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是元末兴建，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一座盐业专城。探讨它的兴建、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对于认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颇有助益。
一、兴建原因和经过
运城古名潞村，位于山西南部，濒临河东盐池。河东盐池又名解池，是一个古老的天然结盐之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亭，潭而不流。水中食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由于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古代汉民族的发展，一直和盐有着密切的关系。传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三个都城都在盐池附近。古代因盐池之利而修筑城堡也很早、春秋时晋国的谷奇食采于苦城。苦读盐，盐即河东盐，苦城是以盐为城名，战国秦昭襄王十一年（前
304）。“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这里的盐氏也是城名，是以氏为名。汉代司盐都尉设置于潞村，所以又名司盐城。唐大历年间（776——779），也曾经设治于潞村。不过，上述城堡规模都不大，以后都荒废了。
元末在潞村筑城，是先建运司而后筑城。元初，潞村尚是“弹丸一乡镇。”元太宗八年（1236），盐运使姚行简绘图献议后，始“芟莽夷榛”，立运司于潞村。至元年间（1264——1294）曾一度迁司于解州，后又迁回。延佑年间（1314—1320）潞村更名为圣惠镇，其时虽尚无城垣，但在潞村已渐筑有池神庙、学宫、谯楼和隶役处所。至正十六年（1356），那海德俊任盐运使时始筑城，初名凤凰城，后因是盐运司所在地，而名运城。此即运城兴建之始。
运城初建时比较简陋。城垣周长一千七百丈，筑土为墙，门有五，各构简易城楼。门的内外左右筑有军庐、稽察所，是巡警稽察所在处。城四角各筑烽火屋，是觇伺防御之所。诚于八月开工，是时“丁夫星布，畚插云集”，除庶民输财赴役者外，另有兵丁二千五百人参加，共历时五个月，于当年十二月峻工。
元政府为什么要在运城设司筑城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封建盐政的需要。河东盐利历来是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政入项，所以“历代治鹾皆设官司，以为经理”。不过，元代以前“榷沽之政，而或入少府，或归大农，或隶度支，即行榷之吏大约分摄于军州郡邑之卒幕，未置专廨”，故“解盐多莅治于解州”。可是，元代“盐为诸赋之首，解之盐泽又诸鹾之首”；“会其岁之入，以缗计者二千万”，“租赋外，惟以盐课佐经费”。于是，元政府出于控制池盐业，搜刮盐课的需要，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盐政官僚机构——河东都转运盐使司，专门管理河东盐政，搜刮盐课。由于盐务繁杂，“解州城小，且偏处一隅，鞭长莫及”，因此，“为掌榷近便”而“徙运司于路村”。此即运城建司之因。
二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元末，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反抗元政府统治的斗争不断深入，蒙古军事贵族的统治已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面对这一状况，元政府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和保护盐政官吏自身的安全，而筑城于潞村。元人黄觉说：潞村“室庐联骈，楼阁辉映。惜乎！散漫纵横，无山溪城隍之固。加以河南不轨之徒。猖狂恣逞，阖镇之民，宵肝蹙额。止以天堑为倚，倘有不虞何可以生？”故当务之急“莫先城事。”明人许赞又说：“城何义，曰盛也；城何盛，以盛民也，民何以盛，曰盛之以图安也。……河东运司山川开盐池之利，地土负猗顿之富。士庶丛萃，官署森列。……官立而驭御宜严，此城河东之要义也。”
但是，“天下盐治不一，举无专城，河东何以独有专城？”旧史称，其它盐区未筑城是因为“煮海者商灶延绵沙际，千里相望，如淮浙长芦皆非一州一邑之地，故但居要以临之，而所附则皆通大邑，已有提纲挚领之势”
。而河东池盐生产集中，潞村地理适中，筑城于潞村便于管理。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运城便应运而生了。
由上观之，运城是封建统治者为了控制池盐业，搜刮盐课，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保护统治者自身安全的目的而兴建。这和西欧中世纪以来的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显然是不同的。
二、城市的发展和封建性的加强
运城建成后不多年，元代即灭亡了。运城的发展主要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前期。而且，这一发展过程，主要是封建性加强的过程。对此，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一、在盐政机构的设置上，明初沿元制，设立了河东都转运盐使司。由盐运使总理河东盐政，同时整顿和充实了下属官吏。成化九年（1473）明政府又增派巡盐御史驻运城，以监临盐政。清初沿明制。这样，封建政府就从行政组织上加强和充实了封建盐政官僚机构。
二、在军事力量的配备上，明初在运城设射手50名，正德年间（1506～1521）为了防御刘大、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入境，曾添设这盐壮、市壮800名，民壮600名，吏农有膂力者200名，共分为六营。天启年间（1621——1627）又增兵160名，由把总一员领之。此后，复增兵300名，由守备一员领之。崇祯年间（1628——1644）再增兵50名．这样，封建政府就从军事上加强了对运城地方的控制。
三、在城垣防御的设施上，明朝政府在元代的基础上又不断进行了扩建。如天顺二年（1458）把原有的五门改为四门（东门称放晓、西门称留晖、南门称聚宝、北门称迎渠）。正德六年（1511）增高城垣。嘉靖年间（1522——1560）先后建东、西、北、南城垣，并在城四角增望楼。崇祯年间（1628——1644）又先后增设敌台守望工具。这样，封建政府就从城垣设施上把运城变成了一座封建城堡。
四、在城市建筑上，明清政府按照封建等级制进行了规划和有计划的修建，“其它署则巡盐察院居其中，左鼓楼，而右谯楼，运司、分司文武各员皆在城内街场棋布，衙署星罗，仓库坛庙无不备具”。城内设九坊，总分四街。“坊为商民所错处，而集则粒食所聚之场”。九坊是：厚德、和睦、宝泉、货殖、荣恩、贤良、甘泉、、永丰、里仁。四街按东西南北方位而名，俗呼四关，是城内规定的集市之处。这样，封建政府又从城市规划和建筑上加强了封建等级制。
五、在城市体制上，明清时代运城“其地虽属安邑县辖”，但是，除“一切编户保甲悉于安（邑）就理”外，其盐政并不在县政治范围内，而体制自备，“学校、官师武备、坊市保甲及报祭宾兴诸典礼，俨与邑等”。这样，封建政府就从城市设置上，使运城成为封建统治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在盐业政策上，明政府不仅以运城为强迫附近州县盐丁进行徭役性劳动的中心地，而且明政府和清政府都以运城为中心，在河东池盐运销地区实施禁榷制度，阻碍池盐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这样，运城就成为封建政府在河东池盐产运销地区的封建盐政中心。
七、在文化教育上，明清政府都设官办儒学机构于运城。《明会要》载：“河东又设都转运司儒学，制如府”。此外，封建政府还设宏运书院，“隶商籍子弟”；设河东书院，准送“民籍生童”。所以，运城“人以科目起者，明以来称极盛，自永乐迄今孝廉无虑数百人，其成进士者亦后先相望”
。这样，封建政府就以运城为据点，通过宣传陈腐儒学。不仅禁锢着新思想的发展，而且为封建政权培养了一批效忠皇帝的封建文人。
不难看出，运城是在封建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地主阶级实施封建盐政以及维护其统治的一个封建经济、军事、文化城堡。这和西欧中世纪以来具有自治权力的工商业城市，显然是不同的。
三、新的变化的开端
尽管运城是由封建政府兴建，并在其严密控制下的一个封建化城市。但是，由于“历史过程中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运城在工商业、人口结构、意识形态和对社会的作用上，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池盐工商业的发展。元代池盐生产是人力捞采自然结盐。明初改变为“且种且漉”。所谓种，即采用垦畦浇晒法。此法原创于唐代，主要是人力垦地为畦，引入池中卤水，经过加工而晒制成盐。所谓漉，即人力捞采自然结盐。明初采用“且种且漉”，在生产方法上已比元代有了一定的进步。明中叶以来，随着池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加剧，盐丁对官办池盐业徭役劳动的不断反抗，造成官办池盐生产经常不敷配运，以致明政府不得不允许商民直接到盐池浇晒或捞采，这样就在官办池盐业中出现了商民自备工本生产的又一种经营形式。尽管这一经营形式其产品尚为官商伙分，仍然是封建性质的生产。然而，由于这一经营形式，商民获利增加，生产积极性较高，不仅增加了池盐生产，而且为池盐生产经营形式的进一步变革创造了条件。入清以来，池盐生产专事畦种。这一生产方法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总结和提高。在清代已成为一套比较科学的生产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强迫盐丁进行徭役劳动的官办池盐手工业，已经成为池盐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而，在盐丁逃亡和其它各种反抗斗争的打击下，在明代商民自备工本生产的基础上，清初又演进为“畦归商种”新的经营形式。所谓“畦归商种”，就是池盐生产由官办改为商办，畦地统由商人负责经营垦种；政府取消编籍盐丁，由商人雇佣盐工来进行生产。这样，商人“各建作坊于池之北阜下，凡碓铠釜灶之类皆备焉，日具饮食，出重资雇作头，募民而治畦事，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虽所费不无浩繁，而亦能大偿其愿”。据统计，清前期投资池盐生产的商人共有寡400多户，其中投资较多，占有两号以上畦地的商人有40多户。其作坊规模，“每岁浇晒之时，工作人夫盈千累万”。商人各自指挥自己雇佣的盐工进行生产，已开始具有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起点的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池盐运销，明初是实行以物易盐的开中制。明中叶以来，改变为纳银凭引运销后，大大活跃了商人货币资本。旧史称“始维时盐利倍增”，弘治年间（1488——1505），商人“固难免于名姓之乘除，而历载考籍大约不离乎五百家”。到了清代，池盐生产由官办改为商办后，随着生产和运销业务的扩大，商人在清前期又分化为专事运销的商人——运商；专事生产的商人——坐商，进一步推动了池盐业运销的发展。据统计，清乾隆年间（1736——1795）池盐运销秦晋豫三省
119州县，运城已成为“三省商民群萃”之地。
第二、其它商业部门的发展。运城所在区域位于黄河中下游间土河湾的三角地带，是山西气温土沃、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地区。晋南盛产麦，晋东南盛产谷，都有着提供商品粮的潜力。潞安府的绸，是明代“号称利薮”的商品生产。煤炭则“霍、吉二州及临汾、洪洞、浮山、赵城、汾西、岳阳、翼城、灵石等县俱出”。阳城民营“铁冶甚多”。这些较为发达的农业、手工业，都为运城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有利件条。明中叶以来，随着运城居民生活的需要，运城的粮食等商业部门都有了较快的发展。清初，运城城内的集场由明代的东西北三关轮集，改变为四关轮集。雍正时（1723——1735），“东西北三关各设粮店，而北关为盛”。集市和店铺的商品也十分丰富，旧史称：“顾商贾聚处，百货骈集，珍瑰罗列，见于无物不有”。清人郭书俊有诗云：“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所以运城有“五方物产，即为运城物产”之称。这时的运城，“富商大贾，游客山人，骈肩接踵”，已十分繁荣。
第三、运城人口的发展。元末明初，运城的人口主要是官吏兵丁。此后，逐渐发生变化。明中叶“商贾之懋迁，羁人之旅食与夫工执业、民赴役者，纷纷然皆都于路村”。到清代前期，运城已是“商民辐辏，烟火万家”，“人集五万”。人口结构，按其经济状况大体可分为：一、上等人户。包括纲总（运商总目）、大坐商、大粮商、缙绅等。据旧史载：“安邑缙绅，运城居半”。二、中等人户。诸如小坐商、斗户（一般粮商）、揽户、牙人等。小坐商是资金较少之油盐生产作坊主，他们“畦地租自他人，措资浇晒”。而揽户、牙人则是他们之中富有时代特色之流辈。三、下等人户。由于运城是“浇晒人夫聚集……之所”，所以制盐人夫很多，他们是下等人户中的主要成员。这些人大多来自附近州县，但也有不少“外来工作的人夫”。他们生活都很贫困，所以运城“穷民乞丐甚多”。
上述三种人都是围绕池盐业进行生产或商业活动，有着大致类似的经济利益，并在逐步形成城市人口共同体。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近代市民阶级的先驱。
第四、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元末明初的运城，是封建等级制和儒学道德占着绝对统治地位。但是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金钱欲已在开始支配人们的思想，并正改变着社会风尚。所谓缙绅之家不外乎“或以科第奋迹，或以货郎起家”，经商已作为他们致富的主要途径。而普通百姓“率趋盐利，握算佣工，不务本业”，同时，商民“乘间策肥争奢斗靡”，“相习成风”。金钱欲正在冲击着封建等级和儒学道德观念。
第五、对附近乡村自然经济的影响。如前所述，元末明初的运城是河东池盐运销地区封建盐政的中心。是管理附近州县盐丁进行徭役劳动的中心。但是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随着运城池盐生产经营形式的改变，编籍盐户的裁革、雇佣劳动的实行，附近乡村出现了“遂令此间人，不省重农桑，以池为世业，以盐充储儋”的状况。过去“穷人无所归，皆食力于农，今大半为商所在，而农事不问”，并成为专门出卖劳动力的盐工、车夫等，从而使雇佣劳动在这一带有了较快的发展，促进了附近乡村自然经济的分化和瓦解。
运城兴起后，附近解州、安邑县皆日渐衰落。明人袁翱说：人们“纷纷然告都于路村，而居解（州）之民浸以凋落”。《安邑县志》载：“清季因运城盐客丛集，市民繁居，本（安）邑渐形零落，仅成为县政中心，商肆居民不见增益，游观者或诮为荒堡”。所以，清代前期的运城，已不仅是秦晋豫三省的池盐集散地，而且是“晋省一都会”，在山西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从上可见，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运城在经济、人口、意识形态等方面，已出现一些变件，这些变化虽然只是开始，尚处于萌芽阶段，但这些变化从背离封建制度这个意义上看，和西欧中世纪以来城市的发展是在“城乡对立中进行的”，却有着类似之处。
总之，从运城的发展史可见，它具有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的特点。它不同于西欧中世纪以来的城市，即既不是因工商业的发展而建，又没有城市自治权，而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认为，上述不同之处，正是中国古代城市封建性长期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从明中叶以来，特别是清前期，运城在经济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的变化，已经蕴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而运城的这个变化，又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发生新的变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