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久以来的愿望，我要用笔写一回山西，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这片土地有多少深入的研究，对她的历史有多少深刻的了解。同样，对于山西发展现状中的各种数字、比例、地位，也一样没有系统的把握。但我深知，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的职业的视野多么悠远，脚下的土地却永远散发着黄土高原的气息。这有如一种宿命，使我们必须分心关注自己生活的土地和社会，打量眼前这自然的和市井的风景。面对漫天而来的信息，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新鲜空气，看到东西南北到处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再看看地处中原内陆的山西，一种焦虑、心痛、失望的复杂感情油然而生。
新世纪的到来并没有为山西人带来更多的自信，权威数据表明，山西的总体发展落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居第26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更是全国倒数第一，与名列第一的上海人均收入相差6000元以上。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地处“中西部”大范围的山西却与之无缘。这些都是在新世纪的清算中浮现出来的数字，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存在。如果山西有什么可称第一的话，那就是去年刚刚读到的消息，在全球受污染程度最高的大城市中，山西省会太原在全世界名列第一，在全国受污染程度的城市排名中，被列于其中的前四十名里，山西的城市占了13个之多，并且多数位列前沿。这一切足以令山西人汗颜。人们无法相信或者全信报纸上传来的各种喜讯，人们期待一种特殊的机遇能让自己看到希望和前途。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基于一个前提，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应正视自己的现实，勇于承认已经存在的差距。
2000年初春，山西省足球协会准备成立自己的足球队，参加新赛季的足球乙级联赛。按规定，参赛俱乐部必须向中国足球协会上交3万元的参赛费，然而这笔微不足道的金额，却让省足协的负责人一筹莫展，不得不向中国足协求情，希望能够得到宽限。参加这一级别的赛事，一年所需费用大约100万元，相比较甲A、甲B球队一年上千万元的投入，100万元绝对是个小数字。但是，跑遍全省各地，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拿出这笔钱买断冠名权，用于支持山西的足球事业。省足协的有关人士不得不承认，山西经济的总体落后，国有和私营企业的实力水平，社会各界对体育文化产业潜在价值的漠视，是他们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最后，他们不得不通过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发出呼吁，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募捐来筹集资金。1994年以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全国各地燃起战火，发达地区不说了，即使就中西部而言，四川、陕西、云南、河南等省，先后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并纷纷闯入甲级行列。然而遍地战火中，山西足球却犹如一潭死水，悄无声息。在我眼里，山西社会发展的总体差距，实际上就是山西足球同全国兄弟省市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一个写照。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市民，已经把到足球场呐喊助威当做周末休闲的生活内容之一，城市因此变得充满生机和活力，而我们的市民，还更多地停留在走亲访友、包饺子吃饭的层次上。国际上的许多重要赛事，在中央电视台没有安排转播的情况下，国内多家有线电视台联手进行现场直播，我注意到，几年当中，山西所属的有线电视台几乎没有参与过。目前，国内三大球都已开始搞职业联赛，在所有这些项目中，无论男女队伍，都无法见到山西人的身影。
太原市的出租车数量已经达到饱和。满大街的“面的”成为一大景观，然而，当方便、便宜的优点不足以抵消汽车尾气、交通秩序所带来的弊病时，北京这样的城市可以很快取消其行驶权，在我们这里却成了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不能期望行政命令的一刀切，说到底还是经济的杠杆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1994年，我曾过路位于吕梁地区孝义市的兑镇，那是一个以挖煤、炼焦为主业的城镇，那是我所见过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大白天进去甚至都需要打开车灯，大街几乎是用煤渣铺出来的，即使紧闭车门，车窗外呛人的气味也能闻到。在那种时候你会觉得，能够在太原市生活也是值得庆幸的。
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要想发展，人才是关键。国内许多发达地区出现了争抢优秀人才的趋势。越是发达地区，人才观念越开放，人才政策越宽松。深圳、上海等地纷纷出台吸引人才、保护人才的政策，除了重金奖励、高薪聘用两院院士、博士生、博士后等高级人才外，包括本科生在内的“知识青年”，也在就业、户口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山西的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流失率据说已经超过50%，在此情形下，相应的人才政策却迟迟不能出台，或者说没有行之有效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办法。我所熟知的几所山西省的高等院校，人才流失现象十分严重，单纯的行政干预已经不足以阻止他们“东南飞”的步伐。有的院系，一些主体的、专门的课程，甚至是本院系的传统强项科目，甚至到了严重缺员的程度。
差距是要通过比较才能见出的。“观念更新”已经是一个80年代开始就流行于世的名词，但是“观念更新”如何从桌面上，从讲话稿里真正跑到人的大脑里，付诸于行动，却是真正需要从观念上更新的。1997年底，我参加了山西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山西青年专家”国情考察团到东南沿海考察，每到一地，大家议论最多的还是山西整体上与别人的差距。沿海地区有交通便利、信息发达的优势，这是我们早已接受的看法，甚至也成了老百姓自认落后，有关领导逃避责任的理由。事实上，东南沿海的不少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地方，在交通、信息上并没有传统优势，甚至还比不上我们的许多偏远地区。温州就是个不通火车的小城市，国家也没有给过什么特殊的政策，他们遵循的只有一条，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只要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的任何尝试都是允许并得到鼓励的。同样不通火车的台州市，过去只是一个小县城而已，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位年轻干部说，80年代他从杭州上大学回家时，坐汽车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如今开通了高速公路，和杭州间的距离也需要四五个小时的行程。临海的优势并没有直接体现在经济成果上，资源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地方，传统上是浙江的穷地方。但十几年时间过来，这里已经成了浙江的“首富”区域，那里是国内开展股份制最早最实的地方，私营经济蓬勃发展，现在已经成了国内小商品的著名集散地。举个简单的例子，台州是国内最大的领带批发地，但台州人见到领带恐怕也没几年时间。台州市的飞跃缝纫机集团，创业者是60年代出生，曾在包括山西太原、长治等北方地区干过钉鞋匠、开过理发店的青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和自己的几个兄弟一起，搞起了股份制的缝纫机生产厂。几年过去之后，他的生产规模，生产水平，产品质量，令上海著名的缝纫机厂家惊诧。他依靠的不是别的，是让常人不具备的吃苦精神。要说，艰苦奋斗是山西人民的传统，吃苦耐劳是我们引以为荣的骄傲，但为什么我们这里形不成这样一种气候，出现不了这样的奇迹呢？我个人以为，最大的差距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观念。“小富即安”思想的有无，是南北差距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艰苦奋斗还在奋斗二字上，那些晒着太阳等饭吃的人，最多只能说是“耐苦”，对社会民情有所关心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一个重大区别。在改革开放20年的历程中，我们太过注重讲自己的资源优势，更重要的，我们太过注重讲东西部之间的政策差异，太过强调变优势为财富的观念。其实江南的很地方飞速发展，有许多是白手起家而成就了自己的。
任何一种优势要变为经济效益，关键是要有经济头脑，要能够在“变废为宝”上想出办法。江苏无锡有个“三国城”和“水浒城”，人们都知道那只是个影视基地，建筑的粗糙和陈设的俗气没有一点历史的气息。但这座“空城”、“死城”却天天在上演活戏。无锡人把这里变了一个大戏台，一个旅游景点。60元的昂贵门票仍然游人不断。原来，“城”内全天都在上演三国水浒中的名戏，文武同场，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每天都能在街头看到“杨志卖刀”，每天都可以观赏到用煤气点燃的“赤壁大战”，花十元钱可以和活着的“潘金莲”合影。山西是罗贯中的故乡，太原郊区就有一座建设更早、水平更高的“三国城”，但只因宣传不够，手法太死，所以缺少游客，形不成卖点。这样差距，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神秘的因素，关键在于有没有人能想到并且做到。
山西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山西的人文景观举世公认，国内保存至今的宋金以后的地上文物，山西就占有70%。大力开发文化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是山西可以依靠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乔家大院的一夜成名，其实就与一部电影有关，与传统商业文化受到现代关注有关，二者合拍唱了一出大戏。在整个晋中地区，晋商文化的遗迹随处可见，“晋中大院”已经名满天下，加上平遥古城的声名雀起，一个可成规模的旅游文化圈正在形成。但是如何结合景点实际，为游客合理安排旅游路线，在短期内让他们参观更多的景点，说白了，让他们买更多的门票，停留更长时间，吃更多的饭，甚至让他们在封闭的乔家大院，空荡荡的王家大院住上一夜，体验一回“财主”和“海内最富”的感觉，是一个主客双方可以互利的“双赢”策略。这需要专家论证，政府实施。平遥古城近年来的一系列成功举措，给省内外旅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何从总体上激活和带动周边地区的旅游产业，形成一个旅游文化的强势地带，是一件需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想办法的事情。近年来，山西旅游业给人印象最深的举措，是吉县县委策划组织的两次“飞黄”事件，借助自然景观和名人效应，跨越晋陕的壶口瀑布，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已经将其划入“山西吉县”的“专利”范围。据报称，“飞黄”也为当地经济带新的活力和生机，这其中还不包括扩大知名度等无形资产。沉寂的山西太需要这样的“风头”与热闹了。可惜，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众多旅游资源，有不少还在破败中沉寂着，等待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产品开发也值得关注，人们都不会忘记，浙江温岭人借助“新千年第一道曙光”这个虚拟的卖点，几天时间赚了上亿元钱。连权威媒体报道时，都不忘记加上“聪明的浙江人”的定语。其实，一个普通的T恤加印一行动情话语的做法有什么深奥可言呢？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直自称和被称为“中西部”的山西却只能充当看客，科技的、教育的、基础建设的资金正在向西部转移，无论打开哪一张报纸，西部十省市的名字十分抢眼，山西变得更加默默无闻。一河之隔的陕西，据报道已经止住了人才外流的现象，广东的500多家企业进入西部创业。在西部各省市区纷纷发出“西部大开发，我们怎么干”的口号的同时，山西人应当有“西部大开发，我们怎么办？”的忧虑和设问。
山西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厚积的文化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沉重的负累。山西人曾有那么多骄人的家史，“海内最富”的晋商传统如果不能激发山西人的自信，就会形成“老子曾经比你阔”的麻醉药片。但愿买官卖官的故事少一些，再少一些，但愿大小会议上，官员不再互相称对方在做“重要讲话”。但愿人才能够自由流动，并在全社会形成珍惜、爱护人才的气氛。但愿“清洁生产”能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能换来一片晴朗的天空。一位我所熟识的本土作家，曾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过，当听到“清洁生产”将在太原市乃至山西全境开始启动时，她激动的夜不能寐。这同样是千千万山西人的梦想。让人们生活在自尊自爱并且充满自信的环境中，然后开始追求富足，并同时创造宽松、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空气。只有这样，山西人才有足够的自信高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如果你打开网络上的聊天室会发现，那些关于山西的话题大多充满哀怨、不满和灰色的情调，从中不难看出当下山西人普遍的心态。缺少“人气”和足够的凝聚力，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
但愿这些书生议政的言论不被看成是“第三只眼睛”的偏见，所有的偏执和片面都源自心头的痛，所有的痛都来自于一种深切的关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