文进行纪念，文中写道：“宗复之父赵戴文，原为当时的山西省政府主席，与阎锡山渊源甚深，几若通家之谊。宗复少聪颖，见重于阎，遂令其二子与宗复结为异姓昆仲，待若义子，期为阎家将来之臂膀。”
后来，阎锡山也真的重用赵宗复。赵宗复22岁时，就被委任为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代理宣传部长。次年，从未涉足军界的赵宗复又被授予少将军衔，并担任第二战区政治部交通局局长。1942年，他又在隰县担任进山学校的校长。而进山学校是阎系党、政、军高干子弟云集的地方，是阎锡山企图为自己培养后备嫡系的阵地。后来，赵宗复又担任过山西省政府新闻处长、教育厅长等要职，30岁时就以“民族革命同志会”高干委员会候补高干的身份，出席阎锡山最高决策会议。然而，此时的赵宗复早已是一名中共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久，赵宗复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他亲眼目睹了古都遭受外国殖民主义蹂躏的凄惨景象。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北平东交民巷，外国军警雄赳赳，气昂昂，踱来踱去。中国人经过这条街时，自行车不许响铃，洋车不许按喇叭，军人不能武装通过。哈德门大街旁边，外国军队在操练；朝阳门外，美国兵、日本兵在打野操，枪声炮声，终宵齐鸣。甚至日本兵白昼在王府井大街演习巷战，我听了，我看了，我流泪了!”
于是，他记起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想起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在家庭与国家、个人前途与民族命运的选择中，他选择了国家、民族。1933年5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又秘密转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参加了许多次抗日反蒋斗争。当年燕京大学的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在谈到赵宗复时，曾写下这样一段评语：“此人出身豪门，而思想激烈。”
赵宗复一直把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宣传到家中。他和父亲有过交流，甚至交锋。他在《父亲回忆笔记》中写道：“我们在各种问题上互相辩论，同意了，我们会大笑起来，不同意的时候有好几天的思索。”
阎锡山对赵宗复的革命活动也并非一无所知，当年任命赵宗复当进山学校的校长时，曾有人向阎锡山进谗言：此人不可重用。阎锡山却以“当代陶渊明”自居：“我在桃花源里，你在桃花源外，我还不比你清楚?”他还是把进山学校交给了赵宗复掌管。阎锡山当然有自己的判断：第一，他看中赵宗复确实是个人才，博古通今，在学校时就写下了《李白成“叛乱”史略》的长篇论文，其治国平天下的真知灼见闪烁其中。他希望赵能够为自己所用。第二，赵宗复又是赵戴文的儿子，父子感情一直深厚，阎锡山判定他不会离经叛道，走得太远。但是对于赵宗复这样一位“出身豪门，思想激烈”的人，阎锡山也确有戒心，他先是派亲信梁化之的弟弟梁祥厚来校任教务主任，不久又在这里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进山分会”，以监视赵宗复，控制进山学校。
(二)
赵宗复办进山学校，就像当年蔡元培在北大当校长一样，也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在学校聘请了许多进步人士担任教师。有刘晨暄、周力、高来、梁维书、杨友多、张养田、李叔荫等。刘晨暄、周力、高来、梁维书、杨友多等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德才兼备，年轻有为。张养田(原名张育麟)、李叔荫(又名李毓棠)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山西建立共产党组织时，就名闻于山西学界。
进山学校是阎锡山用来培养嫡系后备力量的地方，当然需要用一些国民党、阎锡山的理论装点门面。殊不知，在所谓阎锡山理论的掩盖下，赵宗复他们大量讲授、传播的却是抗日、爱国、民主的思想。进山学校门前的照壁上，横写着“勤工俭学”四个字，校门两旁分别写着“联系广大群众”、“团结革命青年”的联语。操场主席台正面的墙上，一行大字赫然醒目：“抬起头来，挺起胸膛，竖起脊梁，抖擞精神向前进!”
课堂上，国文课讲的是鲁迅先生的《药》《纪念刘和珍君》《藤野先生》《秋夜》以及李大钊、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朱自清等人的作品。外国文学中，富有爱国主义情操的作品，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还有《斯巴达克斯之魂》等，也都被选作讲授内容。‘哲学课和经济学课上，讲授较多的，有从延安传来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唯物辩证法入门》、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二十讲》，还有《社会科学概论》、《大众资本论》。这些课程，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深受学生的欢迎。
音乐课主要教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红缨枪》《进山青年进行曲》。《进山青年进行曲》原名《进山青年进步团团歌》，歌词是赵宗复亲自填的。歌词中唱道：
我们是青年猛士!
我们是青年猛士!
敢看惨淡的人生，
敢见淋漓的鲜血。
敢说，敢笑，敢怒，敢叫，敢打，敢骂!
对内团结驯如羊，
对外抗战猛如虎。
我们誓不做俘虏，
大敌当前不低头。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那钢铁的声音为青年进步响彻宇宙。
多高的山，多远的路，
有腿，有脚，就能走。
耻不若人的志气，
要把世界进步精神一起来吸收。
这首歌既引用了当年阎锡山提出的一些口号，也更多地体现了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和高尔基《海燕》中那种奋发向上、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许多进山的老校友在
几十年后回忆起这首歌曲时，满怀深情地写道：“这首团歌，铿锵有力，鼓舞人心，深受青年学生的喜爱，一直传唱不衰，成为进山学校实际上的校歌。”
阎锡山对于进山学校是比较重视的。他希望进山学校也能像当年的黄埔军校一样，为自己培养出一支嫡系来。他筑起“洪炉台”，建起“实干堂”，亲自编写《洪炉歌》，就像三国时期曹操呼唤人才的《短歌行》一样，阎锡山的《洪炉歌》也采取四言格式，也附庸风雅呼唤自己的人才：“克难洪炉，人才是宗。万能干部，陶冶其中。”
阎锡山的高级军政官员们看到阎锡山重视进山学校，急需人才，都把进山作为其子女实现梦想、光宗耀祖的首选学校。于是，在抗日战争的后期，进山学校便云集了许多高官的子弟。
这些高官的子弟，他们的家庭有钱，父辈手中有权，进山学校所在的隰县又远离日军的炮火，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完全可以在这里营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按照父辈们为其设计的未来，为将来升官发财，出国留洋而奋斗。或者可以退而治学，在著书立说方面营造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来。
然而，在赵宗复领导的进山学校，大批风华正茂的年轻学生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追求的是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他们学习了鲁迅的杂文后，组织起“投枪社”，“投枪”是《野草集》的一篇文章中战士使用的武器。年轻学生为自己的组织起这样的名称，意在像鲁迅那样揭露社会的黑暗、腐朽，举起“投枪”，进行斗争。这一时期，寄托着进步青年宏伟愿望的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除“投枪社”外，有“海啸社”“春雷社”“北风社”“晨光社”“山松社”“三一园地”等。从初中到高中，几乎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组织。每个人都在学习的同时，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作着认真的思考。
他们面对着统治者“说甚是甚，做甚务甚”“克难洪炉，人才是宗”的说教和高官厚禄、飞黄腾达的诱惑，写下《骗人的春风》，抒发了“青年人为什么不愿从政”的真情实感。
(三)
当年在进山学校读书的高官子弟中，有一名学生叫杨盛钦。他的父亲是阎锡山政卫处的处长杨贞吉，此人在阎锡山统治区权倾一时，深得阎锡山信任。当初阎锡山提拔他的时候，曾给过他目空一切的资本，说：“你今后必须只认得我，什么杨爱源、王靖国、孙楚，你都不应当看在眼里。”
杨盛钦完全可以背靠父亲这棵“大树”，求得个人的发展。但在祖国苦难深重的危急关头，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杨盛钦是在1942年考入进山学校的，这年他仅有14岁。在学校，他没有按照父亲给自己设计的道路走，而是另外开辟了一条人生之路。据他的同窗好友们回忆：杨盛钦在初中时期“很快接受了民主进步思想，课余时间经常手不释卷，阅读进步的文学、理论著作，受鲁迅的杂文和小说影响很深。他订阅了不少进步书刊，与存有一批马列主义书籍的同班同学乔新象相互交换阅读，结为深交”。后来，就是由他发起成立了进步团体“投枪社”，团结一批青年人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除了杨盛钦外，还有许多高官子女放弃了荣华富贵，置身于时代的潮流中。他们宁愿勤工俭学，不愿向父亲求助；宁愿顶着酷暑寒风参加劳动，自食其力，也不愿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小姐。在阎锡山高官的子女中，有一位女学生叫于仲莲。她的父亲叫于镇河，是阎锡山手下一位赫赫有名的军长，阎锡山对他也非常信任，后来专门委任他做了镇守雁北重镇大同的最高指挥官。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这么一位大家闺秀，应该是“柳丝袅娜春无力”吧。可是身处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于仲莲不愿做娇小姐。在救亡的大潮中，她懂得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道理，她没有出身于名门的优越感，却牢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她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青年要时刻把自己的命运和劳动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关心人民的温饱疾苦。”后来她参加了进步团体“海啸社”，写文章抨击黑暗，表达自己的愤慨和不满。
这些高官的子女们投身革命，并不像后来有些人评论的那样，是年轻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是一时的冲动。也不如父辈们给他们下的结论：是“受了共产党的蒙骗。”他们是经过认真的观察和思考走上革命道路的，是认真地把自己全部的热情和青春，甚至宝贵的生命都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
他们追求民主、光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有一位学生叫王麟庆，父亲一生务农，倒没多大本事。可是4个舅舅却一个比一个风光。大舅张翼，是阎锡山长官司令部兵役处中将处长；二舅张哲，是阎锡山整军委员会专职委员；三舅张益州，任阎军39师参谋长；另外还有个堂舅叫张滋，任阎锡山长官司令部兵站政治部主任。按说，王麟庆要谋个一官半职，也不过举手之劳。这4个舅舅也确实疼爱自己的外甥，王麟庆14岁时，他们就把王麟庆送到第二战区青年军官团学校学习。可是王麟庆对阎锡山的军阀统治十分反感，他转入进山学校学习，在赵宗复的影响下，进步很快，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太原解放前夕，他在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时被捕。在狱中，他受尽折磨，英勇牺牲。
一个人，把宝贵的生命都融入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又怎能断定他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呢?
他们为了革命，可以大义凛然地献出生命。同时，为了革命，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同自己的家庭决裂。1946年2月中旬，进山学校有10位同学背着自己的家人投奔到太行解放区。这10位年轻的学生中，就有山西省警务处秘书室主任段亮晨的儿子段冬生。此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苦难的日子刚刚度过，进山学校刚从晋西南的隰县迁回太原。形势好转了，青年学生回到大城市，坐在书斋里无忧无虑地读书，为个人的前途去奋斗，该多好!为什么突发奇想要投奔到解放区去呢?原来，他们看到，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他们的追求并没有实现。残留山西的日军和伪军变成了阎锡山的部队，仍在耀武扬威；大汉奸苏体仁、王骧不但没有受到制裁，反而成为阎锡山的亲近幕僚；阎锡山的官员们在接收中大发横财，贪污受贿无所不为，劳动人民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47年2月13日，赵宗复在《复兴日报》上写文章揭露道：“也许是文官，也许是武官，也许是大官，也许是小官，也许是村官、街官，也许是县官、市官、省官，在去年一年的过程里面，鬼头鬼脑地，一有机会，就贪污一家伙，由小而大，由少而多，于是乎，他便大发其贪污财。”黑暗的官场背后是一个黑暗的社会。追求进步的青年怎能忍受?于是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向解放区走来。
段冬生出走的时候，并没有向父亲告别，他的家人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过了一段时间，才传来了他们已到达解放区的消息。阎锡山听到进山学校有学生投奔了解放区，喟然长叹：“我们的洪炉里放的不是焦碳，而是冰块子。”
这些追求进步的青年们就没有起过背靠家庭这棵“大树”好乘凉的想法吗?有过。但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革命。1946年2月进山学校10位同学投奔解放区，进山学校的进步活动引起了我解放区情报部门的高度重视。我情报部门经过分析认为，从豪门走来的这批革命青年，正是开展地下工作的宝贵财富。此后，进山学校的革命斗争进一步开展起来。
但是，阎锡山对这所学校也早有防范。1947年极其残酷的“三自传训”开始后，阎锡山把进山学校确定为传训的重点，敌人的特种警宪指挥处专门派特务骨干分子韩清溪、韩宪章前来坐镇，扬言要在进山学校搞出个名堂来，把太原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一网打尽。
每一位革命者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关键时刻，前面已提到的那位阎军军长于镇河的儿子于润沧挺身而出，转移了特务们的视线，掩护了其他同学。于润沧向特务们承认，自己在上海、北平等地订阅了进步书刊，并受到了影响，对现实产生了不满，并当场交出了实物。进山学校的地下党组织还发动了对于润沧的假斗争会，同学们也“批判”了于润沧。韩清溪、韩宪章见学校的“三自传训”开展得很热闹，又不敢过分刁难于润沧，最后只好让于润沧作了“检讨”，上报特种警宪指挥处，既应付了“三自传训”，也讨好了于镇河。山西在“三自传训”中，有许多革命者被捕牺牲，而在革命斗争较为活跃的进山学校，却由于从豪门走来的这批革命青年的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使革命力量没有受到损失。
在山西全境解放的前夕，这批从豪门走来的革命青年纷纷劝说自己的父辈们弃暗投明，与自己一道为祖国的新生贡献力量。
阎军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的女儿王瑞书亲自把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总指挥徐向前的促降信送到父亲手中；敌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李培德之子李凯明，阎锡山高干孟际丰之女孟芝繁，于镇河的儿子于润沧、女儿于仲莲、阎军师长武世权的女儿武广贞等，都对自己的父亲做了反复耐心的劝降工作。在我军的积极争取下，于镇河、武世权听从了子女们的劝告，走上了光明之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