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个社会变迁、风云际会的商业时代，中国社会正在重新塑造着新一代男人的精神世界，竞争、冒险和成功的梦想成为这一代男人心灵的写照。
整体下的山西男人，善良、忠厚、朴实、内向构成其鲜明的人格个性，现代商业社会中男性所具备的特质似乎还距离他们很远，商品物化、金钱追逐的战火硝烟在黄土地呈现的是一片沉寂。山西的男人似乎对外界的繁荣都市、香车美人、百万富翁也颇为羡慕、渴望，但沉淀在他们身上太多的传统文化负重，很难激活蛰伏在他们胸中的雄风，一代晋商早已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随风而去，“山西人会经商”的美誉在九十年代，只能在余秋雨《抱愧山西》凄美的字里行间，解读到她昔日的风采。现代的山西男人和往日精明的山西商人已相去甚远，精明、能干、富有、善于理财的商业头衔，早已戴在了上海人、广东人和江浙人的头上。这一代山西的男人身上，晋商的遗风已经荡然无存，他们禁不住历史长河的洗涤，人格中保留下来的是与黄土地抗争的疲惫与无奈，一部《黄河儿女情》的舞剧，已经把现代山西男人的精神世界演绎得活灵活现。
沉闷与压抑是山西男人与生俱来的个性描述，我们除了在光秃秃的黄土地、数千米深的矿井中，看到那一个个结实有力的臂膀，一张张粗犷黝黑的面孔还洋溢山西男人原始的雄性魅力外，我们很难看到现代商业社会山西男人超越自我、奋力进取的一面，更体会不到为追求财富、张显能力而爆发出的个性自由与精神解放。他们太多地习惯了在娘子关内平庸、懒散甚至贫瘠的世俗生活。如果你有在山西境内乘坐长途公共汽车的体验，或在冬月里搭乘往返太原——北京的石太列车，拥挤的车厢中，几乎每个山西男人都在吸着劣质的香烟，清一色的黑灰衣服中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麻木的，他们木讷、无声地坐在那里，神情与窗外的荒山野岭混为一体，使人不禁感到山西的男人离现代人很远，他们不再是曾经走南闯北、敢冒风险的山西好汉，更不是拥有豪宅、钱庄遍天下的山西商人，他们只是白天为生计而奔波、晚上唱卡拉OK的山西男人，他们太满足于做一个现实而琐屑的男人，在现代变革的背景中，他们的责任只局限在养家糊口，男性的魅力似乎也只表现在生儿育女的原始生理方面。由传统文化或经济落后影响而成的沉闷与压抑的个性，使山西男人的人格魅力缺乏一种时代的壮美，整个群体的落伍与保守，给这一时代的山西男人的人格笼罩了一层苍凉的色彩。
这个时代推崇的是工商精英。无疑，男性扮演了这一群体的主体。现今时代呼唤的男性已不再是政治意义的英雄、或银幕与小说上的男主人公，更不是一掷千金、浅薄的暴富，而是富有内涵、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成功男人，他们成熟理智，专业素养高，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民族兴旺的脊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山西男人是一群失落的群体，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也造就了少数以“炼焦倒煤”起家的企业家，但行业统治的局限与自身素质的不足，使得这一先富进来的群体与广东、江浙、山东等地企业家相比，并不能完全代表普遍意义上的山西男人。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群体，山西男人需要重塑自己的形象，在商业社会生存空间，找回自己的失落。
文化的遗传和地理的封闭，造就了山西男人在人格中天然地缺少一种叛逆与力量。虽然近代和解放后也有不少山西的男人走出娘子关，在历史上写下了不少令人荡气回肠的篇章。六十年代的陈永贵、七十年代的华国锋，成为山西人其实也是山西男人的悲哀。进入九十年代，山西男人在政治舞台的辉煌经要不在，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世界的跌落。
与东北男人相比,山西的男人平和、温顺,他们不敢像东北男人敢闯敢拚敢冒风险,看看闯海南下深圳的大阵之中,又有多少山西的男性呢？与广东男人相比，山西的男人过于忠厚懒散，他们没有广东人的精明勤快，也不屑于从小生意做起，看看全国的知名企业，广东人白手起家，创造了太阳神、容声、美的、万家乐、李宁等，而山西人唯一拥有的还是几百年前老祖宗给留下来搬不走的“杏花村”汾酒。
与北京男人相比，山西的男人缺少幽默、大气。山西的文化造就不出“侃爷”，不善言辞、谨慎小心是这一代山西男人群体的共性，他们缺乏一种男人敢做敢为的豪放，男人的生活轻松与政治狂热，在山西男人身上变成了一种忍辱负重和“莫谈国事”的冷漠。纵然是对政治的各种野心，也转化成了追逐蝇头小利的嗜好。
与上海男人相比，山西的男人没有品味，不懂浪漫。在传统农业文明中长大的山西汉子，表达爱情的方式还基本停留在赵树理笔下“二黑哥和小芹”相爱的行为模式的含蓄、原始。婚姻中“婚礼”物化的结果把男性赤裸裸地摆的了只是需要一个异性生儿育女的低层次，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把对异性的追求和爱慕表现为送花，送巧克力或在富有浪漫情怀的街头携手漫步。不解风情是山西男人一生的不幸。这一点远不如上海男人会把外滩的长椅，淮海路的咖啡屋，英文的love，kiss与恋情紧密结合的一起，享受一种人生的品味。
与江浙地区的男人相比，山西的男人精明不足，勤快不够。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是一代山西男人甘于现状，怨天尤人的缘由所在，也是形成其惰性的文化根源。江浙人可深入到山西穷困的县城，去给山西的男人做衣服，补鞋，搓背修脚，而山西的男人则宁可蹲在屋檐下晒太阳让外省人掏自已子已经干瘪了的腰包。按理说，太行山，吕梁山，黄土地的穷山恶水应该造就山西男人能吃苦耐劳，与命运抗争的天性，可是这种天性并没有走出“黄河一方土”的局限，宁可受穷也不愿意开故土的小农经济心态，把这种吃苦耐劳的秉性演变成了一种拒绝改变的顽固力量，毒化了山西男人超越自我，奋进变革的肌体，使他们成为一群远离现代商业，甘于贫困的弱者。
其实，山西男人的天性中也不乏灵动与精明，看看深圳微缩景观“锦绣中华”中的大同云岗石窟，应县木塔，晋祠，恒山的悬空寺等，山西的景观数量可以说是名列前茅，而江浙的景观又有多少呢？可叹现代山西男人已经无法再像自已的祖先那样把聪明才智应用到商业竞争中来，心灵手巧，善于理财的天性只是在自已的家庭装修和日常的精打细算中显现出来。山西城里有知识的男人甚至都不如苏锡常的农民，江苏的红豆制衣，杉杉西服，春兰空调，浙江的鲁冠球，娃哈哈，不仅把山西男人引以自豪的老陈醋推向了市场淘汰的边缘，也把山西男人曾经有过的自豪和才华，送入了历史博物馆。
未来山西男人能不能再像一代晋商那样雄风再起，纵横天下，这将取决于山西男人自已的选择。其实未来商业社会中的男人应该是没有籍贯的。成功的男人是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境界，社会的开放与文明的推进将会跨越文化与地域的障碍，将世界所有的男人都放在一个起跑线上，到那个时候，你是哪里人已经显得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你对这个社会有没有贡献
。
我是一个在山西生活了整整三十五年的山西男人。九二年离开故土，走南闯北，我依然是山西人。近日数次返晋，颇有感触，写下此文，权作对山西男人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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