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在自己的鼎盛时期，最热心干的一件事就是向大队核算过渡。这条建议他19
75年就向毛泽东提过，毛泽东拿不定主意，让政治局讨论，最后未能通过。现在他的羽
翼更丰满了，在政治局的朋友更多了，他要重提过渡，在全国刮一场惊天动地的过渡风。
    1977年1月15日，陈永贵在自己亲信的昔阳四级干部面前透露了一点风声。他说：
“各公社要总结大队核算的经验，要要呀。”当时台下坐着几个记者，陈永贵冲他们吩
咐道：“这个你们记者同志不要给闹出去，我们有这样一个考虑，这没有经中央——我
们现在是一切服从中央，按华主席的指示办——有这样一个考虑，这都没有向中央请请
示，我们有这么一个打算，考虑一下，让昔阳及早把这个经验准备好。”能够坐在会场
上参加昔阳的干部会议的记者，都是靠得住的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的记者。他们对陈永贵
的指示绝对服从。有胆敢不服从者，陈永贵也绝不客气，干脆就将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
人赶出大寨。这种事陈永贵已经亲自干过不止一次了。
    陈永贵继续说道：“以前我就说过，现在他们这样搞我们，是害怕我们讲这。我们
不讲。我都布置过，不介绍这方面的经验，总有一天要要。现在要要。要这经验。怎么
不好？你昔阳还没有实际体会？你看看这几年大队核算多痛快，特别是支部书记。我也
是支部书记，你看那时多麻烦，那么多队，这个来闹这，那个闹那，闹得你怎不得怎。
有这个实际体会。所以昔阳文革当中马上过渡。你看过得怎么样？过的也不错吧。解决
了多少困难和复杂，对搞农业田基本建设创造了多少有利条件。好处相当多，您给咱往
起总结。干了这么多年大队核算，刚开始的经验，逐渐逐渐的经验，要真地要哩！准备
好！要这东西呀！总结起来以后再给中央报告，不要事先往出传，传出去就不好了。有
些四人帮还没有批深批透批臭，有些地方还在受错误路线影响，还在想单干，一听说陈
永贵又什么什么，那么阶级敌人一策划破坏，又来了一个杀猪、宰羊、砍树，那可受不
了。”
    陈永贵当然清楚农民对大队核算的这类杀猪砍树式的恶性反应，他自己就在办合作
社的恐慌之中买过价格特别低廉的毛驴。对这种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上的难题，陈永贵的
办法似乎只是给人家上纲上线，以大批判威吓震慑。
    陈永贵说：“我也听到一些反映说，一提大队核算，贫下中农就要杀猪砍树，什么
什么。为什么要给贫下中农加这些罪名？好像贫下中农就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胡说八
道！我说那是阶级敌人办的事，阶级敌人是害怕我们集体经济。……好像阶级敌人愿意
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集体化道路，贫下中农不愿意，你看这怪不怪？这本来是阶级敌人
破坏走集体化道路，他们却说是贫下中农一听说大队核算就杀猪砍树，卖牲口。我不满
意这种做法。不能给贫下中农扣那帽子。”B50
    恐怕很难说陈永贵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但是中国农民即将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热情
证明，他的这番话距离事实真相非常遥远。他的心中显然有一套强大得足以抗拒事实的
来自意识形态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他甚至准备走得更远。
    1977年夏，陈永贵在昔阳布置了大队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他计划从大寨公社
开始，逐渐从点到面，全县开花。他想得比这还要远。按照他的设计，昔阳将变成全国
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
    1977年7月9日，大寨公社按照陈永贵的指示，制订出一份《关于逐步实现向公社所
有制过渡的草案》。草案提出，要使大寨公社“成为消灭城乡差别的榜样，让人从大寨
看到共产主义的明天。”草案设想：“公社干部逐步改为半脱产或不脱产，工农商学兵
都一样挣工分，进一步调整人的关系。”计划草案要求大寨公社要办好学校、幼儿园、
托儿所、缝纫组、文化室、电影队、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合作医疗。
大跃进中展现的理想又复活了。（注：转引自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第42页。）
    当年年底，大寨公社宣布试验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社所有制的样板。陈永贵
听了很兴奋，指示李喜慎要抓紧抓好。李喜慎回到县里传达说：“老陈对过渡很重视，
几次过渡没有过成，这次非过渡不行。这次过渡好了，县就有经验，全国也有经验。过
渡主要是思想的过渡，思想不过硬就不行。”B51
    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极端重视精神力量的作用，陈永贵谈所有制过渡也把思想过硬放
在了第一位。既然越穷就越敢革命，越无所顾忌，思想也就越过硬，那么也就越容易过
渡。这条路子后来被讥为“穷过渡”。
    1977年11月16日，陈永贵反复呼吁多方活动的努力见了成果，华国锋指示召开普及
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包括向大队核算过渡在内的12个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陈永贵的主张取得了初步胜利。中共中央1977年第49号文件中写道：
“今冬明春，可以再选择一部分条件已经成熟的大队，例如10%左右，先行过渡，进一步
取得经验。”
    中国有八亿农民，10%过渡是一项涉及到八千万人口的大政策，其影响和辐射面更是
大得数倍于此。文件指出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要求各级党委“采取积极而热情
的态度”，这条指令对农村干部的思想影响也非同小可。对这项影响重大的新政策，多
数省份心存疑虑，强调要先搞试点，有的只安排了调查研究，反应相当冷淡。
    这年冬天，只有山西、陕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动起来了，搞了成批过渡。万人动
员大会、敲锣打鼓、排队报名等等热闹场面在许多地方再一次出现，就好像当年办人民
公社和大跃进。同时，陈永贵不肯承认的“贫下中农杀猪砍树”再次成风，大队核算显
示出来的是对中国农村的单薄的生产力的杀伤力。
    在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验中，久经教育的大寨公社也闹开了意见。人们嫌公社所
有制抑制了大队一级的管理积极性，嫌公社买而大队用的牲畜和机器你用多了我用少了。
昔阳城关公社作为过渡的第一步先把各村的副业收归公社，结果当年副业收入猛降，怨
声四起，只得把副业退回到大队。
    就连学大寨的英雄李锁寿也不能接受公社所有制。他当时在邻近的平定县当县委书
记，回家看到南垴大队正在被人家共产，忍不住对记者发牢骚说：“我们拼命干的时候，
河南大队在干什么？我们买马的时候，他们在卖马。现在我们财产多了，要搞公社核算，
合理吗？”（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１２９页）
    在社员思想“高度革命化”的大寨大队，陈永贵模仿全民所有制搞的公费医疗试验
也遭到惨败。医疗费用成倍地增长，郭凤莲向陈永贵告急，说：“现在吃不住了”，于
是又取消了公费医疗。
    陈永贵掀起的局部性过渡风刮了一个冬春。春去秋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
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就像点着陈永贵的鼻子
一样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
    这个文件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陈永贵根本就没有插手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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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万圣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