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大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也是中华民族灿烂传统文化的摇篮。它的“根”可以远寻到古老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但有文字记载的较为明确可靠的要算《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
《诗经》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而在弥足珍贵的“十五国风”里，晋地就占有其二，这无疑是领略西周到春秋时期晋文化风采、寻找晋人最早的文化之根的一扇最佳窗口。
一、“魏风”和“唐风”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诗经》中的“魏风”之“魏”不是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而是在西周就已受封立国的魏国，其地点在今山西省运城地区芮城县境。清人陈克云：“魏在商为芮国地，与虞争田，质成于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国，改号曰魏。《春秋》闵公元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晋献公灭魏（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是晋有魏氏），今山西解州芮城县是其地。”《史记》云：“魏，大名也。”后汉服虔释曰：“魏，喻巍巍高大也。”
“魏风”七篇皆无事实可考，大抵皆为不满魏国末年政治的话。推知此七篇诗作的年代，当在魏国将亡之前，即春秋时代（前
661年）以前。
唐，古国名，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唐”的意思是大，《说文》云：“唐，大言也。”周成王以唐地封弟叔虞，史称唐叔虞，后因南有晋水，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朱熹《诗集传》云：“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优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吕览·当赏篇》载晋文公曰：“若赏唐国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左传》载，吴公子札在鲁国见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深也。”所以，春秋时也有称晋为唐的。
“唐风”共计12篇，据《扬之水》小序，以为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此诗确有“从子于沃”之句。又《左传》云：“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采苓》小序云：“刺晋献公也，晋献公好听谗焉。”所以，“唐风”中最早的诗当在昭公初年，即周平王时代；最晚的诗到晋献公中期，时间跨度为
100余年。
“唐”地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唐风”产生的地域，大约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为辐射中心，兼及太原东南部的一些地区。故清人陈奂云：“晋阳、平阳皆尧旧都。”诗作“本尧之遗风，仍其旧号，谓之唐。”
二、《诗经》中的“三晋名物”
宋人王应麟认为：“格物之学，莫近于诗。”其实，孔子早就强调过《诗》的认识名物的价值，因为它有助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它可以作为“百科学书”教育学生，也可以让后人了解先民的生存状态。
“魏风”和“唐风”涉及到了很多三晋名物。其中，树及灌木有14种，如桑、桃、棘、檀等；粮食蔬菜有六种，如禾（小米）、黍、稷等；野菜药物有六种，如苦（菜）、苓等；动物有五种，如鹤、鼠等；衣物有八种，如葛履、角枕等。这些名物说明：
一、晋文化是内陆文化。“魏风”和“唐风”中的诗很少叙写水、鱼之类，而多有树木山林的描写，说明三晋具有“山文化”的特点。
二、农业文明是晋文化的“支柱产业”。
三、晋文化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三、《诗经》中的“三晋风情”
朱熹《诗集传》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他又在《楚辞集注》中说：“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风”是从先民心底流淌出来的歌，贴近性灵，贴近生活，贴近乡俗。反映晋人生活的“魏风”和“唐风”虽然只有19首，但却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晋地风情。
一、缝衣歌
“魏风”中的《葛履》是最古老的一篇缝衣曲，寄托了缝衣女的无限惆怅。诗中言道，女方受冻，葛屦履霜，以其纤手为人缝衣服，而好人服之，章身作态。《朱传》云：“此诗疑即缝衣之女所作。”描写了缝衣女工之辛劳，表达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悲愤。
二、采桑歌
在男耕女织的古代社会，养蚕采桑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又是女性走上田野，展示风采的时机。“魏风”中的《十亩之间》就是一首采桑者之歌。歌中唱道：“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妇女采桑，且劳且歌，走上田野，其乐融融。在《汾沮洳》中，也有对妇女采桑的描写，“彼汾一方，言采其桑”。通过对采桑的多方叙说，既表现了三晋姐妹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传统美德，又表现了她们走上田野，一展丰姿的喜悦心情。
三、伐木歌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中的这首《伐檀》，是多么悦耳的劳动节奏，多么美妙的劳动场景，多么欢快的伐木之歌。虽然接下来是愤愤的责问和冷峻的讽刺，但笑骂几声，以抒块垒之后，又陶醉在了劳动的创造之中。这使我们联想到了民间的那些朴实、风趣、调侃的“打夯歌”。可见，劳动和创造的欢乐是劳动者共有的品格。
此外，“唐风”中的《绸缪》是一篇戏弄新婚夫妇的欢歌，也是后世闹新房歌曲的鼻祖；《（木大）杜》是一首反映流浪汉生活的“乞食者之歌”，类似后世乞食者口中的顺口溜、唱快板之类；《葛生》是一首怀念丈夫的“悼亡之歌”，如同后世“小寡妇上坟”之类的民间小曲。总之，虽然时代久远，语意隔膜，后人对“诗”篇的理解未免会有“郢书燕说”之嫌，但以三晋之人理解三晋之诗，应该有一种地域文化的默契性。
四、《诗经》中的“三晋精神”
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札应聘鲁国，当他听到周乐中的魏歌时，叹道：“美哉，（氵风）（氵风）乎！大而婉，险而易行。”意思是说，魏的音乐轻飘浮泛，声音虽大，但委婉曲折，因为魏地狭隘、迫促，其君褊急，其意不够沉稳。当听到唐歌时，公子札感叹道：“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唐人帝尧的遗民，深受帝尧之美德的化育，故能有这样深远的忧思。可见，地方歌乐就是地方文化的反映。那么，《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表现了晋地先民的哪些精神品格呢？
一、深广的忧患意识
《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心之忧之，其谁知之。”“心之忧之，聊以行国。”“诗小序”释曰：“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清人汪酲风释云：“魏小而逼于晋，又以下材当国，危亡在旦夕。君相不知忧而士忧之，忽而歌谣，忽而行国……其犹《离骚》之意也与？”故有人评述曰：“自《园有桃》诗人，而后屈灵均似之。”这是“知识阶层”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二、勤苦节俭的精神
朱嘉《诗集传》云：“魏，国名，本舜禹故都……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说明晋人有“勤”与“俭”两个特点。“魏风”和“唐风”中诸多反映劳动生活的诗篇，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晋人的勤劳品格，还具有忍耐乐观的精神，这是人们能在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一种宝贵品格。如《伐檀》中的边笑骂、边劳动，《硕鼠》里愤怒呼喊之中还要“适彼乐土”的期盼。至于《蟋蟀》，则勉励人们及时努力，去享受丰富多彩的人生。
三、恋家孝亲的情结
三晋地处内陆，交通不便，造成了晋人恋家孝亲的炽烈心态。反映在《诗经》里，如《陟岵》所描写的行役者之苦，不是像一般征夫诗那样，直接写劳役的痛苦，而是从行役者的想象出发，写亲人想念自己之苦，这就大大增加了诗篇的思想容量。再如《鸨羽》，则描写了一个在外苦于行役的人，不是悲叹自己的处境，而是对无依无靠的父母非常担忧。这类诗篇，在《诗经》中是不多见的。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而晋人尤甚。这是汾河水里激起的闪烁着人性光彩的一朵晶莹浪花。
总之，《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的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魏风”和“唐风”是这块热土上最早的歌唱之声。带着那个时代的身影，带着那个时代的乡音，使我们可以乘着这一叶“文字之舟”，溯历史长河而上，去寻觅那悠远的三晋文化之源。
本文作者：王建堂，山西省晋城市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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