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怪圈
在山西，流传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忻州小伙在山坡上放羊，有路人经过此地，问放羊娃：“放羊干什么？”答：“赚钱。”再问“赚钱干什么？”“盖房。”“盖房子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
这本是个让人解闷的笑话，让将此模式套用山西的煤资源经济，便可发现另一个循环怪圈：穷了挖煤，挖煤变穷，越穷越挖，越挖越穷。
这在以资源输出型的经济区域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凭心而论，这不能怪山西。长期以来，山西服从于全国的产业布局，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既作出了重大贡献，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它带来的后果是产业结构单调，环境破坏，污染严重，持续发展缺乏后劲。
山西像一支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而自己一无所有。
但如果用理性、冷静的眼光打量山西。造成目前的这种窘境。又不得不怪山西人自己。毕竟，过去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山西有许多许多的机遇，只要真正把握住了其中的一两次，山西是能够走出这种循环怪圈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当别人都在勇敢的摸着石头过河时，山西人仍旧守在河边。思维的惯性已突不破煤经济模式，而煤经济产生的后果又积重难返。
观念的守望，现实中环环扣扣的难题，已使山西人要完成一次新的跨跃变得很难很难。
弱势心理
有点年纪的山西人都会记得过去的辉煌。在过去商品短缺时代，每逢过年过节，外省人总要来山西“慰问”。当时是“洋气”的上海轻工产品，山西人几乎与上海同时流行。再精明的南方人在山西人面前，总要看山西人的脸色行事。山西人到外地出差、办事，风风火火，一帆风顺。迎来送往，山西人底气很足。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或许还应验了那句老话。当现实的差距明显摆在面前时。忧虑、叹息、愤懑、知耻、牢骚、指责、思考、探究……各种心态杂陈。而当追问造成差距的原因时，当寻求解困之道时，究竟又有多少人能作出自省与理性的深层次反思呢？
落后像一口沉重的大钟，罩在山西人头上，外面有人在敲，里面也有人在敲，于是声声紧促而又失去了节奏，致使人心乱如麻。
曾有学者指出：当下的山西人是山西有史以来自信心最低落的时候。有太多的抱怨，而且抱怨自己少，抱怨别人多。
落后与贫困真不是好事，它使人产生一种折磨人意志的弱势心理。
自强意识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山西人“不应有憾”。
潮起有潮落。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如果用辩证法的角度来观照今天的山西，面前的低谷或许正是明日高峰的前奏。
自古山西人杰地灵，英雄辈出，血脉中涌动的是自强的血液。不说指点江山的精英；不说安邦定国的伟人，单纯从经商的角度看山西，
100多年前的晋商所挥洒的灵气和才华，应是任何史家都不能小觑他们完全能够赢得后人的尊敬。
尽管过去的晋商与今日的山西人不能相提并论，但学文明识，回顾以往是为了前瞻未来。即便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山西人也并不缺乏经天纬地的人才。
给他们一个支点，让他们去撬动地球，启动山西经济高速发展的车轮。
然而自强意识的确立却不是靠我祖先也富过的心态扶持的，而是需要灵与肉的苦练甚至煎熬而成。
山西人最需要寻找的是什么？是要找出落后的最深层的原因。尽管导致目前山西落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绝大多数的山西人都意识到了一个最关键的原因——观念的滞后。
观念这个词是个如今几乎已用滥的词。或许正因为用得太滥而使它原本的冲击力被媚俗的世态所掩没。如果滤去蒙在它表面的浮尘，还原其原始的张力，便不难发现，它确实是一面镜子。
直面现实，其实只需回答：什么观念滞后？
洗涤心灵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在回答什么是观念滞后这个问题时，或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首先需要确认一个座标。
当前的现实是：三五年淘汰一拨人或者说是一代人。而这种淘汰机制的润滑剂便是观念的更新。
由此切入山西的现实，便不难得出答案。山西的落后，深层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观念的滞后与市场机制的不确立。
山西，在寻求突围之路时，最应该做的应该是真正彻底的开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进行市场经济意识的重新启蒙。
不是走过场，不是作应付，而要从内心深处作一次心灵的洗涤。这种洗涤不是我提着水泼向别人，而是首先泼向自己。
反省与反思从人人做起，并且一个都能能少，我用必须改变把过错归咎于别人“天下皆浊我独清”的怨天尤人习惯，我们要敢于面对落后的现实，勇于承载负重的责任，最根本的是对自己有一种反省的痛悟，解剖的悲壮。我们需要的是一次思维的整合。
换种活法
我们曾经采访过许多山西人和在山西的外省人（包括温州人），在回答山西这几年为什么不如别人时，我们得到许多答案。
山西人太听话，外面缺煤我们就挖点煤，运不出去我们就修路。外面缺电我们就建电厂输电，服从大局诚然应该，但太缺乏自主意识。
山西人爱走官道，市场机制的不确立使官道成为唯一的向上走的阳光大道。因为社会环境没有给许多有志者，提供更多的机会。
山西人爱内讧。有人说：山西的官最难做，事最难办。这几年从媒体上所得出的山西印象是：山西成了全国问题最多的地方。各种媒体上关于山西的问题报道颇多，而且往往成为“大事件”其中并不缺乏自我作践，自我拆台的因素。
山西人懒。自然条件的不足（如缺水）使农民们爱晒太阳，而城里人既便是下岗，也不愿做服务人的事，工人老大哥“主人翁”意识使他们大钱赚不了，小钱不愿赚。以致于温州人等外地人纷纷来山西，“赤手空拳的来，大包小包的回”。而本地人又抱怨，钱都让外地人赚走了。
山西人的包袱太重，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所留下的机制没法转型，积重难返。这样怎么能比那些轻装上阵的人跑得快。
山西的“官”太多。如山西3000多万人，有119个县，而山东9000多万人只
130多个县。一级政府几套班子，财政供养人员太多，而每个机构都要“吃饱”，还要相互攀比。于是各种“收费”项目不穷，而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
山西的人才出去多进来少。进来了又难以留住，是人才千方百计往外走。
山西的产业结构不协调，单一。
山西的经济发展政策变化太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持续性差。
山西的环境破坏严重，治理难度大…………
我们在山西的多次采访中，深切感受到了山西的阵痛。
确实，现实中的山西，存在许多堆积如山的问题。我们如3000万山西人一样，面对现实产生强烈的困惑。同样，像山西人一样我们觉得山西不该有如此的现状，山西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从当前的谷底走出。
山西像一颗铁核桃，需要用思想的重锤砸开坚硬的外壳，然后去品尝果肉的芳香。
其实，无须给山西人开药方，我们也没有资格为山西人开药方，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具备一个医生的资格。而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采访中看到、听到、感受到了山西人的自觉反省意识和行动。
山西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认为——
山西需要洗去脑子中的“粉尘”。
山西需要解决行动上的“晒太阳”。
山西需要彻底“换一种活法”。
山西需要成为3000万个“温州人”。
山西需要全体三晋人集体“走西口”。
山西需要“凤凰涅磐”。
山西的产业结构调整
山西病了。
得的是结构失调症，正如人的内分泌失调一样。身体的各项功能出现了紊乱。
且不说山西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80年代初的全国中上游已经下降到1999年的下游水平，且不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的排位已到了倒数位置，单看山西的污染程度，已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城市上空笼罩着污染粉尘，汾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有的河段变成黑河、臭河，到处可见的炼铁炉，炼焦炉，向天空排放着黑漆般的浓烟。
无须再罗列数据和现象。
山西病了的事实，山西人自己最清楚，也是他们自己最先发现的病症。
山西人已经找到了山西的病根在于它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由于得天独厚的煤能资源优势以及历史的种种原因，山西现有的一万多个工业企业便主要围绕着煤矿转，以至于在产业结构上，以至资源配置上。形成少见的单一格局。重工业的比重太大，而且效益又低。随着国内煤炭市场的滑坡，煤价下降，光去年一年，仅煤价下降因素而使山西损失30多亿。
山西人认为自己“第一产业基础不牢，第二产业效益不高，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山西生产的大多数产品是傻、大、黑、粗的低附加值、低效益、高污染产品，像电子、通讯设备制造这类新兴高科技产业实现的利税，在山西微乎其微。
山西的病因有历史的原因。
长期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能源基地”的山西，服从于全国的产业布局，为全国经济的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无疑，山西的“能源基地”建设是成功的。这是对全局而言。但这种成功对山西而言，却并没有能够带动山西的经济快速发展，相反，耗费了那么多的资源、造成了那么多的污染，其综合经济势力却成了全国“倒数”。
山西人很委屈，像累死累活为“主人”干活的“长工”，累出了一身疾，却分得的“红利”老少。
除了历史原因之外，山西人自己也要打板子。
首先是眼光短浅。自以为自己本钱足（有资源），没有利用身体最好的时期用积累进行“干巧活”的转变，只知卖死力气干蛮活。第二是僵化、挖地三尺就能出煤来钱，别的活就懒得做了。第三是不智。当别人都“干巧活”而赚了钱时，山西人急了，便百倍地挖煤干蛮活，以为这样能换回自己的优势，谁知越蛮干越受穷。第四是钻牛角尖。只认识自己的煤炭资源优势，明明输血过多会造成贫血，还要换大针管抽血。这样，使自己越来越虚弱，越来越产生负效应。不病才怪。
据经济权出人士分析，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分工成金字塔的趋势愈益明显。知识含量、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和产品总是居于金字塔的上层，而生产劳动密集型的最终消费品产业和产品居于下层，而处于最底层的是像山西目前这样的只提供廉价的原始资源型产品的产业结构。
目前的世界经济趋势是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型。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科技、人才为要素条件的经济结构。而山西呢？仍处于最原始的以资源输出为主的初级产品时代。
随着科技利用程度的加快，产业升级和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愈益加快。以目前山西这样的产业结构，其发展趋势的前景如何？山西人应该明白。
山西人看到了这一点，也了解到了自己“病了”的身体状况，他们决定自我疗治。疗治的药方，山西人自己已经开出了，这就是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是一剂好药。
这剂“药”的“处方”为：以效益为中心，以“一增（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三优（优势产业、优势企业、优势产品）为主攻方向，以出力产品为切入点，以增量调整为重点，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以金融创新、技术创新和企业家均选择培育为支撑，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这剂药好在它是对症下药。它是根据山西的病症（结构失调）而下的药。
这剂药好在它是能够“喝”下去的，也即它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这剂药护在它是“温补药”。它能在调剂的基础上起滋补的作用。能使山西的虚弱肌体弥补一下失去的元气。
然而，如果要是以挑毛病的眼光，对这剂药“吹毛求疵”，那么可以说，这剂药不是一剂猛药。
因为这剂药可以调理病人失衡的功能，可以治“贫血”，可以治“消化不良”，可以治“肌肉劳损”，可以增强”病人”的免疫力，但是却治不了“病人”的“神经系统紊乱”，治不了“不智”。
产业结构调整最主要的是确立健康的市场机制，要确立发展经济的良性机制。机制的建立主要涉及到市场观念、市场意识以及市场服务手段，包括营造环境等。
对结构调整的规划要以一种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来对待。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随着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而急剧变化，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生产的革命性发展，为人类提供了电子计算机、国际互联网、超音速飞机、高速火车、超级巨轮、新型材料、空间技术等，它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单纯从产业结构来讲，“金字塔”型的产业结构可分为许多层次，只有在“占据”高层次的“金字塔”的上层或顶层，才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诚然，要占据“塔”的上层或登临“塔顶”是要有条件的。它需要知识、技术、资金，而突出的是人才。因此，必须给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对人才的培养及引进方面，为未来的人才预留闪展腾挪的空间。
另外，结构调整要从全国大局的高度规定山西的规划。要从山西在未来全国经济大局的角色及其所承负的责任的角度来规划发展的目标。因此，不能以常规的步骤跟在别人后面去并以此为制定规划的根据。
自然，这是一种因气化的模式，它与现实的可操作性方面肯定存在着距离。
但首先要有远大的眼光。
山西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之－，它面前所面临的结构调整问题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它反映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初级的工业化时代向更高级的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从而带有极大的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山西的产业结构问须能够顺利解决将会带来巨大的启示作用和榜样的作用。
山西，实际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不独是山西自己的事。每一个曾经从山西的血管中输进过鲜血的人都不要忘了山西，都应该关注、关照、支持山西。
因为山西的病有一大部分是为大家累坏的。疗治山西是疗治我们自己。
在山西的温州人
为什么要讲温州人的故事
在山西采访，却插进一段温州人的故事作为报道内容。出了我们的报道计划，却实在让我们难以割舍。
围绕“山西如何突围”，我们在采访中，听到许多的山西人说，要改变山西的现状，最应改变的是观念的问题。这自然很正确，而且也是山西人的深切体会。
然而，观念作为一个概念，说起来似乎人人都明白，与现实对接时，却往往使人又难以明白。
我们不想再重复“改变观念”的老话，于是，便在山西见到的温州人中找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将他们的故事不加渲染地说出来。以求证观念的改变首先在于做人、做事的扎实，而不是飘浮。
山西的一位朋友给我们讲了件往事：1988年 8月15日，上海社科院研究财政的一位徐姓教授，来到山西永和县。当时，永和县财政收入刚过100万，这个5万人口的穷县，只有一条“盲肠”一样的路通向外面，当年日本人打到永和时，怕被八路军包围，刚进去就撤走了。而徐教授却发现：温州人已经“登陆”了永和的市场…无须对此事作更多的评述，但我们觉得实在有必要讲一讲温州人在山西的故事。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学一学身边的温州人或许有益于我们对市场观念的真正觉悟。
小个子大老板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这话来形容苏德生，应该说恰如其份。
苏德生，太原华北服装城的总经理。剪一个平头，身高 159米，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不认识他的人大概会把他当一个打工仔，而认识他的人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总会对他肃然起敬。
苏德生年龄不大，却作了好多年的“老总”。他这个“老总”不是靠父辈的关系起家，而是实实在在从一个小木匠做起的。
苏德生是地道的温州人，家住温州乐清，祖辈都是农民。他15岁就来到了山西，在山西呆了16年，如今满口的山西话，不知底细的人根本想不到他是温州人。他自己也说，他是在山西长大的。
如果仅仅把他说的“长大”二字理解为年龄和身高的增长，那未免太粗心，真正细心的人可以从他的“成长”所流露出的神情中。“读”出丰富的内容。“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当31周岁的苏德生给萍水相逢的我们述说他的经历时，给人仿佛一种过来人诉说沧桑之感…….
苏德生15岁时与叔父及兄弟四人来到山西榆次，先做木匠。后来发现在山西做服装有市场，就做起了服装生意。这是他最苦的一段创业史。他回忆，冬天下着大雪，街上没有几个人，可他仍然摆上服装摊子，指望能卖出两条裤子，卖出一条他就能赚10元钱。寒风凛冽，他的十个手指都快冻僵了，可他仍不敢收摊。北方的寒冷是他这个南方人从没经历过的，瘦弱的他裹在一件旧军大衣里守着他的小摊，与他相伴的是漫天的大雪。
第二年，他离开山西，与兄弟几个分开，到了成都，在成都荷花地又摆了一年小摊。1985年，他又回到了山西，因为“资金小，大城市不敢做，去了黎城。”苏德生说。当时的黎城县，几乎没什么个体户，他在县贸易中心租了半个楼开始做买卖。等到后来黎城做服装买卖的人多了后，他又去了长子县，又去开辟另一个新市场。
在长子县呆了4年后，苏氏兄弟几个在太原汇合，进军大城市。“当时在太原朝阳街，南方人没有固定摊位，就到处打游击。”就是在这种“游击战”中、苏氏兄弟的生意越做越大。
1994年，是苏德生的转折点。这年，苏氏兄弟在原太原市安装公司的地盘上盖起了太原市最大的华北服装城。
说到盖华北服装城，苏德生感慨万千，他说那是他在山西经历中最难的一段。
华北服装城没盖好，苏氏兄弟就遭遇了官司。原因是他们在准备盖服装城时，有关部门要求他们要挂靠一个单位。无奈，他们只得以每年交12万元管理费、另交100万保证金挂靠了一个单位。而盖华北服装城的所有资金、包括手续等均是苏氏公司投资的。在盖了一半时，挂靠单位（市经委下属一个公司）要求把产权分一半。苏氏兄弟不服，只好硬着头皮打官司。官司打了一年半，边打官司边撑持着盖服装城。苏氏兄弟觉得一定要保证入城的1000多户经营户按时开业，不然没有了信誉，以后就做不成生意。
华北服装城虽然按时开业了，但苏氏兄弟的官司却亏了，一次性把150万元判给了对方。一得一失，历尽艰辛。
现在，苏德生经营的华北服装城，仍是太原最大的服装城，有1000多个经营户，2000多营业员，每年税与费加在一起要交200多万元，服装城里下岗职工占50％。
苏德生仍不满足，他又要在太原建个最大的鞋城。除此之外，苏德生敏锐地看到西部大开发所带来的机遇，准备在西安筹建一个大服装城。
温州人就是这么精明，他们不会放弃每一个机会。
与苏德生的对话
记者：我们在山西的采访中，常听到当地人说，山西的钱都让外地人赚走了，你怎么评价这种说法？
苏德生：在机会面前，应该说人太平等。像我们温州人，干得比较成功，并不是说我们就比别人聪明，关键是能吃苦。做买卖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像我，从摆地摊做起，到租柜台，从小县城做到省城。
记者：在做生意上，你觉得温州人与山西人不一样的是什么？
苏德生：主要还是能不能吃苦。在我们老家，一个人要是整天晒太阳，啥事也不做，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像我们一个老乡，在太原解放大厦前给人补鞋，补了
7年鞋，赚了40多万。你说补鞋能要多少技术吗？山西人喜欢吃大锅饭，老子退休，小子顶替，都不想干个体户，好像做个体户不光彩，现在仍然有人看不起我们。另外一点不一样的，恐怕是温州人比山西人做生意实在。温州人重根基，能做多大生意就做多大，而且总是自己找机会。山西人做生意有点飘，什么好做全跟风，歌城火爆做歌城，桑拿好做做桑拿，保龄球火了又一窝蜂做保龄球。
记者：你在山西做生意时对当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方面有什么看法？
苏德生：最大的感觉是说与做时不一样。在我们要投资前，当地人总说得特别好听，而一旦把资金没过来了，麻烦就来了。像办手续，在南方一个礼拜就可以办好，而在这儿，每个关卡卡一下，一拖两三个月。还有，碰到骚扰，也没见人管，像门口被垃圾堵上了、卡车有意堵门、有人有意找麻烦等，大部分全是我们自己疏通关系。其实南方人来北方真正站住脚的少。
记者：既然这样，那你认为在山西做买卖前景怎样？你自己以后是回南方发展还是继续在北方发展？
苏德生：从目前看，我认为在北方做生意的前景还是比较好，因为机会多一些，有空白需要人填补，就有机会。再有一点是，对手的思想观念落后一点，竞争就弱一些。这是实话。
记者：以后的竞争是实力和人才的竞争，随着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你对以后的发展有没有压力？
苏德生：当然有。因为我初中只念了两年，现在经常感到做生意时文化不够。像有些领域我们看到了赚钱的希望，但不懂，不敢做。我们苏氏公司现在也在摸索，引进各方面的人才，也考虑到让一些文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人来参与管理。企业大了，就要不断改变管理手段。包括这次我们准备在西安投资，就聘请了专业人员来为我们做测算、分析，我们还准备搞电脑联网，都要请专业人员。对我们来讲，做企业目前也需要升级，根据现代企业的操作规则来操作。
记者：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到现在有了上亿元资产，那么你觉得你这么辛辛苦苦做，目的是什么？
苏德生：从人来讲，人的欲望、追求没有满足的时候，人赚多少钱没个标准。但从我来讲，赚了钱，我把钱投向社会，而不是追求个人的享受，是想为社会做点事情。人活一世，如果把想做的事都去做了，就会觉得没有白活。我爷爷经常对我们讲，人一生要多做善事，做有意义的事，不管吃多少苦，也不能违背做人的根本，最起码，要在死时不能被人骂，要让子孙们知道，你这辈子没有白活，而且要让下一代知道，你这一生活得有意义。
大学生小老板
在山西财经大学附近的街道旁，新开了一家经营服装的小店。有个很有个性的名字，叫女主角。
女主角的老板是个21岁的温州女孩，她叫林影，是山西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学生。
温州女孩林影是个在校生，今年才21岁。大学生成为老板，这在北京中关村不算稀奇，甚至有些学有专长的学生，目前就有上百万的资产。不过，在山西太原，这可是个新鲜事，这样的事或许只有温州女孩或南方人才干得来。
温州女孩林影为什么要开一家小服装店？林影说，想尝试一下，切身体会一下到底什么是市场。
原来以为林影开服装店是她家帮助开的。其实不然，林影说，所有的事全是她自己做主办的，包括租门面、简单装修、进货、雇人等全是她自己联系的。她说，甚至在目前小店已经开业的情况下，她家里人都不知道。
林影的小店专做女式服装，而且消费对象就是她的同学，是专为女大学生服务的服装专店。
一边要上学，一边要做生意，那么会不会使学业受影响呢？林影告诉我们，“其实并不矛盾。”她的店一般下午开业，下午一到六点是营业时间。她有时间过来关照一下，没时间就雇人看管，雇的人也和她一样，是学生。
林影说，受雇的人每卖出一件服装是可以提成的。林影并不指望她的小店能赚多少钱，她说，像她的这种店要是开在柳巷（太原的商业街），那效益肯定好。
林影的父母也在温州做生意，做的是电器生意，做了十几年。或许她的经营意识是在潜移默化中得来的。她说，当初上大学她想报考浙江商学院，第二志愿是来山西，她说现在也不后悔。她父母希望她毕业后进合资或外资企业，但她有自己的打算，还是想自己独自闯一闯世界。
她说或许毕业后就留在山西，因为她觉得山西的商业机会比温州要多一些。她说，这里有市场。
我们问她，在上学期间开个小店，学校的老师、同学怎么看？林影说，大家都认为好，同学们还挺羡慕的。
我们问她，开业后效益怎么样？她回答，没有当初想象的好。但她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了独自闯市场的尝试，这种经历和体验是最难得的。
我们问她，为什么不让父母知道？林影说，干嘛让他们知道呢？这是我自己的事。
确实，温州人是不一样。既便像林影这样的温州学生，她上学的经历似乎就是与别人不一样。
在许多人把观念、市场仍停留在嘴上时，温州人早就在市场中闯荡了。当许多孩子仍在祈望父母为自己找个好工作时，像林影这样的女孩已经离开了父母的保护伞，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路。
“女主角”，有意味的小店名字。
林影，有个性的温州女孩。
兄弟也竞争
与许多来山西的温州人一样，连朋金最初到山西也是做服装生意。不过现在他不做服装了，而是开了一家“温州真味海鲜馆”的餐厅。
连朋金19岁来山西，在山西呆了14年。做过服装，帮人搞过代销，也做过经销。
有意思的是，连朋金曾在97、98年去上海做过两年粮食生意，他与上海普陀区一个街道搞联营，结果赔了几十万元。
“上海人太精”连朋金对上海人耿耿于怀。“他们为五分钱可以跟你吵一架。”
精明的温州人碰到上海人也头疼，而太原的生意比上海好做。这是连朋金得出的经验。
“但如今的山西人也比过去精明多了。”连朋金说：“他们现在来吃饭，也是张口闭口要打折。山西人过去比较死板，现在比过去要灵活多了。”
连朋金说，他家五兄妹全在外首闯。有的在济南做五金，有的在杭州做羊毛衫。在太原，他还有个哥哥，也是做海鲜生意。原以为他们哥俩是联手经营，但连朋金说：“他（哥哥）做他的，我做我的。他现在做得比我要大。”
“那你做海鲜生意是不是跟你哥学的？你们兄弟是不是经常交流，互相关照呢？”我们问。
谁知连朋金回答得出人意料。他说：“我的脑袋也不比他笨，为什么要跟他学呢？他就是做（海鲜）的时间长一些。”
连朋金言下之意：他做的时间长了，会比他哥哥做得更好。
在市场面前，温州人就是不示弱。
阿微餐馆
校尉营是太原柳巷的一条街，校尉营这几年在太原被称为海鲜一条街，开海鲜餐馆的全是温州人。
阿微是校尉营一家餐馆的名字，餐馆的老板是个温州女人，她的名字就叫阿微。
阿微是校尉营第一个开海鲜餐馆的人。找到阿微时，她在吃饭。一碗米饭，一盘炒螺丝。阿微围一条围裙，像一个厨娘而不像一个老板。
在与阿微聊天时，阿微一直站着。她说她不爱坐。
阿微1989年来太原。她来太原是想闯闯天下。当时因为她老公做船生意赔了十几万，家里还借了4000高利贷。一生气，她与老公吵了一架，便来太原看她弟弟。弟弟当时在太原做服装生意，“也做得很苦。”阿微刚来时，靠摆个小摊，做做鱼丸汤。第二年，她与弟弟合伙开了个小餐馆。当时太原还没有海鲜餐馆，阿微开海鲜馆最初是为在太原的温州人开的。
阿微的弟弟当时害羞，不敢让人看见当“厨子”，“炒菜时都要打着领带，炒完菜就赶紧遛出了厨房”。阿微劝弟弟，炒菜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吃饭。
阿微的餐馆开了四年后，才取了现在的名字。她说，先做给温州人吃。后来，温州人把生意上的山西朋友都带过来，山西人也就开始吃海鲜了。
阿微很能干，也很泼辣。她说她是男人的性格，不爱哭，除了那次老公做生意赔了本，她生气哭过外，她就再没哭过。
阿微说她直到现在也在厨房干。太原的冬天冷，有时洗碗时，水都结成了冰，阿微照样挽着袖子洗菜洗碗，常常胳膊上结了一圈冰碴子。
或许正因为阿微肯吃苦，她便直言不讳地说，她最看不起山西的女人，她说山西的女人太娇气，她认为山西的女人是全中国最懒的女人，跟她们温州女人比差远了。她说温州女人比男人还能吃苦，白天跟父亲、老公做事，回来还要做饭侍侯男人。因此，阿微最瞧不起那些让男人宠娇、宠懒了的女人。
阿微说如今她老公靠她，“因为他眼睛不好”。她说她老公现在在温州老家，“他嫌太原太冷，不愿来太原。”
阿微说她只在过年时才回家一趟，而且现在她反而适应了太原的气侯，回老家倒不适应。
在做生意方面，阿微认为最重要的是诚实。她说：“我妈妈从小就教我们，做生意不要在秤上做手脚，做人也是一样，要忠厚，该帮人时一定要帮人。”因此，来阿微这儿的90％是老顾客。
阿微感到后悔的是应该在她最“火’的时候扩大规模，“把店子做得更大一些”。不过阿微挺自豪的是，她是头一个开海鲜餐馆的温州人。现在，她哥哥也在对面开了间海鲜馆。她把她20岁的儿子也带在身边，跟她一起学做生意。她说：“是温州人就要学会做生意。”
西部开发山西急
西部大开发，山西很着急。
事实明摆着的，山西不能不急。代表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强弱的人均GDP，山西省从80年代初期在全国排名第10位左右的位置，一直下降到1998年的第17位；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全国倒数“三甲”；农民人均收入也长期徘徊在全国第20位之后。更让山西人着急的是，近20年来，当周边的省份甚至连内蒙古这样的地区均在纷纷崛起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时，20年内山西竟没有培养出一个值得自已骄傲的品牌，显著名的汾酒曾五次蝉联国家名酒称号，还续六年赢得全国销量第一，而今已衰落到同行业10强之末，还有老陈醋，龟龄集、定坤丹等产品，市场占有份额均与产品质量相距甚远……
与兄弟省份不断拉开的距离真的让山西很着急。
如果说改革开放20年，是山西从经济实力较强的省份不断滑向衰弱的过程，那么在新一轮的国家经济战略格局的调整过程中，山西会不会在已被东部拉开的劣势中，再度被西部拉开？
一位山西学者说，如果山西不能够在此次全国性的经济结构调整中，最后一次抓住机遇，迎头赶上，那么山西未来的出路将是一分为四，一部分划归内蒙，一部分划归河南，一部分划归陕西，一部分划归河北——干脆，山西被开除省籍好了！
此话当然很偏激，但这种偏激也无不反映了山西人面对落后的一种着急的心情，一种不服输、不信邪、不认命的心情。
在山西采访，我们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山西人这种着急的急切心情。急，写在政府官员的脸上；急，写在专家、学者的脸上；急，写在3000万普通百姓的脸上。山西人相信，无论从历史、地理、资源、人才等诸多方面，山西均不该落后，山西近代史上曾造就了足以让三晋人也可以让整个中国人骄傲与自豪的晋商，可是，不到百年的历史，晋商的后代怎么就衰败了呢？
这个曾经产生过最精明的晋商的土地，近20年来，当地百姓眼看着那些从沿海一带过来的人，尤其是温州人，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而来，干着当地人最不愿干的活儿，几年之后，又看着他们大包小包地坐着飞机走了，又来了，当地百姓在接受采访时，颇为无奈地说，当地的钱全让南方人赚走了。然而，他们也都异口同声地承认，南方人勤快，肯吃苦，山西人因为历史上生活富裕，又有资源，因此养成了保守懒惰的习惯。
与一些学者的偏激，百姓的无奈相比，一些政府官员的急则显得较为理智。我们在山西采访期间，正赶上山西全省召开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总结大会，地厅级以上的党政一把手全到会了。会上我们突击采访了一些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掌握着山西经济命脉的官员们都从分管部门的角度谈了自己对改变山西经济现状，寻找新的经济亮点的看法和正在采取的措施。一位官员说得好，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对于山西而言不在于山西是否被划入西部，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即使国家把山西列入西部，给了你机会，你也会浪费掉机会。改革开放20年，山西作为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曾有过非常好的机会来调整自己的产业布局，也有机会培植起几个全国著名的品牌，但山西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现在开发西部，山西正是在这样一个格局中重新认清自己，抓住机会的好时机，全省已经制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瞄准目标，埋头苦干的过程。发展经济，需要理性与实干，要不得冒进与浮夸。
这话也许正代表了这一届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务实作风与理性精神。
山西毕竞落后了。我们理解山西人的着急。相对于落后而甘于落后而无动于衷而麻木不仁者，那么这种急，正是知耻而后勇。
西部大开发，山西应当急。但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急功近利，但愿能急中生智，急起直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