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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的一处绿树笼烟的皇家园林。人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树梢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敞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会奢想哪一天能有幸进去参观一下。那么，陈永贵与钓鱼台有着怎样一段特殊的情缘呢？【一】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这年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随后，没在北京住两天，就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一起骂了一通张春桥，从广西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了。
钓鱼台3号楼里，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大口地抽烟，怅然若失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越发地增加了愁绪。高贵地居于钓鱼台里当副总理就是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地审阅与批示。这种待遇，对于陈永贵简直就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折磨。他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
1975年1月13日，从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酝酿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其中，排名第七。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习马列，好好啃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陈永贵没有理由不去。可时间偏偏定在中午，而这正是陈永贵睡午觉的时间。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了：“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
没过几天，陈永贵便找了个茬儿回山西了，他回了一趟昔阳，在大会上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倾吐了一堆内心话，他坦率地谈起自己的压力和不适应：“我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多少哩，也能批文件？……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二】
1975年5月初，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批准他经常下去跑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昔阳抓点，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跑面，剩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他很明智地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史无前例的职责，一套与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即不离的职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封信里，陈永贵还向毛泽东申请搬出钓鱼台。
毛泽东在接到陈永贵的信之前，已经见到许世友写的那封告张春桥歧视工农干部、在政治局会上训陈永贵的信。他不久就做出了反应。1975年4月27日，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论完“训人”，毛泽东又添了一笔：“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周恩来听到消息，立刻召见陈永贵，叫他马上就去。陈永贵匆忙赶到，周恩来沉着脸问：“你在广西说什么话啦？”陈永贵摸不着脑袋，正在发愣。周恩来又问：“你跟许世友讲什么啦？”陈永贵想起来了，说：“就讲张春桥在政治局会上训人，训我了。”周恩来细细问了经过，叹道：“以后呀，说话要慎重。”周恩来说着说着就动了感情：“好在印发政治局了。张春桥这个人不好对付啊。”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他走进会议室，在沙发上坐下，慢声问道：“永贵同志在哪里啦？”陈永贵坐在离门口不远的沙发上，赶紧答道：“我在这儿坐呢。”毛泽东指着身边的沙发说：“哎，这里坐，来，来！”陈永贵赶忙起身坐到了毛主席身旁。
毛泽东把陈永贵写给他的那封关于搬出钓鱼台和三个三分之一工作计划的信还给陈永贵。陈永贵恭恭敬敬地接过来，低头仔细一看，只见上边有主席的亲笔批示：“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他心里顿时乐开了花，打心眼里万分感激毛主席对他的理解与尊重。
在这次毛泽东亲自召开的政治局会上，陈永贵因请示毛泽东批准他的“三三制”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四人帮”则挨了毛泽东的训斥。【三】
得到毛泽东允许他搬出钓鱼台的批示后，1975年8月中旬，陈永贵兴高采烈地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一条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院分前后两院，前院住着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带来的人。在这宽敞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
“红旗”，一辆是舒适好用的进口的带空调的日本小轿车。
搬出钓鱼台，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拒绝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又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每天的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兼任省级领导职务的副总理60元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60元提高到100元。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元二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36元。136元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实际上他并没有拿到这个数。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大宗的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来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毛泽东就让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托人捎回大寨，分给梁便良、贾进财这些老搭档尝尝。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水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类礼物陈永贵一律上交。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也还是不太好过。陈永贵作为中央领导人说话、行动仍有很多限制，而且还得应付一大堆文件，不是批这个就是转那个，整天画圈圈。他总想出去走走，比如到京郊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那个接，要层层做好准备，结果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起初，他找机会大胆地走出住处，去商场或理发店，但几次都被群众认出来而造成了围观，搞得不好收场。从此他便不再寻机出去走动，想溜达就在自己院子里来回走。每天早晨别人还在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代表们开夜场，他才有机会出去转一转。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来点葡萄秧子，都栽在院子里。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他看了一会，说：“我来吧，别看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决不像60来岁的老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