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有目的地整理三晋地方文献作为三晋文化研究的肇始，那么，三晋文化研究至少有百年的历史。多年的三晋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与全国其他地域文化研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研究领域涉及考古、历史、文学、艺术、戏曲、方志、民俗以及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诸方面，但给人的总体印象仍是零零碎碎，片鳞只爪，不足以窥其全豹。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存在“三多三少”情况，即现象描述多，本质探讨少；历史考证、论述多，文化研究、抽象少；局部研究多，综合性、整体性研究少。
出现上述情况之原因何在？恐怕与缺乏一个与之相应的基础理论体系有关。
对于这一点，赵雨亭、李玉明在为《三晋古文化源流》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已有清醒认识：“应当看到，相对于全国各地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那些起步较早且成就卓著的地域文化研究，其反差度还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方面，主要是有关的一系列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诸问题，首先是宏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诸问题，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归纳、整理、总结和升华，由此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一门学科若没有一个基础理论根基，就根本不能视为一门正式的或独立的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创新学科知识、实现学科体系化为目的。因此，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能开拓出学科研究的新领域，拉动学科研究的新进展，从而推动整个学科的不断变革和发展。离开基础理论研究，离开对这门学科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研究，就会成为盲目的实践，其研究工作与方法也就不会有根本性的变革与进步。相反，一旦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或突破，就会对具体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使其获得新发展。
在三晋文化研究实践已如此丰富的基础上，有必要对三晋文化作一番总体研究，由此构建三晋文化的基础理论框架。
一、定义：内涵与外延
从三晋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有一个关于“三晋文化”的定义问题，而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到底是应该称“晋文化”，还是“三晋文化”，抑或其他？这不只是个称谓问题，而是涉及到了三晋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可喜的是，许多专家学者近年来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和论述：
三晋文化研究的地域范围，是指今天的整个山西。三晋文化的研究，是对山西省域内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晋文化只是一个简称或代称，而不表明三晋文化研究是某一历史时期的封闭式的研究，它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刘贯文《关于三晋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三晋古文化“以之作为对西周至春秋时代的晋国文化和战国时代魏、韩、赵三晋国家文化的统称。通常，晋国文化与三晋国家文化又分别简称‘晋文化’与‘三晋文化’，从这个意义上，‘三晋古文化’便是‘晋文化’与‘三晋文化’的统称”。（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
……因而，既以韩、赵、魏法家思想为三晋文化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阐述山西自古以来的历史文化，将两个有联系而不相容的三晋概念混淆在一起，是不符合形式逻辑的。本文则不涉韩、赵、魏，专述山西的历史文化。（刘纬毅《三晋文化的特质》）
三晋（韩、赵、魏三国）是由晋国分裂而成的，它们所辖的区域，只有山西省是全部据有，因此后世也就用“晋”、“三晋”来代指山西地区、山西省，本书取名为“三晋文化”，也是由此而来，而所指的地域范围，以今日的山西省为主，一般只在叙述战国这一阶段时，取当时韩、赵、魏三国的疆域。（冯宝志《三晋文化》）
诚然，晋文化、三晋古文化、三晋文化所指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但对于今天的研究来说，必须对其有一个明确的、科学的界定，必须明确给出其确切的内涵和外延。只有这样，才能划出它的研究范围，确定它的分期和类型特点，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晋文化”这一名词，最初是从考古学文化这一意义上提出的，是指起自远古，中经旧、新石器时期，氏族社会解体，夏、商国家建立一直到西周分封晋国、东周三家分晋这
180万年间发生在山西这一地区的文化现象。它既有考古学上较为明确的含义，因而在广泛运用时常失之于地域上的偏狭。“三晋文化”则不然，它一出现几乎就是以代指山西这一区域的文化现象为其主要含义的，只是近几年来由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历史分期的明确，“三晋文化”和“三晋国家文化”才在内涵上开始产生交叉并引起意义上的混乱。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若以“三晋文化”来代指“三晋国家文化”，则“三晋文化”在广泛运用时又会失之于地域范围的过于宽泛。其实，一个名词的形成和运用，既有科学上的确切含义，同时也不排除约定俗成的形成背景。学术概念的多样化和某种程度的错杂既是学术繁荣的表征，也是学术研究尚处在发展阶段的标志。因此，“三晋文化”应有其狭义的和广义的界定。狭义的三晋文化是指从远古到战国这一时间段内晋及三晋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它的考古文化成份即物质文化成份更多一些，因而将其称为“晋文化”或“三晋古文化”较为准确和贴切；而广义的三晋文化则是在山西这一特定区域中从古及今文化现象的统称，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将三晋文化这一名词作狭义和广义区分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如果我们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三晋考古文化或称三晋文化的渊源，则必然会顾头不顾尾，只注意源远而不注意流长，这将不利于把握三晋文化的全貌，也无法将三晋文化在中国各地域文化中的独特风貌、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完整准确地表述出来。
二、分期与类型
关于三晋文化的分期，由于对“三晋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研究者的分期也就不同。苏秉琦、王克林先生根据晋文化考古的继承性，以晋文化的源头“陶寺文化”为上限，以秦统一前为下限，将晋文化分为先晋文化期、早期晋文化、中期晋文化、晚期晋文化四期。吉琨璋、吴振禄先生又根据晋文化考古和晋国历史发展相结合的原则，以叔虞封唐为上限，以秦灭三晋为下限，分别将晋文化分为平稳同步期、繁荣扩张期、衰落扩散期等三期以及西周早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中期至魏王假降秦等五期。不难看出，上述诸种分期其实是晋文化的分期，论者将目光聚焦在了秦统一之前的晋和三晋文化特别是考古文化上。
对三晋文化进行分期并给予全面论述的，当以李元庆先生在《三晋古文化源流》一书中所建构的“三大历史层面”为代表：
第一个历史层面属于三晋古文化自身发展的层面。三晋古文化作为自成序列的地域文化体系，从西周初年晋国立国开始，到春秋末年三家分晋后出现魏、韩、赵三晋国家，直至战国末年三晋国家被秦所灭，经历
800余年的发展演变，一步步由初级形态的晋国文化（晋文化）升华为成熟形态的以魏、韩、赵文化（三晋文化），以其独具特色的文化风姿，展现于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园地。
第二个历史层面属于三晋古文化的历史渊源，或称三晋古文化之“源”。三晋古文化及其特点的产生，不仅有着广阔的现实背景，同时有着深远的历史缘由。所以，按照时间区间，这一历史层面又可称作三晋古文化的“前史”或“史前期”……举凡西周以前山西地区的远古文化，皆属于三晋古文化的“前史”或“史前期”。所谓“前史”或“史前期”，是说在此之前的文化发展，为三晋古文化的崛起创造了历史前提，提供了历史根据，是三晋文化所由形成的深远的历史缘由。
第三个历史层面属于三晋古文化的遗风余韵或历史流变，或称三晋古文化之“流”。秦统一中国后，作为诸侯割据的晋与三晋国家不复存在了，三晋古文化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走完了自己的行程；但是，这片土地上所蕴育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未断流，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而有力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封建文化和山西地区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展现出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风貌。
对三晋文化进行科学分期，是构建三晋文化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三晋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分期的原则可以是多方面的，如可以以文化自身发展进程为标准，将其分为孕育期、雏型期、成熟期、鼎盛期、衰落期；可以以文化继承、传承为标准，将其分为形成期、扩散期、衰长期、滞缓期、转化期；也可以历史时序为标准，按照朝代顺序分期，如秦、汉、唐、宋时的三晋文化等；或按照大的历史段落分期，如远古三晋文化、上古三晋文化、中古三晋文化、近古三晋文化、近代三晋文化、现代三晋文化；还可以将上述标准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期等等。
比如，按照文化自身的发展和传承，可以将三晋文化分成以下三大段落：
一、文化成熟期（从远古到秦统一三晋）。在这一时期，三晋文化由产生到成熟，具备了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应有的特性，并以其鲜明的思想特色和独有的文化形态区别于同期中国的各地域文化，从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文化扩散期（从秦统一到北宋末年）。这是三晋文化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山西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因此，三晋文化独有的思想特色和文化形态逐渐扩散、渗透到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在中国封建文化中打下鲜明的烙印，特别是三晋法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重要基础。
三、文化衰落期（从南宋到清末）。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山西不再拥有中心地位，加之地形闭塞、观念陈旧、经济落后等多种因素，三晋文化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反而呈现出下降和衰落态势。尽管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一些杰出人物和优秀群体，但总的趋势是滞后和衰落，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影响日趋减弱。
在上述三大段落中，还可以再分出许多时期，如孕育期、形成期等。同时，还可以根据时间顺序将其分别称为上古三晋文化、中古三晋文化、近古三晋文化。
三、文化特点
所谓特点，是指某事物或学科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或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某事物或学科的特点，自然应从其形成过程和形成阶段中分析和总结。关于三晋文化的特点，也应当从三晋文化本身的形成过程和形成阶段中探讨。
近年来，对于三晋文化特点的研究，仍以苏秉琦、王克林、刘纬毅和李元庆诸先生为代表。苏秉琦、王克林先生从考古学文化、从晋文化的区系类型入手，对其特点进行了深入论述。刘纬毅先生则将其特点归纳为四，即民族融合性、兼容并包性、地域差异性和黜华尚实性。李元庆先生从三晋古文化发展的自身层面上概括出两个最本质、最重要的特点：其一，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其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
上述诸位先生的分析和论断都是相当精辟的，尤其是苏先生，将晋文化形成源头的复杂性和晋国作为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的“中枢”和“纽带”—一列举，对晋文化“独一无二”的历史特征给予高度评价，称它为“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王克林先生则从晋文化考古的器物群角度分析晋文化“兼收并蓄”的历史特征。
但也应当注意到，除去在晋文化考古意义上和三晋文化形成中的这些特点外，三晋文化后期发展过程中，也还有其他一些明显的特点，比如它与其他地域文化结合时的渗透性和适应性，在遭受外来文化冲击时的保守性和封闭性等等。只有将三晋文化发展的全过程给予全面、深刻的研究，才能对其历史特点作出科学而准确的总结。
四、文化精神和历史地位
按照文化学理论，一种文化类型得以形成、发生、发展并长期存在，同时在与其他类型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仍能保持其明显特色，必然有其独特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即是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是该种文化类群特定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的基本风貌，“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精微的内在动力，是指导该种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刘纬毅先生最近撰文《三晋人文精神》，认为“我们说的人文精神，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时的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主义，它是指人们为超脱自然人性带来的粗鄙、愚昧、凡庸和自私，用理智铸造的德操、信念和精神境界。是中华民族赖以文明昌兴的灵魂”，其义与文化精神庶几相近。他接下来阐述道：“我认为三晋人文精神的本质就是追求理想、实践信念、超越自我、甘于奉献，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勤俭、爱国、忠义、重民、创造等五种精神。”（
刘纬毅《三晋人文精神》，《史志研究》1998年第3期）
三晋文化的基本精神应该是其历史特点的高度浓缩和抽象，是它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核心，是三晋文化独具特色、最具魅力的东西。如同三晋文化的历史特点应当既包含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特点一样，这种文化精神也应当既包含又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至少，有两个特征应该与三晋文化伴随始终，其一为务实求是，其二为豁达开放。正因为务实求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法家及其思想才兴起于三晋，同时形成山西人勤俭尚质、固执保守的特点；因为其豁达开放，才有不同民族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才有三晋文化对周边文化区域持续不断的扩散和影响。
毫无疑问，三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三晋文化这一历史地位的认识，尤以苏秉琦先生分析得最为深刻。
他从考古文化和区系类型的角度出发，集中围绕晋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独特作用，认为晋文化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的一个重要直根系”，它不仅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而且在后来，“对秦人的统一事业，晋人曾起过‘铺垫’作用”。对此，苏先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并且这个论断得到普遍公认：“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至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认识三晋文化的历史地位，应当从纵横两方面去理解。纵的方面是指三晋文化在传统文化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如它的“直根”地位等；横的方面则是指三晋文化在中国各区域文化，甚至在亚欧大陆整个文化区系中的地位。
五、研究方法诸问题
三晋文化的研究，尽管几乎遍及三晋文化的各个方面，但多年来却一直是从历史、考古等角度进行的。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三晋文化的全貌，以及进一步深入研究有着重要作用。然而，同样不可否认，这些研究成果多为历史求证和现象描述，更接近历史研究领域，而缺乏本质抽象和文化意味。
要推动三晋文化更深入的研究，必须扩大研究角度，走出历史研究的樊篱。当然，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遵循着分析一综合一分析的规律，三晋文化的历史研究正是全部研究进程中的分析过程，是形成一门学科的基础要素。只有在分析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抽象和综合，这门学科才能最终站立起来。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要更多地移植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有的时候，决定一项研究的基本思想是来自应用或移植其他领域里发现的新原理或新技术”。（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比如可采用数学法进行计量分析，还可采用比较法进行横向（各地域文化间）和纵向（自身发展过程及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的比较研究。
三晋文化已走过相当长的研究阶段。对于这个阶段的总结和反思，既可以看到取得的成绩，也可以找到尚存的差距，更可以激励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构建三晋文化的理论体系，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本文作者：马志超，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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