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汾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县名始于1954年，是由原襄陵县和汾城县合并而成。原襄陵县为春秋时晋国大夫筼筜的封邑，公元前621年晋襄公死后葬此，故称此地为襄陵。西汉始置襄陵县，属河东郡。王莽时改名为干昌县。东汉复名襄陵。北齐天保七年（556年），襄陵县并入禽昌县。隋大业二年（606年），复名襄陵县。唐元和十四年（819年），移治于汾水西岸宿水店，即今古襄陵村。宋天圣元年（1023年），又移治于晋桥，即今襄陵镇。原汾城县为周康王所封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之地。战国时期为魏国城邑。西汉在此置临汾县，县。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分临汾县北境设泰平县。北周改为太平县。唐贞观七年（633年），太平县移治敬德堡，即今汾城镇。襄汾县东临浮山、曲沃、翼城，西傍乡宁，南毗曲沃、侯马、新绛，北连临汾。东有塔儿山（属太岳山脉），西有姑射山（属吕梁山脉），汾河纵贯县境中部，为临汾盆地的组成部分，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古有“金襄陵、银太平”之称。从县城往西南走20公里，就是以“花腔鼓”而著名的赵雄村。花腔鼓，在鼓乐发祥地晋南诞生，透露着三晋傩文化的信息，它别具一格的独特魅力，堪称是中国鼓王国的一朵奇葩。花腔鼓的发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方傩资料匮乏的现状，对研究傩文化这一边缘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下面，对赵雄花腔鼓作一简略介绍。
一、“花腔鼓”探源
在我国民间，流传着一种以佩戴面具、驱邪逐疫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现象，人们把它称为“傩”或“傩文化”[1]。傩，是原始宗教信仰的产物；是驱邪除疫、禳凶纳吉的一种历史悠久的神秘仪式；是中国最古老、传统文化意蕴最深厚，也最具生命力的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包括傩仪、傩戏、傩舞、傩俗等领域。傩文化在我国流传十分普遍，但大都蕴藏于长江流域和西南各省，北方地区留存相对较少一些[2]。赵雄花腔鼓应属傩舞，傩舞是由傩祭发展而来。黄竹三先生认为“傩祭则是先民的另一种宗教活动，它和赛社祭祀不同，不是为了向神灵祈福，而是为了驱疫禳灾”[3]。在举行傩祭时，由人扮演方相氏，《周礼·夏官·方相氏》中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4]
由方相氏带领“百隶”在各房室中搜索鬼疫而逐之。《后汉书·志第五·礼仪》记载更为详细：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卫，乘舆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5]子是中黄门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歹凶），（月弗）胃食虎，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食磔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凶，赫女躯，拉女肝，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因作方相与十二兽舞，欢呼，周遍前后省三过，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
表明汉代宫廷傩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增加了“十二兽舞”表演者身披兽衣，头戴形态各异的面具，一边舞蹈，一边追逐恶鬼。正是“十二兽舞”的出现，标志着傩舞从傩祭的母体中发展而来。
从敦煌文书写本中我们发现，唐代傩仪中的仪式主体方相氏已变成了民间传说中专门捉鬼的钟馗。敦煌文书写本有“万恶随于古岁，来朝便降干祥。应是浮游浪鬼，付与钟馗大郎。从兹分付已讫，更莫恼害川乡。”[6]写本还详细描述了钟馗的外在容貌特征为“领取铜头铁额，魂（浑）身物（下加心字）着豹皮，□使朱砂深赤，咸称我是钟馗。”[7]
从《梦梁录》中“禁中大傩”仪式的记载看，宋代傩仪的表演性成分更明显：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诸班直，戴面具，著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8]
此时，作为傩仪主体的方相、十二兽和侲子已为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户、神尉等替代，且由伶工扮演。傩祭中的形象不同了，但任务却没有改变，仍然以驱鬼逐疫为目的。
关于赵雄花腔鼓的产生年代，有待考证。襄汾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十万年前丁村古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1980年，在襄汾陶寺乡一带发掘出了我国较早的礼乐重器土鼓、鼍鼓、特磬等，多种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这件鼍鼓距今四千多年，由此可见襄汾鼓文化的久远，而赵雄村距离春秋时期晋国国都古绛遗址仅有2公里[9]，是晋国上卿，赵盾后裔聚居地，深厚的文化积淀，为花腔鼓这一特殊鼓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当地人们都认为其产生于唐代，依据有：一是传说；村民白天才说：“花腔鼓据说就是在唐朝贞观年间，当时李世民是个明君，而李世民的阳寿到了，阴朝地府的判官因感于唐太宗李世民为国为民之情，不忍世因主而乱，所以私自改了生死薄，为其增加了寿数，而触犯了天条，依律当诛，但玉皇感其为民之初衷，从轻发落，给予游乡示众，有一名叫花庆的鼓师为判官之举所动，回家后苦思冥想，七天水米未进，到第七日子时，番然醒悟，于是操鼓而击，为后人留下了这铿锵激昂、节奏明快、独树一帜的精美鼓乐”后世为纪念他，起名曰‘花庆鼓’，也称‘花腔鼓’”。二是从表演者使用的乐器拍板来看，《旧唐书·音韵二》有：“拍板，长阔如手，厚寸余，以韦连之，击以代拍”的记载。如果说花腔鼓真正产生于唐代，就将《梦梁录》中记载的判官驱鬼的傩舞活动向前推进了一百年。有关判定还请学者们考证，笔者只作简单介绍。
二 花腔鼓的演出体制
1、演出时间及场合
花腔鼓的表演主要在元宵节和辣椒丰收后。元宵节闹社火是中华民族一种古老的民俗，自宋元以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在晋南，鼓永远是社火中的主角，在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鼓乐表演中，花腔鼓以其独特的风格，显示着特有的文化魅力，深受人们的喜爱。花腔鼓表演的内容为《五鬼闹判》的吉祥戏，是一种以傩舞的形式从反面震慑、感化人。
赵雄花腔鼓一般以场地表演为主，表演时鼓乐队分两排或八字队形，除开头、过门、结尾每段反复一次，判官和小鬼的表演是在鼓乐打击伴奏中进行的，判官的表演俗称“踩鼓心”，即鼓者敲鼓心，判官就开始走台步，并左右巡视，敲鼓边和鼓槌相倾时，判官就原地随着鼓乐节奏做挠头、咬牙、晃肩等动作。一般判官和小鬼的表演动作，配合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抓耳，有的挠腮，有的拔胡子、有的打屁股，表现力判官的虚张声势和众小鬼欢闹的情景，而三十六位身着戏装戴面具的击乐伴奏者在表演时也间以跺脚、跳跃、呐喊助威来烘托气氛。花腔鼓突出了一个“闹”字，极富幽默意味。
2、角色及其装扮
表演时，判官头戴判官帽，面戴狰狞可畏的判官面具，耳挂红髯，身穿红官服，足登高方，一手高擎虬杖，一手握笏板，威风凛凛，怒目巡视。五个小鬼头戴蓬头假发，脸罩小鬼面具，身着戏剧中的跨衣、箭衣、靠和龙套衣，脚蹬快靴，其中一号小鬼手举遮阳伞，二号小鬼手持摺扇，跟随判官左右，三号小鬼手举要命锤，四号手持索命牌，五号小鬼双手持一条长铁链。五小鬼不停地前后左右蹦跳着，在围观的人群中寻找要捉拿的恶人，其表演非常富有情趣。同时，周围有鼓乐伴奏，分八组，每组四人，一人击鼓，一人击锣，一人拍夹板，一人敲梆子，八组鼓乐舞者，称八面威风。演员进出口处是两面大鼓更是威震四方。鼓者也都是鬼怪装扮，全部戴鬼卒面具，头两侧是扇形纸花，挂红、黑、白髯口，身着戏中的跨衣、箭衣、靠和龙套衣，脚蹬快靴，八个服饰，面具相同，这样一种特殊的鼓乐，只流行于襄汾县赵康镇赵雄村。
3、面具及其制作
从花腔鼓表演者所带的面具来看，更为独特，由于花腔鼓是由古傩舞演变而来，傩舞是古代进行驱除恶鬼邪魔的祭祀仪式时跳的舞蹈，所以它起源于原始巫舞，跳舞时头戴各种邪恶的假面具，手持各种兵器，表现驱鬼捉鬼的内容。花腔鼓中面具的制作方法也很特别，襄汾县赵康镇赵雄村村民赵国昌说：“做面具的时候，先用黄泥加棉花，打成泥胎，泥胎整形，基本上有了人形（人的面部形状），干了以后，用毛头纸抹上浆糊，一层一层贴起来，然后，在披灰、打磨、上彩，晾晒以后基本上就制作成了。”赵国昌先生还强调：“现在所用的是1980年时做的，现在能做，但没有以前老人们做的好了。”
4、曲牌（鼓谱）
花腔鼓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表演形式，鼓谱和击打表演独具特色，鼓谱每打完一段，要接着打一个【风搅雪】，原称【小唐王乱点兵】的鼓点以作过渡，采用了换头留尾的手法，变化频繁，形象生动，曲牌主要有【小得胜】、【大得胜】、【珍珠倒卷帘】、【风搅雪】、【凤凰单闪翅】、【凤凰双闪翅】、【厦坡滚核桃】、【八仙过海】、【摘豆角】、【老虎呲牙】、【单蹩脚】、【双蹩脚】等。丁村民俗博物馆研究员陶富海说：“在北方来讲，我们襄汾县赵雄这个花腔鼓，实际上就是傩舞，它还没有形成戏剧，它这个最最古老的形式就是说从商代演剧到唐代这一段，它历史既久远，形式又原始，所以，从中国北方民间文化来讲说它是最古老、最原始、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一种原始文化。这样一个独特的傩舞形式在民间能够保存下来，除了它深得民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外，最最主要的是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一个从善的心理，惩恶、扬善，做善良的人，这是人们真正从心底里的追求。”
三 花腔鼓的现状
花腔鼓因其别具一格，曾经在我国著名导演何平导演的电影《炮打双灯》[10]中作为场景表演，其表演形式早已跨越国界，但是对于它的历史、艺术、民俗等方面的价值还不够重视。而这样一种鼓乐，如今受市场经济和现代人的生活影响和冲击，传承和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赵雄村村委主任张明学说：“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多了，这会咱村里打鼓的人越来越少，原来咱出外打鼓十二面鼓，一共下来全套出去是五十几个人，这会儿就是人数凑不齐，凑不齐的话，就只出八面鼓，正好八面威风吗。”
由于传承和发展经费短缺，能够完全掌握花腔鼓表演艺术的艺人屈指可数，花腔鼓的传承濒临灭绝的边缘，针对这些状况，襄汾县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发展花腔鼓这一稀有鼓种。2007年，对花腔鼓表演团体给予了表彰奖励，2008年，襄汾县委县政府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将包括花腔鼓在内的传统民间文化纳入到保护和开发的范畴，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在传承人培养，表演队伍培训、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开发等方面进行着大量的工作。他们的保护原则是“修旧如旧”，尽可能还其花腔鼓原貌。
花腔鼓，这一特有的鼓种，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定会得到良好的保护，持续的发展，永远行进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
王潞伟，生于1983年10月，男，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
[1] 宛志贤《贵州古傩》，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 就山西省而言，已发现的傩文化有：曲沃任庄扇鼓傩戏、上党队戏、寿阳爱社、晋北赛戏。
[3] 黄竹三《戏曲文物散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页。
[4] 《周礼?夏官?方相氏》
[5] 《后汉书?志第五?礼仪》
[6] 法·谢和耐等著《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耿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76页
[7] 《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第2055页。
[8] 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傅林祥注，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页。
[9] 晋国国都古绛——《史记?晋之世家》载：“献公八年，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
[10]
《炮打双灯》冯骥才著，何平导演，西安电影制片厂1993年出品，获得第四十二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奖提名奖；第十四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大奖；第十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合拍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美术奖。获西班牙圣·塞巴斯蒂第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