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历史虽然短暂，但晋人在五代的历史舞台上却显得特别活跃。他们不仅人数众多，战功煊赫，仕途辉煌，而且在战争中的出谋划策和国家的施政建设上，在保家卫国、抵抗异族入犯以及平定国内叛乱等方面，都大显身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晋人何以能活跃于五代的历史舞台上？究其原因，一是自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唐朝一统局面破裂，黄河南北烽火连天，战马奔驰，晋人为战争浪潮裹挟，投军从戎，为日后建功立业奠定了基础；二是五代之中，除后梁朝外，后四朝（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统治者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都自河东发迹，他们部下的将。兵许多是晋人，这使晋人大受重用；三是晋人勇悍的秉性，使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如鱼得水，脱颖而出。
以下略述晋人在五代史上的贡献。
战胜攻取
唐末的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们渴望着统一与安定；而统一与安定得通过战争，消灭割据者，才得以实现。在兼并战争中，晋人充分地表现出了英雄本色。
（一）朱温麾下的晋人
唐末五代初期，军阀林立。晋人大多投身于河东军阀李克用麾下，在其它军事集团中拼搏的不多。其中，在朱温军事集团中军功显著而受到朱氏赏识、重用而名留史册的晋人有李（讠党）、范居实和郭言。李（讠党），河中临晋（山西临猗县人）；范居实，绛州翼城（山西新绛县）人；郭言，太原人。
（二）汴晋争衡中的晋人
朱温建立后梁后，晋王李存勖率军与汴梁进行了15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史称“汴晋争衡”。争战中，晋军取得一次次的胜利，并最终于后唐同光元年（
923）灭了后梁，建立了后唐王朝。在这十多年的战争中，晋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他们的奋勇拼搏，晋王才得以建立局部一统的天下。兹辄举二例：
1．破“夹寨”，救潞州
后梁开平元年（ 907）五月，朱温派兵八万，会同魏博兵攻潞州（山西长治市），在潞州城下筑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谓之“夹寨”，企图以围困之计使潞州晋兵食尽援绝，坐以待毙。“晋王以蕃、汉都指挥使周德威为行营都指挥使，帅马军都指挥使李嗣本、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锋指挥使史建瑭、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嗣源、骑将安金全救潞州”。这些将领几乎都是晋人。周德威，朔州马邑（山西朔州）人；李嗣本和史建瑭都是雁门（山西代县）人；李存璋，云中（山西大同）人；安元信、安金全，代北（山西代县）人。有趣的是，面对晋军的增援，朱温遣左神勇军使范居实将兵救之。前已述及，范亦是晋人。可见，晋人不仅是晋王李存勖依靠的支柱，同时也是后梁倚赖和信任的对象。由于晋将的英勇善战，最终使晋王解了潞州之围。
2．救镇州，战柏乡
开平四年（ 91O），后梁攻镇州（河北正定县）。赵王王（钅容）向晋求援。晋王出兵救镇州，并于次年与赵联兵，与后梁军队在柏乡（河北柏乡）大战。结果后梁军队惨败。此战中，晋籍将领周德威、史建瑭、安金全等建立了卓著的功勋。
在汴晋争衡中，累立战功的晋人还有：梁汉（禺页），太原人；康思立，晋阳（太原）人；侯益，汾州（山西平遥县）人；李存进，振武（山西代县）人；史俨，雁门人；李德（王充），应州金城（山西应县）人；张彦泽，太原人；周密，应州神武川（山西山阴）人；李怀忠，晋阳人；史敬（钅容），太原人，等等。他们的具体事迹分别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各人传。
（三）后唐灭前蜀之战
同光三年（ 925）九月，后唐发动了灭前蜀之战，进军神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这场灭蜀战争中，最大的功臣也是晋人。后唐枢密使（宰相）、代州雁门人郭崇韬为招讨使（副帅），实际上肩负起了主帅的重任，“其招怀制置，官吏补置，师行筹画，军书告谕，皆出于崇韬，（都统）继岌承命而已”。此外，代北人康延孝亦是功勋卓著。
（四）后周南征北战
后周世宗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先后发动了对后蜀、江淮以及北汉的兼并战争。在这场声势浩大统一战争中，又涌现出一批晋籍功臣。他们是：
白延遇、吴廷祚、李万超、慕容延钊，均为太原人；张永德，并州阳曲（太原阳曲县）人；李崇矩，潞州上党（山西长治市）人；张廷翰，泽州陵川（山西陵川县）人；袁彦，河中河东（山西永济县）人；高防，并州寿阳（山西寿阳县）人；杨美，并州文水（山西文水）人等等。他们的事迹亦记载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各人传中。
此外，不少晋人传记中，虽然记载简略，但从他们所得官职之高之多，亦可知他们在战争中立下了显赫的功勋。正是显赫的军功才使他们得以留名史册。
出谋划策
战争之前的谋略是否合理，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大局。《孙子兵法》“作战第二”云：“末战而庙算胜者，得胜多也，末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手无算乎！”“谋攻第三”亦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代兵，其下攻城。”说的都是军事活动中，出谋划策的重要性。
在五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军事胜利的取得，都与晋人的出色谋略有关。这之中，郭崇韬是一位最惹人注目的人物。郭崇韬自贞明三年（
917）被晋王李存勖任为中门副使，即专典机密，成为晋王的重要谋士，“军筹计画，多行参决，艰难战伐，靡所不从”。他对问题的观察全面，分析中肯，建议合理，对晋王的军事取胜影响极大。限于篇幅，其出谋划策以致胜之事不述，详情见《旧五代史》卷57，本传。晋王曾对郭崇韬说：“卿为朕画策，袭取汶阳，保固河津，既而自此直趋大梁，成朕帝业，岂百战之功可比乎！”其后，后唐伐蜀，由于郭崇韬制定的战略决策正确，故能轻而致胜。当时人及后世史家对郭崇韬的评价都极高。参与灭蜀之战的将领康延孝曾说：“南平（后）梁，西取蜀，其谋尽出于郭公”；封建史家亦认为，“（郭）崇韬服勤尽节，佐佑王家，草昧艰难，功无与比”。
此外，所献谋略为当政者采纳，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的晋人还有周德威、康延孝、郑仁诲、扈彦珂、王溥等。
周德威是一位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老将，在作战中不仅勇冠全军，而且知己知彼，料敌如神。如开平四年（
910）十二月，晋与赵联军对付后梁对镇州的进攻，起初形势对晋不利，由于采用了周德威的谋略，晋最后取得了胜利。康延孝是从后梁方面投奔晋王的。晋王听了他对形势的分析及其灭后梁的谋略，“甚壮其言”，“卒用延孝策，自郓入汴，凡八日而灭（后）粱”。扈彦珂，雁门人，在后汉平定“三叛连衡”反叛活动中，建议合理，对后汉的克敌制胜起了重要作用，因之以功迁护国军节度。晋阳人郑仁诲在协助郭威处理军务，出谋划策平定叛乱等方面，“密赞军机”，有“佐命功”，很受郭威赏识，官至枢密副使。王溥，并州祁（山西祁县）人，在郭威、柴荣身边为谋士，对于国家战略的部署，将帅的用人，献策良多。后周显德六年（
959），王溥受命参知枢密院事，参与国家军机大事的谋划。雁门人史匡翰亦以“刚毅有谋略”而著称。
平定叛乱
五代时期，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将领手握重兵，多有称王称帝之野心，因而叛乱频繁发生，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五代历朝镇压叛乱，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定的军事活动中，晋籍将领表现得卓尔不群。
（一）平定李克宁叛乱
开平二年（ 908），晋王李克用病死，传位于子李存勖。李克用弟李克宁阴谋发动兵变以夺权。兵变如成事实，必然会造成晋籍军事集团的分裂内战，事态严重。结果，李克宁的叛乱被及时平定了。平叛功臣是晋人李存璋和史敬（钅容）。
（二）平定朱守殷叛乱
后唐天成二年（ 927）十月，汴州节度使朱守殷发动叛乱。平叛中，一位晋籍将领表现不凡，他就是沁州绵上（山西沁源县北）人郭延鲁，“延鲁从车驾东幸，至其地，坎垒先登。守殷平，（郭延鲁）以功授沛州步军都指挥使，加校尚书左仆射”。
（三）平定秦王叛乱
后唐明宗末年，秦王李从荣阴谋发动兵变以夺位。结果阴谋未能得逞。平叛功臣是代北人康义诚和太原人朱弘昭。康义诚当时总侍卫亲军，手握禁军兵柄。他就是利用禁军平叛的。
（四）平定李金全叛乱
后晋天福五年（ 940）五月，安远军节度使李金全叛，归附南唐。在平叛中，晋人安审晖（安金全子）任平叛副总指挥，立下了大功。
（五）平定安重荣叛乱
天福六年（ 941）十二月，安重荣叛于镇州，率兵数万奔京师而来。后晋皇帝石敬瑭命杜重威（太原人）统请将以御之，最后取得了平叛胜利，斩安重荣首传于阙下。这次平叛中，功臣还有太原人白延遇。
（六）平定安从进叛乱
天福七年（ 942），襄州藩帅安从进构逆，率众寇南阳。申州刺史、潞州人李建崇主动领步骑千余屯于叶县以御之，在湖阳县（河南唐河县）花山遍安从进叛军，“建崇接战，大败之，以功授亳州练使”。
（七）平定李守贞、王景崇、赵思绾叛乱
后汉乾信元年（ 948），护国节度使兼中书令李守贞、永兴赵思绾、凤翔王景崇同时反叛。在预防叛乱以及平定叛乱中，有功的晋籍将领是：匡国节度使、潞州人张彦成（原名彦威，避郭威讳改名彦成）；马军都指挥使、云州（山西大同市）人罗金山；河中行营都部署、太原人白文珂；晋阳人药元福等。
（八）平定慕容彦超叛乱
后周初年，慕容彦超据兖州（山东兖州县）叛。周太祖郭威将平叛重任交付陈州防御使、晋人药元福。药元福不负君主重托，将叛乱平定，以功授任建雄节度使。
不少晋籍将领不只是在一次两次平叛战争中立下功勋，而是多次参与平叛战争，均立下军功，如杜重威，汾州平遥（山西平遥县）人侯益、侯仁矩父子等。
此外，平叛功臣还有代北人安审通、太原人李万超、晋阳人李进卿等。
正是由于晋籍将领在平叛中英勇善战，所向克捷，因而，一旦叛乱发生，统治者常常在晋籍将领中物色挑大梁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后唐末年，拥有雄厚实力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后唐废帝在预防叛乱和平叛中，都以晋人为主要将领，如以宝鼎（山西万荣县宝鼎）人杨彦询为北京留守以监视之；叛乱发生后以代州人张敬达为平叛最高军事指挥一一北面行营都把讨使；以安审琦（安金全子）为马军都指挥使；以并州人相里金为步军都指挥使，等等。只是由于石敬瑭勾结契丹大军为援，力量过于强大，才使这场平叛战争未能取胜。
可见，五代时期许多叛乱都是在晋籍将领的指挥或积极参与下被平定下去的。可以这么说：晋将是五代叛乱的克星！
保家卫国
唐末五代，契丹族崛起于我国北方。契丹主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乘中原战乱不息，频频出兵南下，掠夺人口、财物，对中原国家的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防御和抵抗契丹族军队的入犯过程中，晋籍将领和士兵表现突出，其中不少人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
汴晋争衡期间，契丹军队频繁入犯。晋王任命晋籍将领李存璋为大同防御使兼应、蔚、朔等州都知兵马使，肩负边防重任，多次打退契丹军的进犯。
后梁贞明三年（ 917），契丹军大举入犯，“声言有众百万，弥漫山泽”。晋王将抵御契丹入犯的重任交给周德威。周德威率军坚守幽州（今北京）
200天，有效地阻遏了契丹军进攻的锋芒。最后与增援的晋军里应外合，将契丹军打败，契丹军“席卷其众自北山去，委弃车帐铠仗羊马满野”。
后晋自石重贵继位，激化了与契丹的矛盾，使契丹军倾国入犯。在初期的抵抗契丹军以及后期的驱逐契丹军中，晋籍将领都有突出的表现。
契丹军南下之初，来势凶猛，咄咄逼人。后晋出帝亲征，两军决战于澶渊（河南濮阳县）。决战中，首当其冲的晋籍将领药元福“奋铁挝击契丹，毙者数人，左右驰突，无不披靡，契丹兵溃”。出帝壮其所为，称之为“古之忠烈无以过之”。次年，契丹军队又入犯。晋籍将领药元福、张彦泽等奉命于阳城（山西阳城县）御敌。药元福“率麾下骑，开据马出战，诸将继至，契丹大败，追北二十余里，杀获甚众，敌帅与百余骑遁去”。后晋升运二年（
945），在白团村和阳城东南的战斗中，晋籍将领杜重威、药元福都是功不可没的，杀得“契丹主乘奚车走十余里，追兵急，获一橐驼，乘之而走”。
后晋为契丹所灭后，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建立了后汉王朝，正向大梁（河南开封）进军。原来逼于形势降附契丹的一些汉族将领乘机反正，展开了驱逐契丹军出境的斗争。这其中，晋籍将领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是：太原人何福进、李荣、罗彦环；并州榆次（山西榆次）人武行德等。
在这场卫国战争中，晋籍功臣还有：李万超、安审琦、并州榆次人侯章等。
后周朝，北汉勾结契丹频繁扰边。在抵抗割据政权以及契丹等异族军队骚扰的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晋籍将领有：云州人史彦超、药元福，云中人折德（户衣）、何福进等。
由于山西与契丹领地毗邻，晋人不仅骁勇善战，而且熟悉边情，因此，历朝统治者往往将捍御强戎，保家卫国的重任放在晋人肩上。晋人也不负主望，在御边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张敬达任云中节度使，“每聚兵塞下，以遏其冲，契丹竟不敢南牧，边人赖之”；郭延鲁被后唐庄宗“擢为保卫军使，频戍塞下，捍契丹有功”。在御戎保边中，折从阮。折德（户衣）、折德愿父子兄弟功勋尤著。《宋史·折德（户衣）传》载：折氏“世居云中，为大族。父从阮，自（后）晋、（后）汉以来，独据府川，控扼西北，中国赖之”。折德（户衣）、折德愿兄弟在抵抗北汉的入侵中，多次破军斩将，维护了边境的安宁。
澄清吏治
五代是我国古代史上吏治败坏的一个时期。究其原因，一是天下大乱，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能力削弱，为地方官吏胡作非为创造了便利条件；二是地方官（刺史）多以武将充任，而武将又多崛起于草莽，道德修养差，文化水平低下，为人勇悍残暴，肆无忌惮，故一旦为官一方，贪浊残酷自然难免。五代时期既然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晋人众多，因而为官地方者自然也不乏其人。其中，虽然也有贪浊无能者，但更多的是清廉能干者。
（一）政声昭著。一些晋人在战场上以勇悍著称，在吏治上又以贤能闻名。在他们的治理下，地方建设颇有成绩，他们也因而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如雁门人史匡翰“历数郡皆有政声”；晋阳人张宪“尤精于吏道，剖析听断，人不敢欺”；汾州孝义（山西孝义）人李彦从“治有政声，百姓悦之”。
（二）为官清廉。如相里金在后唐朝任忻州刺史，“是时，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场务，渔蠹公私，以利自入，（相里）金独禁部曲不与事，厚其给养，使掌家事而已”；泽州（山西晋城）人武汉球“虽出自行伍，然长于抚理，常以掊敛为戒，民怀其惠，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李德（王充），“所治之地，虽无殊政，然以宽恕及物，家无滥积，亦未尝敛贷，庶事就理，一郡赖焉。秩满，百姓上章举留，朝廷嘉之”；郭延鲁“正俸之外，廉平自励，民甚赖之”，“秩满，州人乞留，不许，皆遮道攀号”等等。
（三）兴利除弊。晋人为官一方，治理水患，疏浚河道，开辟道路，做了许多利国利民之事。如代州崞县（山西原平崞阳镇）人安彦威在后晋朝曾任北京留守、归德节度使，为人慷慨，爱民如子。黄河曾于滑州决口，“彦威出私钱募民治堤”；后迁西京留守，“遭岁大饥，彦威赈抚饥民，民有犯法，皆宽贷之，饥民爱之，不忍流去”；并州祁（山西祁县）人王祚，在后周朝先后任商州刺史、颖州刺史等职，所在多有善政。在商州（陕西海县），王祚“以奉（俸）钱募人开大秦山岩梯路，行旅感其惠”；在颍州（安徽阜阳县），“州境旧有通商渠，距淮三百里，岁久湮塞，（王）祚导之，遂通舟辑，郡无水患”。在地方主持疏浚河道，治理水患的晋籍官员还有太原人吴廷祚、河中河东人袁彦等。
五代史上，吏治清明，颇得民心的晋籍官员还有前文已提及的康思立、杨彦询、侯仁矩、白延通、安审琦以及晋阳人周环等。
五代“自（后）梁、（后）唐已（以）来，藩侯郡牧，多以勋授，不明治道，例为左右群小惑乱，卖官鬻狱，割剥蒸民，率有贪猥之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为什么晋籍官员中却涌现了不少清廉贤能者？由于史体简略，笔者难以寻出正确答案，但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是有关的：一是其人学识水平较高，道德修养较好。如史匡翰，“尤好《春秋左氏传》，每视政之暇，延学者讲说，躬自执卷受业焉，时发难问，穷于隐奥，流辈或戏为‘史三传’”；张宪“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杨彦询少事青州王师范，师范好学，聚书万卷，使彦询掌之，可见彦询学识水平不低。二是受先辈的良好作风的影响。五代晋人中，不少是父子从军，父子为官者。父辈为官的良好作风，对后辈无疑有重要影响。如郭延鲁为官，时刻以其父为榜样，他曾“叹曰：‘吾先君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励，民甚赖之”。
以上叙述的仅仅是名见史传的晋籍将领的事迹。事实上，在战胜攻取、平定叛乱、保家卫国等方面，还有众多的名不见经传的晋籍士兵在奋勇拼搏，为国捐躯。
总之，在五代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晋籍人氏可谓群星璀璨，贤能辈出。除以上所述驰骋于沙场的英雄，任职于地方的贤能外，晋人还有不少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上有重要贡献者。晋人在五代时期各个方面为社会为国家献智献力，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美好的群体形象。当然，林深鸟杂。五代时期的晋人中，也有一些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犯上作乱者，有卖国徼利者，也有为官贪浊者。但这些人，在活跃于五代历史舞台上的晋人中，毕竟只是少数，因而无损于这一时期晋人群体的光辉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