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乐宫的壁画和建筑，国内外学者已多有研究，它的宝贵价值愈益弘扬。但是，永乐宫的创建历史及其与全真教有关的许多问题，直至目前，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为了深入了解永乐宫，本文就以下三个问题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永乐宫的创建
永乐宫原址在今芮城县西南二十多公里的永乐镇，处中条山峨嵋岭南麓，濒黄河北岸。一九五二年，北京古建筑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察组的同志发现了这一基本保存完好的元代全真教道宫建筑群和壁画艺术宝库。后因三门峡水电站的修建将提高它上游的黄河水位，永乐适居淹没区，国家为了保护这组珍贵的历史文物，决定把它迁建于芮城县城北五华里的龙泉村附近。迁建于一九五九年开始，至一九六四年竣工，历经六年，获得了成功，基本保存了原建规模和艺术风格。一九六一年，永乐宫被列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对外开放以来，它已成为人们乐往的旅游胜地。
永乐宫全名为“大纯阳万寿宫”，因其建筑于永乐镇，故简称为“永乐宫”。它是在元代全真教道贵盛时期以民间祭祀先祖神仙的祠堂“吕公祠”为基础扩大建成的。
吕公祠祭祀的“吕公”是唐宋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八仙”之一吕洞宾。为什么要在这里祭祠吕公呢？据说：“永乐镇东北隅行百步许，曰招贤里，通道之北，即有唐得道吕公之故居也。乡人慕其德，因其旧址而庙貌之，岁时享祀，甚谨严。”吕公祠大约在唐末就已建成。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翰林学士承旨知制盗兼Ｘ史王鄂撰《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说：“唐末以来，士人即其故居XX傍曰吕公祠，每遇毓秀之辰，远近士庶毕集其下，张乐置酒，终日乃罢。”可见，在唐末吕公祠已成为当地群众每逢节日的集会场所。当时，吕公祠的建筑格局狭小简陋，也无道士经营。吕洞宾仅是一个被乡人景仰而神以香火之供的圣贤，还没有成为全真教的鼻祖。到了金朝末年，吕公祠才有扩展，改祠为观，并有道士住持，即所谓“近世土官以隘陋，增修门庑，以祠为观，择道流之高洁者主之。”值得注意的是，易祠为观的活动乃系当地官吏（即“土官”）所为，大约是为了适应在此集会的群众越来越多的情况而进行扩建的。这时，吕公观性质与先前相去不远，尚不能说它就是全真教的据点。因为，全真教在金章宗时就被禁罢。《金史·章宗纪》载：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可以想见，金末地方官吏不可能违圣禁、大兴全真教。
大约在公元1228年到1231年间，吕公观曾遭到了一次火灾的破坏。据壬子（1252年）孟夏潘德冲重立金正定五年（1128年）《有唐吕公祠堂记》碑附记说：《有唐吕公祠堂》碑“金之末年为劫火所裂”。“劫火”既焚裂碑石，殿宇必不能有幸独存。永乐镇汉属蒲坂县，唐称永乐县，至宋为镇，金元时为河中府所辖。公元1231年河中府已被元朝占领。故这次“劫火”当为1228年到1231年间的兵燹燃起。而在1240年，宋德方“解褐于纯阳祠下，见其荒残狭隘，无人茸之。”可知劫火之后，景象十分荒凉。
吕公祠发生巨大的历史变迁是以全真教在元代贵盛为起点的。全真教是宋金对峙时期在我国北方兴起的新道教，教兴之后，虽经金章宗之禁，“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益不可复动。”这种宗教势力的发展，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重视。金章宗禁断不了，新兴的蒙古统治者成吉思汗聪明地变易手法，改禁止为利用，采取了收买政策，“岁已卯（公元1219年）太祖自乃蛮命近臣扎八免，刘仲禄持诏求之”，邀见全真教首领人物丘处机。全真教上层人物看到宋金势衰，不足依靠，于是趁元朝统治者拉拢之际，以身投靠。庚辰年（公元1220年）正月，丘处机不顾年事已高和路途艰辛，率十八侍行弟子就诏而往，为全真教寻找政治上的支柱。壬年（公元1222年）三月，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成吉思汗驻扎营地八鲁湾（分属蒙古的科布多），受到成吉思汗的欢迎。丘处机被“赐号神仙，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使全真教在道教中居于正统地位。1224年丘处机东还大都，大力发展全真教，在北方大兴土木，创观造宫，“凡祖师仙迹，一为发扬”。吕公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全真教徒发掘，整修成其“东祖庭”的。
吕洞宾的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凡谈及神仙者，必曰钟（离权）、吕（洞宾）也”，全真教为能吸引更多的徒众，就把吕洞宾奉为自己的开山鼻祖，并制造了全真教主王重阳师承吕洞宾的神话。永乐镇既为吕洞宾故里，吕公观当然在全真教“祖师仙迹”之列，为其发祥之地。况且，吕公观居于终南山重阳宫和大都长春宫之间，是全真教统治北方的两大据点相联结的关节点，同时，又是一个临水背山，“山河蕴秀，土膏林郁”富有道家理想意境的修炼之地，所以受到全真教徒的极大重视。
把吕公观改建为大纯阳万寿宫，其首兴之功应归宋德方，宋德方，字广道，道号披云真人，莱洲掖城县人（今山东掖县），他是随行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的十八弟子之一。丘处机居大都长春宫时，曾令他“提点教门事”。丘处机死后，他于1232年出游今山西和陕西，进行宗教活动，1234年到1236年，曾修建了太原西山昊天观和平阳长春视。1237年初，他为完成丘处机遗托，以平阳（今临汾）为基地，进行重刊天下《道藏》的活动。同时“假余力建立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分棋布，凡余百区”，大纯阳万寿宫也是这时在他的倡议下兴建的一座道宫。1240年，宋德方自甘棠来永乐召集道侣，议论重修纯阳祠之事，并首先提出“易祠为宫”的主张。当时，吕公观的道士“咸稽首再拜，以主持为请，真人允之。”这样，宋德方开始主持筹划营建大纯阳万寿宫。不久，驻守永乐的驻军元帅张忠和观内道士王志端等将吕公观并地基状况呈献宋德方，驻军部统张兴施水地三十亩，当地群众又贡献“磨窠一区”。宋德方“运智于精微之间，斟酌事势”，开始了兴建工作。但在两三年之内，并没有多大进展，可能只作了些准备活动。1244年，宋德方再来永乐料理兴建之事。这次，他“指授节次，使之渐进”，营建工程才开始有所进展。然而，这年隆冬，吕公观第二次被火烧毁，“野火延之，一夕而尽。”1245年元政府“敕升观为宫”，并晋奉吕洞宾为“天尊”
，被修建的纯阳宫因此更具有显赫的宗教地位。由于对南宋战争造成的物质短缺，也由于宋德方虽然主持营建而实际上无暇顾及，致使兴建活动陷于停滞状态，直至1246年底，纯阳宫的景况仍然是“殿宇殊无，垣墙粗立。计尔门徒则虽有度，其材木则未完。不凭有德之师，难结全真之善果。”在这种情况下，宣差河中府长次宫等人从1246年十月至十二月先后六次上疏“敦请潘公（德冲）大师住持永乐镇纯阳宫”经营建筑，潘德冲1245年受当时掌握元朝道教大权的侍行丘处机十八弟子中的清和宗师尹志平和真常宗师李志常委命充河东南北路道门提点，“主领河东永乐纯阳宫之法席，以事建立”，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潘德冲1252年才迟迟来到永乐，“于是辟垣塘，新宫宇”，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活动。
潘德冲，字件和，齐东人（今山东高青县）也是丘处机十八弟子之一。来永乐之前，他是燕京都道承；后兼任诸路道教提点，虽然地位较其他诸子稍低，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影响。因而，在他主持之下“远近助役源源而来”，“四方之荐力施赌者云会”，“陶甓伐木云集川流。”潘德冲于是“略基址，度远迩，程工能，合事庀徒，百堵皆作，不数念，新宫造成，堂殿廊庑，斋厨厩库，下至寮舍福浴之属，各有位置，莫不焕然一新”。大概在1256年潘德冲去世前，“纯阳官的主要建筑无极殿、纯阳殿、重阳殿已基本建成。同一时期，在纯阳宫北三千里传说为吕洞宾得道之处的九峰山修建了纯阳上宫。上宫是1252年真常真人李志常“奉旨祀五岳。”四驻永乐，派其门人刘若水等人修建的；其规模比下宫（即纯阳宫）小得多，通称之为九峰观。纯阳宫和九峰观组成了上下相对的一群建筑。
永乐大纯阳万寿宫的兴建，据中统三年（1262年）王鄂撰《大朝重建大纯阳万寿宫之碑》记载，“是宫之作，肇于德冲，十年于兹，告成厥功”。说明从1252年大规模兴建以来历经十年之久，到1262年，主体工程已基本结束。嗣后，遗留工程历时很久，无极门直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才建造起来；壁画的绘制历时更久，三清殿，纯阳殿壁画从泰定年间（公元1324至1328年）开始绘制，到元惠宗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才全部完成；至于重阳殿壁画更晚，可能在1368年完成。因此，从整体来看，大纯阳万寿宫创建的全部完成，差不多和元代相始终，先后费时一百一十多年。
这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它的布局，据考察结果来看，主要建筑原来共有五座，即宫门、无极门、三清殿（亦称无极殿）、纯阳殿（亦称混成殿）重阳殿（亦称七真殿或袭明殿）和丘祖殿，它们从前至后都排列在一条由南向北的中轴线上，不设东西配殿和周围廊屋，仅纯阳宫两侧有朵殿，这种形式打破了传统的道观格式，具有宫廷大殿的雄壮气魄，可以说是元代全真教贵盛的实物显示。这五座建筑，除宫门是清代建筑之外，其余都是元代建筑，纯阳殿两侧朵殿和丘祖殿解放前已毁。三清殿为四座宫殿的唯一主殿，体积最大，从它开始，每殿前有宽大的月台和笔直的甬道，并依次逐渐缩小各殿之间的月台面积、甬道距离和宫殿本身规模——在空间处理上，显示出各殿之间宾主分明的庄严气氛。宫围有红墙环护，宫墙两侧为外宫，是真祠仙堂和众道食宿院落，整个建筑占地八万六千八百八十平方米。
这座道宫也是一个典型的“寺院经济”单位，宫侧有“下院十余区，市良田竹苇及蔬圃果园舟车碾（石畏），岁充常住百色之费。”它受到元朝统治者的直接保护，这我们可以从存于宫中至的正七年（1347年）荆王白话令旨碑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碑上令旨说：“依着圣旨体例里，属咱每所管的河中府有的永乐纯阳万寿宫……，这的宫观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只应休着者。水土，人口，头匹，园林，碾磨，店舍，铺席，任是么地的，不栋是谁，休倚气力夺要者。这壁那壁诵经行的时分，不拣是谁，休拦当者么道，执把的金印令旨与了也，这的每根底与了令旨呀，无体例的勾当休做。”令旨写于兔八年（即元惠宗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说明元代保护“寺院经济”的宗教政策与其政权之存在共始终，宗教在元代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从永乐宫的创建谈全真教末流贵盛
全真教本来是由王重阳创立的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道教新派别。王重阳、名哲，字知明；又名德威，字世雄；号重阳或害风；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卒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出身于一个“家业丰厚”的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一生正值北宋沦亡，黄河流域逐渐落入金人之手这样一个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他青年时代“痛祖国之沦亡，悯民族之不振”，曾于“天春间（1138—1140年）……捐文场、应武举”，有志于拯救民族危难。但由于南宋政权十分孱弱，舍弃广大北方领土和人民不顾，苟且偏安，使王重阳的抱负没有能够施展；加之，他本人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看不到北方人民群众的伟大反抗力量，找不到反抗异族暴掠的正确道路，在金人的残暴统治和伪齐政权的高压之下，于四十八岁上“慨然入道”，企图通过宗教活动“使四海教风为一家”，以有益他抱负的实现。陈垣先生曾指出王重阳宗教活动的目的在于“隐然以汴宋之亡，欲与完颜、奇渥温氏分河北之民而治也。”
正确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由陕西出关，东至今山东东部传教。在宁海（今山东牟平）讲道时，他对政和以来被赵徽宗宠信的道士林灵素弄的丧失人心的传统道教进行了改造，创立了全真教。其教“屏去妄幻”，“以澄心定义，抱全守一”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为全真，而且，他还融合三教，以道教《道德清净经》、儒教《孝经》、佛教《般若心经》为教义，旨在用这三方面的思想将其拥有广泛基础的社会力量都笼络到手。王重阳以“会”作为全真教的基层单位，他曾于文登（在今山东东部）建立“三教七室会”，于宁海建立“三教金莲会”，于福山（今属山东）建立“三教三光会”，于登州（今属山东蓬莱）建立“三教玉华会”，于莱州（今属山东）建立“三教平等会”，“其会虽五，其约束规矩则一也，”性质恐怕已超出一般的宗教组织了。
王重阳在山东传教过程中结纳了许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中马钰（号丹阳）、丘处机（号长春子）、谭处端（号长真子）、王处一（号玉阳）、郝大通（号太古）、刘处玄（号长生子）、和马钰妻孙不二为骨干人物，是王重阳的法传弟子，俗称“七真”；王重阳死后，他们在北方广泛传播全真教。因为全真教和广大北方人民在感情上有一定的共鸣之处，所以在下层群众中很有影响，势力发展很快，“南际淮，北至溯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由于它“惑众乱民”，所以，“上之人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金章宗时下诏禁罢了全真教，全真教受到压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真教兴盛之初所具有的民族意识。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全真教骨干人物的地主阶级本质的逐渐显露，全真教也和其它宗教一样，最终蜕变成了统治者用来毒害人民的麻醉剂。如前所述，在成吉思汗的拉拢下，丘处机等人把这一宗教叛卖给元朝统治者，使它脱离了原有的反抗异族的精神，而成为异族统治者的御用工具，全真教也因此而具有了正统的宗教地位，转入了它的末流贵盛时期。
永乐宫的创建历史及其华贵的建筑格局和道宫经济状况，说明了它是元代全真教贵盛的产物，是元朝统治者用来统治人民的一颗宗教苦果。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永乐宫创建之时，“百公劝缘，源源而来，如子之趋文事”，“陶甓伐木云集川流”，如此盛况，说明永乐宫的兴建是得到广大北方人民群众支持的，也表明了全真教并没有因为其领导人物政治立场的转变而脱离群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的历史现象。固然，宗教的感情和传统影响也有一定作用，但更主要的是由当时社会历史状况所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
众所周知，元朝统治时期，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十分残酷，尤其是北方广大的汉族人民在社会地位上被列为第三等级，备受欺辱。蒙古人、色目人大多数又居住于大都附近和华北广大地区，他们在北方圈占掠夺土地，有的“或占民田近千顷”；有的“竟冒夺民田四十余万顷”；把称作“驱口”的农业生产者，当作私有财产，同牲口一样任意买卖。加之，元朝统治者频繁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骄奢淫逸，赋役繁多，使人民“多致破业失业”，沉重的劳役往往使劳动者“肩背成疮”，仍不放去。所以，当时北方广大汉族人民，由于忍受不了这种残酷的压榨，千百成群地逃往南方，仅在1238年中，南迁的农民就有十五万户之多。当然，在元朝统治的严密控制下，能够南迁的北方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仍旧留在北方处于火热水深的煎熬之中。为了寻求生活出路，他们投向了宗教的怀抱。在元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宗教，借以麻醉人民，泯灭人民的反抗斗志，所以给宗教以重要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宫观寺院享有可以免除一切赋税差役的权利。因此，北方广大群众把宗教当作逃避灾难的圣地乐园，纷纷加入宗教或者寻求宗教的庇护以减轻所受的剥削，求得继续生存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佛、道、也里可温等一些宗教都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全真教由于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因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些特权，固然使全真教的上层人物迅速发展成聚敛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寺院地主，但也使信仰全真教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残酷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受到一定的保护，获得一定的实际利益，因此，北方广大群众对全真教的感情，既是他们对传统宗教的怀念，也是他们利用宗教来维护切身利益的一种反映。
当然，元朝统治者提倡全真教的目的正是为了利用其教“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已利人为之宗”的特点，软化北方人民的强烈反抗斗志。因此，在元代北方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全真教的末流贵盛，归根结蒂，是对统治阶级有利的。
三、从永乐宫壁画看全真教融合三教
巨幅精美的元代壁画是“大纯阳万寿宫”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特色。全部壁画总面积达一千零五点六八平方米。其中，无极门为八十点一二平方米，内容为神荼、郁垒、神将、城堡、土地等大型人物画；无极殿为四百二十九点五平方米，内容为朝拜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各种神抵图像（即《朝元图》）的大型人物画，由河南府洛京句山马君样长男马七待诏“及其门人绘于泰定二年（1325年）；纯阳殿为二百一十三平方米，内容为“纯阳帝君仙游图”，是吕洞宾一生的神话故事的传记壁画，由襄陵朱好古门人张遵礼于元惠宗至正十八年（1358年）绘制；重阳殿为一百五十八点零六平方米，内容为全真教创建人王重阳一生神话传说的传记壁画，约于洪武元年（1368年）绘成，画师姓名未详。
永乐宫本身是一座全真教道官，这里大量的宗教壁画，毫无疑义是为了宣扬其宗教思想。当然，也为我们研究这一宗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被全真教流派奉为鼻祖的吕洞宾传记壁画和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传记壁画，都有大量的榜题文字，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方便，于此，我们就壁画题材中展示的全真教对道、佛、儒三教的融合作一些分析。
全真教兴起之时，就以“劝人诵《道德清学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为其教义，而且，“凡立会必以三教为名”，创有“三教平等会”，公开将道、佛、儒融合起来，体现了“三教同源”的思想。关于全真教这种融合三教做法的思想背景和政治目的，学术界已有论述，然而，三教在全真教中如何被融合，又各居于什么地位，学者们还不及有论。仅就壁画来看，这方面的内容表现得比较突出。壁画虽然是全真教末流贵盛后的思想表现，反映的内容未必全然符合其教初衷，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宗教演变后，必然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所以，我们可以把壁画中反映的内容作为研究这一宗教的部分参考。
王昶在跋《全真教祖碑》中说王重阳创全真教“欲援儒、释为辅，使其教不孤立”，既然儒释为辅，道还是被放在主要地位上的，因此，壁画的题材首先表现了全真教崇道抑佛的精神。在纯阳殿五十二幅壁画中，“游寒山寺”，“神化婺州举塔”，“神化张和尚”等画幅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其多以吕仙戏弄长老僧众为题。吕仙可以使寒山寺内铎铃喑哑，可以将佛圣塔用手二指举起、颠倒，可以与僧人玄谈佛理使之释服，志在表明“我在华严最上头”，反映了与佛教的对立斗争，突出了道教的主导地位，说明了全真教所谓的“三教平等”并不平等。其次，壁画反映了全真道教对佛教宗教戒律和轮回报应学说的吸收。这在重阳殿中四十九幅壁画里占有大量篇幅。如“着彩霞”、“擎芝草”、“夜谈秘旨”、“拨云头”、“洒净水”、“起慈悲”、“念神咒”、“誓盟道戒”、“画示天堂”等画幅，以王重阳点度其弟子马丹阳、孙不二夫妇超凡登仙为题材，表现了王重阳用佛教轮回之苦戒示马、孙不要“贪念酒色财产”，不要“利已损他”，不要“争竞人我，谈说是非”，否则就要堕于极舌、摄魂、犁头、镬题、炉炭、铁轮、穿腹、刺鼻等地狱，这里，佛教律戒成了全真教“齐物泯己”，积善功、成善果的清规止界。马丹阳夫妇遭受十八地狱的沉沦之苦后，王重阳辄以神力救之，目的是为了“欲令知其果因自生，不无还报，务令改过自新，以成长善之行”。显然是吸收了佛教“三业”“三报”因果报应理论，摒弃了中国传统的报应在天的学说。全真教徒修身目的竟然也是为了“超出生天”，与佛教涅磐成佛无异；修道方式也成了“以戒扩定，定而生慧，洞见道源”，和佛教止观、禅定的宗教修养方法颇为类似。第三，从壁画来看，宋儒理学虽然对全真教有一定影响，作为儒教的中心“孝”在该教中并不重要。全真教提倡“孝”道，而壁画上“孝”的内容却并不多有，仅纯阳殿有“救孝子母”一幅画图，故事为桐庐沈志真，有母病发背，百方不缓，祷佑备至，由于孝心所感，吕洞宾赐药救之，说“公至孝，感天命，予来救之”。可见“孝”的精神只是作为崇道的陪衬而被提倡。这大概是道主和佛教徒因为弃亲出家，无孝道可言，故不便着力赞颂。但全真教对新兴的宋儒理学在理论上多有摄取，甚至将道看作是“万理归元，一性太虚”的东西。
总之，全真教融合三教并不是将三教真的平等起来，而是以佛教理论为主，对传统道教进行了改造。陈寅格先生说：“综观二千年来道教之发展史，每一次改革，必受一种外来学说之激刺，而所受外来之学说，要以佛教为主。”何尝不是呢？永乐宫的壁画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