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县的太和岭口，位于雁门山南麓一条干河槽的两侧，距山顶的雁门关约十华里左右。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晋北的军事形势日益紧张。不久，日本侵略军便侵入山西境内。阎锡山为了便于指挥作战，将第二战区长官部行营，由太原移驻太和岭口。大约是九月初，阎锡山坐着用汽车改装的铁甲车（车下面安装了火车的铁轮），循铁路行驶至原平，然后改乘汽车到达岭口。我当时任第二战区长官部上尉副官，是和其他人乘坐汽车经忻县、原平、崞县、阳明堡等地到达岭口的。
太和岭口这个村子，一半在河槽的东面，一半在河槽的西面。阎锡山住在河东，参谋等随行人员住在河西。当时在岭口的高级人员有：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朱绶光，参谋处长李涛，副官长冯鹏翥，第二战区执法总监张培梅，还有续范亭和王靖国。工作人员有：参谋处科长梁振邦、少校参谋杨彬，他们二人是管作战电报的，我是负责行营人员的给养和伙食的。此外，行营有一个有线电大队，队长王玉林，警卫营一个连约有一百人，还有一个宪兵分队，约有三十多人，队长姓高，人们叫他高胡子。运输工具有七八辆汽车。
有一天，汤恩伯来了。他见了阎锡山便坐在那里抱头大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接着叙述了他的部队于南口撤退下来以后，由于天镇一带的国防工事无人防守，在日军追击下损失惨重的情况。阎对他进行了安慰，并说：“我办吧！”汤恩伯住了一天就走了。
汤走了一两天以后，阎锡山叫王玉林给他接蒋介石的电话。电话就在阎的住房里间，王叫通南京电话后，命令各处说：“阎司令长官现在和蒋委员长说话，其他电话一律停止。”说完后，王就退了出来。我们也都退在房外。我在房外，对阎说的话听不清，只清晰地听到电话里传来“军法从事”四字。
三四天以后，就把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扣了回来，押在宪兵队。李和我父亲是朋友，我就过去问他：“老伯来了，想吃点啥，你说话吧！”他叫我借几本闲书给他看，我也没处去借。
那时，不断有退下来的零散部队。副官处叫老乡蒸馍，过来的士兵每人发给五个馒头，伤兵多给几个，没有准备菜。有天，一个伤兵在五道庙拉手掷弹炸死了自己。张培梅知道此事后，把我叫去问道：“你怎么准备吃的东西？”我说：“没有准备菜是刘绍庭决定的。”张说：“光吃馒头不行，小心你的脑袋！”我说；“回去再准备些菜。”张说：“就那么办吧！”
前方一天比一天吃紧。有一天，阎锡山清早起来，在院里转来转去。张培梅、续范亭、王靖国，还有侍从长和我都在院里。张培梅对阎说：“你不要犹豫，可以到前方走走，就是哭哭啼啼叫士兵们看看，他们也好打仗。”续范亭说：“长官可以去，去了好一点。”王靖国没说话，阎只哼了一声。停了一会，张培梅又说：“你走吧，还犹豫什么！飞机用不着怕。”阎于是准备起身，他带了个修路队，有十几个人，还有侍从长、内勤副官和警卫等，一共二十来个人，前往繁峙县砂河镇，阎在砂河附近的一个村内召开军事会议，下令部队撤退。
雁门关吃紧了，前方要人。王靖国手里的一营人，补充了上去。接着，张培梅、续范亭、朱绶光等人也都撤退了。
我经忻县回到太原。那时原平还没有沦陷，忻口战役也未开始。日军飞机不断到太原轰炸，有一天炸死少校副官席向南，阎锡山还出来看了看。席死以后，我便由上尉副官升为少校副官。
忻口战役开始前，十月三日晚上十一点左右，阎锡山在省府大堂审讯李服膺。他坐在中间，谢濂、张建（字达三，宪兵司令）、李德懋（原绥署副官长）坐在两边。我那天是值日官。宪兵用汽车把李服膺押来后，阎锡山对李说；“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说到这里，李服膺插嘴说：“我有电报。”阎说：“你胡说！”接着又说：“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李服膺这时掉下了眼泪，没有再说什么。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就走了。
阎锡山走后，警卫营的人就带着绳子去捆李。谢濂说：“那只是个样子！”于是没有捆，只把绳子搭在脖子上。记不清是张建还是李德懋问李服膺：“有对家里说的话没有？”李服膺摇了摇头，没说话。之后，就把李押上汽车，李走得很刚骨。张达三说：“慕颜（李字），你不要着急。”汽车开向大教场去了。
我是值日官，没有去。枪毙李服膺的人是警卫营的连长康增。他回来说：下汽车以后，张达三和李服膺相跟着往前走，没走到放棺材的地方，张达三往旁边让了让，我就用山西造的大眼盒子，一枪收拾了他。时间是阎从太和岭口回来以后没有几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