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三个时期最为重要，对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至于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个是春秋中晚期的晋楚争霸时期，一个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再一个是唐末五代。
从九零七年朱全忠称帝建立梁朝到九六零年后周灭亡的五十四年中，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五个小朝廷，伴随着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的是军阀间的不断混战和各地割据势力的倏起倏灭。五个小朝廷除后唐建都于洛阳外，都建都于开封，其中有三个小朝廷是以太原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南下建立的，即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石敬瑭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在唐末和梁朝时，山西境内存在着以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为首的割据政权晋国。在五代末的后周时，山西境内存在着刘崇建立的割据政权北汉。所以，中国北方五代的历史，实际可以当作建都于开封（或洛阳）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来看。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只有到了五代的后期，太原割据势力才衰弱下去，这时，离宋朝统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分别以开封和太原为中心的两大势力是在镇压黄巢起义的战争中逐渐形成和壮大起来的。黄巢占领长安之后，唐廷动员了它的全部军事力量对付起义军。唐军虽然包围了长安并使起义军屡遭挫折，但由于起义军的英勇战斗，唐军仍然无法改变相持的局面。唐廷不得不下诏赦免沙陀酋长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杀害云中防御使段文楚的罪行，令其率军从山西北部南下助战。李克用的沙陀骑兵“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资治通鉴》卷二五五），是当时最强悍的军队。起义军缺乏对付沙陀骑兵的有效办法，几次战斗，都吃了大亏。八八三年五月，李克用首先率部攻入长安，为唐廷立了大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治太原），李国昌做了代北节度使（治代州），后来，李克用又南取昭义（治潞州），北取大同（治云州），占领了山西境内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以太原为中心的割据势力，这就是唐末和五代初的晋国。
当长安被围，起义军处境艰难紧迫的时候，负责长安东面防务的起义军大将朱温叛变，把同州献给唐军，他因此被唐廷赐名为朱全忠。从此，这个可耻的叛徒成为起义军凶恶的敌人。八八三年，朱全忠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即开封），开始以开封为根据地，依靠一批起义军的叛徒如李唐宾、王虔裕、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为骨干力量，经营自己的割据势力。在长期的混战中，朱全忠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逐渐消灭、吞并或压服了河南、河北、山东的旧藩镇以及以唐代禁军残余势力为基础的陕西新藩镇，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灭掉唐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小朝廷——梁。
在唐末和梁朝，能够和开封势力抗衡的，主要是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太原势力。八八四年，李克用应朱全忠等招请率军到河南镇压黄巢起义，李克用至汴州馆于上源驿，朱全忠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企图杀死李克用，没有成功。从此，这两大势力之间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战争。战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八八四年到九零八年，朱全忠处于优势，战场主要在山西境内。九零一年、九零二年汴军两次兵临晋阳城下，李克用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与汴军争锋，朱全忠的胜利达到顶点。九零八年，新即晋王王位的李存勖，大破梁军围困潞州的夹寨，解潞州之围，初步扭转了晋军的劣势，李存就勖胜利，使朱全忠“既惧而叹曰：生子当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旧五代史》卷二七）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战场转移至河北，梁晋两军为争夺河北三镇展开了拉锯式的战斗，河北逐渐落入李存勖手中。九一七年，李存勖以魏州为据点向山东、河南进攻，战争转入第三阶段，梁晋两军夹河而战，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九二三年，李存勖率轻骑兵奇袭开封，灭掉梁朝，两大势力的斗争以太原势力的胜利暂时告终。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太原势力能够取得胜利，和它的根据地山西的特点是分不开的。
山西的一个特点是占有从军事上着非常有利的地理形势。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境内山岭峪谷，纵横交错。中部从西北向东南分布着一系列连珠式的盆地，它们依次是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由于山西地势北高南低，这些盆地略呈阶梯状。发源于管涔山的汾河象一条黄色的彩带，境蜒曲折地流经太原、临汾两大盆地注入黄河。山西的北面出长城与阴山大漠相连，南面以黄河、中条山与河南为界，西面隔汹涌奔腾在一千多里长的晋陕大峡谷中穿行的黄河与陕西相望，东面越过重峦迭嶂、连绵不断的太行山是河北、河南。由于太行山东部地壳曾经断裂下沉，山脉两边形成截然不同的地理景观。山脉西面是起伏不平的山西高原，东面则是开阔平坦的华北大平原，因此，从华北平原看山西，就会有“危乎高哉”的感觉，而山西对河南、河北以及陕西的关中地区就处于居高临下的地势。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山西“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可见其地理形势的重要军事意义。
在山西境内，战略地位重要的地方主要有太原府、河中府、潞、泽、沁、辽及云州。
太原府（并州）府治所在地晋阳城，位于南北狭长的太原盆地北部，四面环山，有险可控，历来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隋代，天下设四大总管并、扬、益、荆，并州居其首。汉王谅为并州总管时，辖区广大，“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隋书》卷四五）。唐代晋阳城地跨汾河两岸，由三个城组成，河西为都城，都城周四十二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永乐大典》卷五二四零《太原志》引《晋阳记》）。汾河东岸，有东城，贞观十一年李绩建。东城与都城之间有中城，武后时筑。都城西北的晋阳官，既是行宫，也是北方重要的军事物资仓库，广储军粮、兵器和甲胄。李渊在太原起兵时，晋阳宫监裴寂发宫监库物佐军，“进宫女五百，米九百万斛，杂彩五万段，铠四十万”（《新唐书》卷八八）。所以，晋阳城可以说是城坚粮广，形势险要。唐中期，李光弼以晋阳城为依托，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建立功勋。唐末，朱全忠围攻晋阳城，李克用境况窘迫，欲弃城退走云州，他的夫人刘氏劝他不要轻去其城，说：“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旧五代史》卷四九）。李克用才下定决心守城，凭借着晋阳城，终于击退了朱全忠的进攻。
从晋阳城向南，穿过灵霍峡谷和临汾盆地，是河中府（蒲州）。河中府在唐代曾为中都，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既有盐池之利，又盛产粮食，经济繁荣，十分富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三河是“天下之中”，“土地小狭，民人众”。三河即河东、河南、河内三郡，河东郡就是唐代河中府一带，可见河中府在汉代已经人口稠密，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隋初，文帝巡幸蒲州，赞叹说：“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闲雅，良由仕宦之乡，陶染成俗也”（《隋书》卷一）。河中府交通便利，它既处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可以控扼通往长安的漕运路线，又处于太原与长安之间，是关中和太原交通必经之地。河中府位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战略价值自然很高。当朱全忠在河南站稳脚跟之后，为进一步控制关中，夺取唐朝政权，首先出兵取晋绛，以钳制李克用南下驰援关中，他对诸将说：“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君为我以一绳缚之”（《资治通鉴》卷二六六）。然后取河中，并以河中为基地，打败关中藩镇李茂贞、韩建、李继徽等，胁迫昭宗东迁，得以灭掉唐朝。胡三省在评论朱全忠取得河中的战略意义时说：“全忠所以领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资治通鉴》卷二六六）。
潞、泽、沁、辽四州，即上党地区，位于山西东南部。从太原经潞州东出壶关，是相州、魏州，从太原经泽州东出天井关是怀州、孟州，从相、魏、怀、孟南下，渡过黄河就可直逼洛阳与开封。因此，无论从河南、河北攻山西，或由山西南下中原，上党地区都是重要的孔道，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梁晋两军在上党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九零八年，梁军围潞州，李存勖说：“上党，河东之藩蔽，无上党，是无河东也”（《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因而倾全力大破梁军夹寨。当晋军乘胜进取泽州时，梁将牛存节说：“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旧五代史》卷二二）。苦战十多天，守住泽州，迫使晋军退保高平。可见双方都懂得这个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由于这一带是太行山区，险峰陡立，绝壑深阻，地势高峻，“为天下之脊”，在战争中，易守难攻。九一五年，梁军名将刘（寻阝）趁李存勖大军屯于魏州，晋阳空虚之机，率军经辽州黄泽奔袭晋阳，这本是一条好计，但因遭遇阴雨，“山路险阻，崖谷泥滑，缘萝引葛，方得少进。颠坠岩坂，陷于泥淖而死者十二、三”（《旧五代史》卷二八），只好无功而还。
云州（大同军节度使治所）是山西高原北部的军事重镇，以云州及长城为第一线，恒山山脉及雁门关（西陉关）、东陉关、飞狐口等关隘为第二线，以及两线之间的大同盆地，共同构成了太原北面纵深很大的防御屏障，它对于保卫华北平原及山西腹地，防御和反击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石敬塘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让给契丹后，华北平原便无险可守，山西腹地便暴露在外了。契丹铁骑只要突破雁门关，就可以长驱南下，直取晋阳。
不难看出，太原位于山西腹地，为河东之根本。它通过云州可以控制阴山、幽燕，通过河中，可以控制关中、长安，越过太行山，可以俯瞰大河，凌通汴洛。山西的地理形势居高临下，山谷纵横，使它在防御时，有险可控，易守难攻；进攻时，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太原势力以山西为基地，在古代以刀枪弓箭为主要武器的战争中，是很得地利、占优势的。这是太原势力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相反，朱全忠所在的开封，虽然靠近运河，交通便利，但它处于四战之地，除黄河而外，无险可守。由于地势平坦，常须筑城为垒，攻防都要靠人工构筑工事。李存勖趁梁晋两军夹河而战时袭取开封，就是听了李嗣源“此去大梁至近，前无山险，方阵横行，昼夜兼程，信宿可至”（《资治通鉴》卷二七二）的劝告而一举成功的。同刘（寻阝）奔袭晋阳相比，河南在地理形势上的弱点就很明显了。
山西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地处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陲，历来是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如匈奴、鲜卑、羯、突厥、契胡、沙陀、契丹等交往频繁的地方。一方面，山西是用武之地，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北方少数民族侵入中原王朝，常常先要占领山西，以山西为基地再继续南下。因此，中原王朝很重视对山西的经营，在那里构筑关隘，储备军粮，屯驻精兵。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不时地、有组织地让一批又一批的少数民族定居山西境内，他们和原有的汉民族相互影响，逐渐融合。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以及北方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使当时的山西“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故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隋书》卷三十）。唐末五代太原势力的核心力量是少数民族沙陀人，他们原本是西突厥的一支，唐中期才内徙至太原和雁门关南北定襄、朔县、山阴一带，艰苦的游牧生活和不断的迁徙，使沙陀人刚强剽悍，娴于骑射。山西北部和西北部的五台山、管涔山、恒山一带，草场丰茂，宜于畜牧，盛产良马。太原北面的楼烦监牧就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养马场。所谓“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给沙陀骑兵提供了良好而充足的战马。李存勖重视对军队的训练，特别是骑兵，因此，他的军队数量虽少，但军事素养好，兵强马壮，士卒精整，战斗力强。这是太原势力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的上述两个特点，也是石敬瑭得以建立后晋、刘知远得以建立后汉的重要原因。
九三六年，唐废帝疑忌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下令调他为天平节度使。刘知远劝石敬瑭起兵夺取帝位，说：“明公久将兵，得士卒心。今据形胜之地，士马精强，若称兵传檄，帝业可成，奈何以一纸制书自投虎口乎！”（《资治通鉴》卷二八零）于是，石敬瑭拒绝调动，从晋阳起兵攻向洛阳，灭唐建晋。
九四四年，晋出帝疑忌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刘知远感到忧虑，郭威对他说：“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士多战马，静则勤稼穑，动则有军旅，此霸王之资也，何忧乎？”（《资治通鉴》卷二八四）后来，刘知远从晋阳起兵向洛阳、开封，建立了后汉。
九五一年，郭威在开封建立了五代最后一个小朝廷后周。从后周建立开始，黄河流域的政治局面逐渐澄清，能够与后周抗衡的，主要是刘崇在太原建立的割据政权北汉。九五四年，新即位的周世家柴荣在高平大破北汉兵，乘胜兵临晋阳城下，刘崇被压制在河东一隅，不敢与周军争锋。历史似乎重现了唐末开封与太原两大势力战争的格局。然而，沙陀人刘崇建立的北汉再也没有能象他的先辈李克用的晋国那样由劣势转化为优势，以至战胜开封势力。因为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历史条件、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个是藩镇军队的内部结构和性质发生了变化。黄巢起义失败之后，唐王朝的统治秩序土崩瓦解，藩镇割据遍于全国。不仅有安史之乱以来的旧藩镇，如河北三镇，还出现了许多新藩镇。北方的新藩镇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唐朝禁军将领形成的，如陕西的李茂贞、韩建；一种是农民起义的叛徒形成的，如河南的朱全忠。再一种是由少数民族将领形成的，如山西的李克用。这些新藩镇的军队和旧藩镇的军队有不同之处。
其一，旧藩镇一般历史悠久，有固定的地盘，藩镇主帅控制着辖区内的政权、军权、财权，有较固定的财政收入来维系军队，这样的军队，也就比较稳定。新藩镇由于控制的地方小，或者常被调换驻扎地点，或者在频繁的战争中很快被打散、被吞并，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固定的财政收入来维系军队，他们的军队主要靠赏赐和允许军人得胜之日大抢大掠来维系。李克用的亲军纪律极坏，老百姓非常反感，有人劝他整饬军纪，他说：“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旧五代史》卷二六）。显然，靠赏赐或纵其掠夺来维系的军是不稳定的，军士常因赏薄或受财货利诱而哗变。
其二，旧藩镇军队的核心是由一些世代为兵、互为婚姻的军人组成的，他们形成一种内聚力很强的军人集团，控制着地方藩镇的实权。新藩镇的军队里没有那些族姻盘结、结合牢固的军人集团。新藩镇往往采用从部下选拔亲兵、或收养义儿（亦称假子）的办法建立自己的腹心武装，并通过他们去控制军队。带兵的义儿（假子）之间没有横向的紧密的联系，相反，他们之间常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他们都直接受命于主将，主将利用宗法关系或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对他们加以控制。这样的军队内聚力弱，军人互相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藩镇的实权掌握在主将手中。
其三，旧藩镇的军队是一些“骄兵悍将”，在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所谓“长安天子，魏博牙兵”，就是极言他们的气势煊赫，骄横难制。因此，他们把当兵作为一种自愿的、世袭的职业。新藩镇的士兵主要靠强迫征发，由于战争残酷，待遇恶劣，军法严苛，士兵往往大量逃亡，为了便于防止士兵逃亡和缉捕逃亡士兵，有的藩镇主将在士兵脸上刺上军号，以与一般平民相区别。士兵刺字，标志着他们的社会地位降低到和犯人差不多。士兵地位降低使兵将之间的距离拉大，也使将领的社会地位相应降低。
旧藩镇军队的稳定性、内聚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都深深地植根于他们控制的地盘，因此，他们愿意在自己的辖区内称王称霸，不愿被调遣出境作战。这种军队是割据性很强的力量。在开封与太原两大势力的拉锯战中，河北三镇军队的核心次第被消灭。有名的魏博牙兵遭到两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士兵、将领及其家属死亡殆尽。作为割据力量的旧藩镇军队就这样被血腥地铲除了。和旧藩镇军队相反，新藩镇的军队比较容易控制，容易调遣，他们割据性弱，已逐渐转化为实现社会统一的力量。
再一个是中央禁军和地方藩镇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变化。唐王朝中央禁军瓦解的过程，也就是它逐渐灭亡的过程。唐末各地藩镇之间的混战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军事力量的角逐。在混战中，旧藩镇的军队被消灭，新藩镇的军队也逐渐衰弱。每一次胜利的藩镇入主中原建立新的小朝廷，它的军队就成为中央禁军。因此，中央禁军具有新藩镇军队的特点。到五代末，中央禁军已成为国内最强大的力量。后周初建时，北汉勾结契丹攻晋州，南唐出兵攻徐州，慕容彦超反于兖州，他们都以为初建的后周易于动摇，结果，他们的进攻和反叛很快被打退、平定，说明后周在军事上已经取得了对地方割据势力的优势。这时，新的皇帝已经不靠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产生，而是由中央禁军来拥立了，郭威建立后周，柴荣当上皇帝，赵匡胤陈桥兵变都是如此。中央禁军拥立皇帝和旧藩镇军人集团的置帅逐将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实质则判然有别。军人集团的置帅逐将是把将帅玩弄于股掌之上，中央禁军拥立皇帝则是掌握禁军的将领利用禁军去夺取皇位。因此，利用禁军取得皇位的郭威、柴荣、赵匡胤都十分注意对禁军的控制、整顿和训练。当皇帝能够控制中央禁军，中央禁军的力量强大到能够取得对地方割据势力的优势时，统一全国的可能变为统一全国的现实就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了。
还有一个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唐末由于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极其尖锐而爆发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给腐朽黑暗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使它很快土崩瓦解，出现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以及此后割据军阀的混战中，唐王朝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集团如李唐皇族、宦官集团、旧士族的大官僚集团被消灭，一般地主阶级和富商也受到强烈冲击，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多少有所缓和，这是有助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唐末五代混乱局面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但是，割据势力的连年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随着混乱局面的延续，人民要求安定统一，发展生产，反对割据混战、苛赋暴敛的愿望与日俱增，愈来愈迫切。九四二年，张遇贤领导了南汉循州人民起义，自号“中天八国王”，表达了农民反对众多割据政权，要求统一的愿望。周世宗柴荣顺应了人民的愿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招垦荒田，减轻租税，修治河道，奖励农桑，提倡节俭，整顿吏治等，从而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实现统一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当北方开封、太原两大势力激烈斗争的时候，南方虽然也有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但相对地比北方安定。南方各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北方更为迅速，大大加强了唐中叶以来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到五代末，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南方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方。这种状况，使各地区之间，尤其是南北之间的经济交往日趋密切，分裂割据的政治格局和不断的战争，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结束这种混乱，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了。另外，自后晋以来，契丹对中原王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也使中原有必要联合成为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抵御。
五代末年，开封、太原两大势力的对峙似乎是唐末历史的重演，然而它却并非历史的重演。当年使太原势力得以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条件、社会情况都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表明：全国统一的趋势和与统一趋势相适应的中央集权的趋势已经形成，实现全国统一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周世宗柴荣和宋太祖赵匡胤身上，作为割据政权的北汉再也无法改变失败的命运了。
然而，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的特点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多少，河东物力雄厚，兵马猛壮的特点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更何况北汉背后还有契丹的支持，所以，要从军事上战胜北汉，消灭这个割据政权，并非易事。周世宗柴荣进攻北汉时，满以为“以山压卵”，可以马到成功，结果失败了。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兄弟二人三下河东，其中有两次是御驾亲征，直到北宋开国十九年之后，当北汉的兵力、物力、财力逐渐消耗殆尽，宋太宗才把河东征服。赵光义把他在高大的晋阳城下遭受挫折的满腔愤怒发泄在坚固的晋阳城上，下令焚毁晋阳城，并引汾水、晋水冲灌晋阳城的废墟，使这座千年古城荡然无存。赵光义以为这样可以消除“太原王气”，永保大宋江山。如果说，在宋以后的封建社会中，山西再没有象它在春秋中晚期、十六国北朝时期和唐末五代那样重要，决不是因为宋太宗毁掉了古老的晋阳城，而是因为山西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往往显示于分裂割据时期。北宋以后，全国再没有出现长时间、大规模的分裂割据，祖国在其历史发展中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在统一的祖国中，山西仍然在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