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道德伦理的光彩异常夺目。早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时代，三晋人物就以其高卓行为显示了崇高的人格力量，鼓舞了一代代华夏儿女献身正义事业，对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阐述三晋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不朽建树。
一、已诺必诚，恩怨分明
言而有信在中国古代是十分重要的道德原则。古代三晋人物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表现，可资后人学习借鉴。
公元前 637年，晋公子重耳在国外逃亡期间，受到楚成王的款待。及离楚时，楚王问重耳将怎样报答。重耳说，如能回国执政，他日晋楚交兵时，晋军可以“退避三舍”以为礼报。至前
632年，重耳执政四年，与楚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晋军面对楚帅子玉咄咄逼人的倾压，主动后撤“三舍”，用实际行动表现了信义，并以此种先礼后兵的姿态激发晋军士气，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公元前 607年，奢侈而残暴的晋灵公设宴召晋大夫赵盾赴饮，却埋伏甲士准备杀害这个多次谏诤、规戒国君的直臣。在杀机四伏的危险关头，王宫卫立灵辄挺身而出，掩护赵盾安全撤出，自己却被杀死。原来，灵辄此前曾在饥冻欲死时受过赵盾的救济，并对赵盾与灵公的人品有深刻了解，所以，他的冒死相救并不是简单地报答“一饭之恩”，而是在舍己救人的同时，实践了抗恶扶善的高尚精神。
公元前 597年，晋国司寇屠岸贾名义上追查暴君灵公被杀的主谋，实际上是借故陷害忠直之臣。赵盾之孙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皆被灭族。赵朔妻为晋成公之姊，走匿王宫而生子。屠岸贾闻讯，追杀甚急，大夫韩厥因曾允诺赵朔“不绝赵嗣”，乃与赵朔门客公孙杵臼及杵臼之友程婴合谋营救赵氏孤儿。先由公孙负他人婴儿逃匿，后使程婴告发，公孙杵臼与假孤儿同时被害，程婴却携真孤儿藏于山中，由韩厥照应。至晋景公时，孤儿已成人，曰赵武。景公为赵氏彻底平反，赵武得以继承家业，成为赵氏的复兴之主。这桩历史公案，如果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角度回观，应该看到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暴政往往同暴君的恶德联姻，而恶德恶行与权力的结合必然滋生暴政。既然恶德要借助权力才能肆其淫虐，则人们对抗邪恶的斗争也总要同反抗暴政同时进行，而且势必付出沉重代价。然而，正是这种代价成就了崇高的道德和独立的人格，鼓舞人们为捍卫人性与真理而进行不懈斗争。
二、事君报国，忠于职守
在古代，忠君与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忠于职守，必要时以身殉职，即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古代许多直臣、英烈、爱国志士、民族英雄，都是在这面旗帜下铸就了生命的辉煌。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十二年》）就阐明了这一道德原则。
公元前 709年，晋国内部以武力争夺权力，曲沃武公伐翼，逐晋哀侯于汾隅，并俘获了哀候的大夫栾成。武公召降栾成，说是只要他投降，可以封他为上卿。但栾成却说，君、父、师是人的根本，必须始终如一为之效劳，“报生以死，报赐以力”是做人的原则，不“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左传·桓公三年》、《国语·晋语一》）遂与哀公一同赴死，十分壮烈。
公元前 597年，晋楚战于（必阝）（今河南武涉东南），晋败，知缶被俘。至前
588年，晋楚交换战俘时，楚王问知缶如何报答释放之恩，知缶说，交换战俘是按照两国达成的协议进行的，不牵涉个人私情，无所谓报恩不报恩。在楚王一再逼问之下，他表示，如果回国后国君不治他被俘之罪，仍用他为将，他就会在战场上竭力效死，与楚军作战，这使楚王深为震惊，感叹“晋未可与争锋”。（《左传·成公三年》）
公元前 589年，齐晋战于鞍（今山东济南一带），晋军主帅（谷阝）克在战车上受了箭伤，血从上身一直流到鞋里，仍然擂鼓不绝，指挥进攻。给他御车的解张也受了重伤，箭从手掌直贯到肘部，但他折断箭矢，继续驾车。
栾书、知缶、（谷阝）克、解张等晋国军人，或在战败后守节不移，维护了人格和国家的尊严；或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怕牺牲，拼死战斗，为后人造就一个个道德楷模。
三、乐从良善，敦崇清正
嫉恶如仇与小善必采是相反而又相成的道德修养。只要是善，不论著于何人，都应该肯定。这种服从真理的精神和坦荡耿介的胸襟在三晋儿女身上多有体现。
前述齐晋鞍之战中，齐军溃败，齐将逢丑父扮作齐侯，骗过晋军，使齐侯逃脱，自己却被晋军俘获。当晋人审问“齐侯”时，发现受骗，就要把逢丑父处死。逢即喊冤，说他是古今第一个代国君受难的忠臣，为什么要受到不公正待遇？晋国的将军们也承认他确有忠义之心，就将他赦免了。这充分表现了晋人道德至上的观念。
公元前 594年，秦桓公伐晋，秦将杜回在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与晋将军魏颗遭遇。杜回本有军事优势，却在战斗中落马被俘，其原因，在《左传·宣公十五年》的记载中颇有一段曲折。原来，魏颗之父死前留下了处置其遗妾女父的秘令：先说遣嫁，后又说殉葬。魏颗未遵殉葬之嘱而遣女父改嫁，并解释说，言遣嫁时，其父尚在清醒；改命殉葬时，则病势沉重，头脑昏昏，不知所言。魏颗与杜回交战时，已死后作鬼的女父为了报答魏颗救命之思，就用草绳绊倒杜回的战马，是即所谓“结草”之报。此事被史家蒙上的神鬼迷信和善恶相报的迷雾，自然不足评说，但是，就魏颗的行事而言，他的选择分明表现了人道和从善的精神，当然会受到史家的好评和后人的敬重。
公元前 582年，晋景公询问楚国俘虏钟仪，问他先世的职分、楚王的表现等。钟仪说，祖上是乐官，自己本背祖业，一心操琴，接着就为晋侯演奏了南方乐曲。说到国君，他不敢妄加评议，只说国君原先做太子时就朝夕请教于师保、婴齐和侧，十分虚心好学。晋大夫范文子为晋侯分析钟仪的言行，说他颇有“君子”之风：第一，铭记祖上的职分，不忘根本；第二，演奏本国乐曲，不忘故旧；第三，称赞楚王的为人，真心敬爱国君；第四，他在外君（晋景公）面前提到本国大夫婴齐和侧时，直呼其名，表现了对晋侯的尊敬。总之，这些表现符合仁、信、忠等道德原则，可见此人能担当大任。晋侯即听从范文子的建议，将钟仪释放，向楚王传递了和平结盟的信息。（《左传·成公九年》）显然，此事的处理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充分体现了三晋先贤在军事、政治决策时看重道德因素的明智态度。
四、轻利重义，无私无畏
鲁迅先生歌颂古代贤俊的崇高德行时说：“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赞美他们是“中国的脊梁”。在古代诸多“脊梁”式的人物中，应该有介之推、祁奚、魏绛等三晋人物的一席之地。
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达19年，介之推是其随从者之一。但是，公元前
636年重耳回国执政后奖赏功臣时，却遗漏了介之推。介之推不愿张扬此事，以免晋文公难堪，就与其母同隐于绵山上而死。这种重德义、轻利禄的人生态度感动了晋文公，也感动了万千后人，寒食节的纪念已经说明了人民群众的道德评判。
祁奚是晋悼公时的中军尉，公元前 570年因年老告退。晋侯问可继之人，他首荐解狐，解未立而卒，又举祁午。而解狐与祁奚有仇，祁午又是祁奚的儿子，时人评论祁奚的荐贤，说他一不以私仇堵塞才路，二不因亲子避讳人言，完全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亮节高风，理当受人敬重。
就在祁奚荐贤这一年，晋国还有件执法不避权要的感人之事。晋悼公的弟弟杨干扰乱军行，担任司马的魏绛就杀了他的驾车人以为惩戒，悼公觉得自己受侮，要杀魏绛。魏绛则说，军人守纪叫做“武”，宁死不违纪叫做“敬”。他自己的部下有不武不敬之行，其罪甚大，故准备自杀偿责。晋侯甚觉惭愧，马上承认自己有私情，确认魏绛执法严明，不避权责，是一种难得的美德。
尽管三晋先贤的德行属于封建道德范畴，但却对成就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康金声，山西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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