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平

    １９３６年，日本的特务机关给大同地区派来了“浪人”，他们到处公开推销其“洋烟”，为日军公开侵入大同撒下了毒种。“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在大同为非作歹，大量种植罂粟，办起了公开毒害中国人的“土药组合”公司，使成千上万的大同百姓惨遭其害。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以后，日军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才算停止。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进一步扩大贩毒，以牟取更多的暴利，达到其毒化奴役中国人民的罪恶目的，１９３６年“华北特殊化”以后在张家口、太原等地，设立了“陆军特务机关”和领事馆。由这些机关大量派遣以日本“浪人”为首领的多支贩烟队伍，甚至加以武装到各地贩毒、寻衅、捣乱和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当时在全国最有最响的《申报》，曾载文揭露说：“日本浪人，派遣大批汉奸，携带毒品潜入晋境，暗中雇用流氓地痞代为运销。……所销毒款，按三七批分。如能大量倾销，尚定有特别奖励办法。”接着又揭露说：“大量毒品，一系由津经平汉路运抵榆次，销行中路各县；一系由宣化一带运入晋南，销行河东上党各县；一系由平绥路运销大同，销晋北各县。”可见，大同是日本浪人在山西贩毒的一个主要基地。

    所谓日本“浪人”，并不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而是一种有根有底的“无职业游民”。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由日本的作战军部收罗起来，加以特殊训练，以“浪人”名义打掩护，派到中国充当侵略中国的先遣队。

    大约在１９３６年春夏之交，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就往大同地区派来一大群“浪人”。他们居住在大同北门外一个旅店里，随身带着成包的毒品（料面），白白送给中国人吸食。其中一个叫村中有利的“浪人”，勾结了几个民族败类，在城内太宁观街找了一处庭院，大门上挂上了“村中有利公馆”的牌子，在院内大开赌局，并无偿供给参加 贝者博的人以料面。人们不了解“村中有利”是日本人的名字，而只理解为“从中有利”可图，并将其称为“有利公馆”，作为赌场的代名词（后来，大同人把日本人在大同开设的各种“俱乐部”，都称为“有利公馆”）。每天，从这个“公馆”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流氓、二流子和赌徒之类的社会渣滓。地方的军警，因为有上级的命令，对这些日本人不敢过问，这个“公馆”好象成了日本人在大同城内开设的租借地一样。后来，这个“公馆”越闹越凶，引起了社会上的义愤，于是，地方当局才不得不派了几个特工人员混入院内，暗中给几个领头的人物拍了照，过后在街上对照像片，逮捕了他们，并将大头目让裁缝立即枪毙正法。从此，人们才不敢再迈进“公馆”，这个为非作歹的地方才得以拆散。

    与此同时，在北门外旅店内所住的浪人，除每天散发毒品外，还不时进城内寻衅闹事，不是买东西不给钱，就是坐人力车（人拉的“洋车”）少给或不给钱，甚至还要殴打车夫。有人质问他们时，他们就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瞪着眼说：“我们就是来捣乱，大大地捣乱的！”有一次，一浪人由北门外强迫一辆洋车拉到市内北街辕门口（即火神庙街东口），下车后，不给钱就要走，车夫向他要，他就殴打这个车夫，车夫气极，就索性和他扭打起来。当时路口有一宪兵站岗（自从浪人来了以后，大街重要路口都增设了岗位），他自己拿出一元钱给车夫，劝说他不要和浪人扭打，以免惹祸（这些岗哨都是上级指示过的）。车夫回答道：“我拉的是日本人，不是拉你，为什么要你的钱？”他没有收钱就怒冲冲地走了。旁观的人都夸这个车夫是好样的，有骨气。过了两天，这个车夫身带匕首，专门到旅店门口等待那个浪人。浪人一出来，他就主动上前请他上车。进城后到了辕门口，浪人照样下车后不给钱就要走，车夫又向他要，他反而口出恶言，并作出要打人的架势。车夫怒不可遏，拿出匕首狠狠地捅了他一刀。岗口的警宪，虽然也和围观群众的心情一样，暗暗称赞车夫的正义行为，但因上司有令，只好把此浪人送医院急救，并把车夫送警察局拘押。后来慑于群众的义愤，警察局也只得将车夫悄悄释放出来。

    这些浪人，不但在大同城内捣乱，而且还到城西口泉一带活动。一次，有三个浪人窜到城西的平旺村，进了一家姓屈的人开的小杂货铺，拿出一张日本钞票和一包料面换东西，店主人不认识日本钞票，不卖给他们东西。他们声称他们是“浪人”，不卖也得卖。店主人一听大为惊愕，跑到街上高喊：“俄铺来浪人了！来浪人了！”人们听见后，就拿叉耙、铁锹等农具出来驱赶。浪人前面跑，人们后面追，一直追了五六里才作罢。这三个家伙跑到口泉以后，气焰未熄，公然在穆桂英坡街（口泉最热闹的街道）前，铺设地摊，亮出赌具和毒品，大嚷大叫地招引过往行人来吸毒或 贝者博。人们一认出是浪人后，都远远避开，无人上钩。这几个浪人一看无法施展伎俩，才快快离去，返回大同。

    疯狂的日本浪人还制造假象迷惑人们，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混乱。多年来，在大同兰池的街北口，有朝鲜人李维新开的一所医院，名为“维新医院”。日本浪人来大同后，三天两头地往这家医院跑，故意和李大夫漫天攀谈，好象有多厚的老交情似的，让大同人怀疑李维新和日人有勾结，是个奸细。李在此处境下，为了避开嫌疑，不得不关闭医院，仓皇离开大同他去。还有，当时大同矿务局白局长的妻子是日本人，浪人来大同后，也是三番五次去“拜访”她。企图给她在中国人眼里也造成恶劣影响。此女子的品性很好，几次都给这些浪人吃了闭门羹。后来为了彻底摆脱他们的纠缠，她索性离开了大同，到北京开了一个酱油店，隐姓埋名，直到日本投降。

    日本浪人在大同的活动足有半年之久。在枪决了让裁缝以后，群众对浪人的活动已恨之入骨，要求地方当局向张家口日本领事馆交涉，该领事馆一口否认浪人是他们有组织地派遣的。当地驻军李服膺部激于义愤，采取了果断行动。一天夜晚，他派兵包围了旅馆，限制浪人们的行动。由于浪人反抗，士兵开枪打伤了他们几个人。这帮家伙看见势头不妙，再难以在大同地区立脚了，便和张家口取得联系，撤回了张家口，后又流窜到内蒙古一带活动去了。

    １９３７年深秋，日军在经过柴沟堡、天镇、阳高几次大屠杀以后，侵入了大同。到了年底，整个大同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从一时的表面现象看，大同地区没有象其他地区那样遭受到日军的大屠杀，但实际上，大同人民在后来的七八年中所受到的鸦片毒害程度，较之于公开屠杀更为深重。最为可恶的是，“七七”事变前的那些私贩毒品的浪人，已摇身一变成为公开贩毒的某商会或某公司的大老板了，过去的暗中转运、推销也变为公开的、合法的、有日本“皇军”武装保护押运的大规模经营了。一批又一批的毒品分送到大同各地，然后由地痞、流氓、汉奸们分别出售给乡村的民众、城市的居民和矿上的工人。特别令人憎恨发指的是，他们为了更便利地毒害中国人民，竟在大同提倡种植鸦片。

    大同地区有过两次栽种鸦片的历史，后来被禁绝了。但是一些目光短浅贪图眼前利益的农户和一些不务正业的大烟鬼，仍时刻盼望政府能施“仁政”，准许栽种鸦片。日军就利用这一弱点，打着“王道乐土”的招牌，首先实行的第一个“仁政”，就是在“蒙疆地区”（内蒙及察南雁北地区）准许大量种植罂粟。从全省范围来看，仅民国二十九年（１９４０），全省种植鸦片的县份便有５６个，种植面积达５５９００余亩，日本占领者从中征收的“烟亩税”，竟占其本年“财政收入”的１５％有余。大同地区遂成为主要种植罂粟地之一。在这里，差不多所有的水浇地都种了鸦片，其中有大部分水浇地是强迫或引诱农民去掉栽种的黄花菜而改种罂粟的。当时，只要人们走出大同城，便会看到遍地的“洋烟花”。大同地区的５８３个自然村，有近百个种上了罂粟，占全部水地的 95％。相比之下，粮食作物的种植大大减少，粮食大大减产，农业经济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所以，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开始一无不如一天。

    为了全面地控制罂粟花的生产事务，日伪政府在中心地区张家口、宣化、呼市、大同等地设立了“清查榷运署”，专司其事。地方上也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在大同地区，每到春季种植季节来临，日伪县政府的“清查署”和县公署便将种鸦片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下设“特产科烟政股”负责具体事务（第一任股长贾剑敏）。他们负责到各区公所自然村布置具体任务，登记造册、丈量土地。烟农为了能少报亩数，必须向丈量人员行贿，官署的日本人指导官等也深明此中奥妙所在，所以每逢派人下乡丈地，就公开讲：“这是让这些人去发财。”表示对工作人员的施惠。因此，这些丈地人员下乡后就可以放心受贿。除此以外，一些非丈地人员，如日伪官员、警察、便衣等也乘机下乡，诡称丈地，实向烟农勒索钱财。收割季节一到，又马上派人催交税务（包括土地税、农业税、禁烟税）和烟土。

    随着罂粟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大同城内出现了“大烟土店”。“土药铺”、“土药草堂”等店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开始公开自由地买卖和经销鸦片生意。历史名城重镇的大同，到处扩散着鸦片的毒烟臭气。

    日本侵略者种植鸦片的目的得逞了。为了更进一步扩大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他们又在大同公开成立了伪蒙疆政府所谓的“土药组合”和“鸦片公会”等商务组织。其中的“土药组合”可看作是经营收获大烟土的最大组织和领导机关。它名为经营生意，实际是“蒙疆政府”下设的最大殖民统治的机构之一。

    这里收买了一大批各类地痞流氓人物，作为该机构的护卫、贩运、保镖人员，整天干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土药组合”的实际任务是：收购鸦片，制作鸦片和运销贩卖鸦片。

    “土药组合”的总据点设在马王庙街志诚蛋厂旧址的原土药公司院内。它房产多，占地面积大，故当时有人将这条大街称为“烟土大街”。院内，设有“烟土火房”，他们将成批的稀释大烟土泥，放在烈日下进行烤晒，反复挑翻，然后形成固体块状；再经过铜器皿将其用火煎熬泡制，“炼”成鸦片。如果再继续提炼，则熬成“料面”。

    “土药组合”联合体公司由日本侵略者指定李达宵为经理，王坦、许荣益为副经理，剧中兴、崔寿臣为协理，日本人羽田皮泽为顾问。联合体公司内配备有主任官、鉴定官、会计官等等。“土药组合”在李怀角巷内设有“鸦片销售总公司”，杨林和谢明负责，共由３０人组成。再下的基层又设有很多分点，“土药组合”联合体公司的总人数约有六七百人。

    这个组织的具体任务，也类似１７、１８世纪英国在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首先是诱使或强迫当地农民把种植收获的罂粟交给他们，然后由他们加工制成各种鸦片，除在当地销售以外，还输送到全国（尤其是华北）各地进行罪恶贸易。一是从中获取暴利，作为日军军费开支的来源之一，以达到他们“以战养战”的目的；二是想毒害中国人民，为他们称霸中国而创造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除在大同明目张胆地设立了很多组织外，还采用了一些别的卑鄙手段贩卖鸦片。

    在大同地区的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和领事馆，暗中指使和包庇几家朝鲜人（随日本侵略军来大同专门操持非正当工、商业者）进行制毒和贩毒活动。这些朝鲜人不但自己贩卖料面，而且还为一些中国人的二道贩子提供毒品。当时，在大同贩卖料面的人相当多，连晚间串小巷叫卖瓜籽、大豆的小商贩，都夹带着料面出卖，这些小商贩实际上以出卖料面为生。日本宪兵队和领事馆为了遮人耳目，有时也对一些朝鲜人进行搜查拘留，但不久又放出。这些人出来后不但仍操旧业，而且比以前还要厉害。那时，在日本宪兵队或领事馆暗中庇护之下，从事贩运毒品活动的朝鲜人，遍布于整个“蒙疆地区”。

    日本投降的前两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呼市一个从事贩毒活动的朝鲜妇女，拐骗（即人们所说的“拍花”）到一个三岁多的小孩，不知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小孩开了膛，肚内装进许多“坯子”（用鸦片制料面的半成品），然后缝好穿上衣服，使尸体不僵化，仍和活着睡熟了一样。她把这个死孩背起，准备上火车运往北京。小孩的母亲从丢了小孩之日起，发疯似地到处乱找。这母亲找到火车站，见一日本女人（朝鲜人改扮成日本女人模样）背了一个小孩，很象自己的孩子，但因对方是日本人，她不敢冒失。于是，她也买了张车票，紧随着这个“日本女人”上了车，并且和她坐在对面。车快到张家口时，仍见这一小孩未醒，正巧这个朝鲜女人上了厕所，把小孩放在座位上。这个妇女乘机含泪喊着孩子的名字，想让孩子醒来相认。不料朝鲜女人已就厕完毕回来，一看就急了眼，伸手打了这位中国妇女几巴掌。二人扭打起来，互抢这个小孩，但小孩子始终没有醒来。车上的日本宪兵过来盘问，见小孩似死似活很感奇怪，于是脱掉衣服检查出肚子上有线缝的痕迹。拆开一看，见是一肚子“坯子”，于是将这个朝鲜女人逮捕，送交张家口宪兵队。结果如何，中国人是不知道的。但听人说，不几天，有人亲眼在大同的街道上又看见过她。

    经日本侵略者有计划地大力施行毒化政策以后，地方上明里贩运烟毒者为数甚多，秘密制毒者也不乏其人，吸食鸦片者增加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瘾君子”不仅有游民、流浪汉，而且还扩展到一些青壮年人；不光男人，还有一些好端端的家庭妇女居然也染上了鸦片嗜好。抽料面者遍布城乡各地，尤以城市为甚。一些出卖劳力者、商人、手工业者，上中下层的大部分人都吸开了鸦片。家中或商号来客，往往用鸦片烟招待。过去大同城中的青年人对抽大烟基本上是陌生的，而此时连三尺童子也司空见惯了。

    由于鸦片的毒害，多少人吸食成瘾，精神萎靡；多少人面黄饥瘦，骨瘦如柴，三分象人，七分象鬼；又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这些“洋烟鬼”、“料面鬼”们免疫力很差，一遇到时疫流行极易染病身亡。据可靠调查，抗战期间，大同人死于鸦片毒害的人数达万人之多。

    在日军侵入大同的第三四年间，大同煤矿有许多染有鸦片烟嗜好的外地工人，患病不能下地劳动，把头们既不给治疗，又断绝鸦片供给，引起了严重痢疾（一般人认为是烟痢）。这些人被迫逃离煤矿，也有一些无病的矿工也混在一起逃出。这时，矿上派出了所谓的督察队沿途察看，发现无病潜逃的，就捉拿回矿，有病者则弃之不管，任其沿途死亡。当时，沿大路的村庄，如回去村、煤峪口、平旺、十里店等，每天都要葬埋这种死尸若干具，惨不忍睹。

    还有一些“瘾君子”，瘾兴越来越大，而手头越来越紧，最后陷于窘境，自尽身亡了事。当时，大同著名的美女古秀珍，是早年的五女师范毕业生，是一个才貌双全的人物。过去，大同人常谈论她的事，每逢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时节，古秀珍站在谁家店铺门前看热闹，谁家店铺的门窗玻璃就会被挤碎。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许多人跟着围观。当时，有很多军政人员，如象徐永昌等都想娶她，但她一概拒绝，表示自己的纯贞。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居然在日本侵略者统治时期，因精神受到压抑也染上烟毒嗜好。日本投降前夕，她因嗜烟花钱太多，无法支付，竟给一些伪警察一类的下流人物作姘头，胡混日子。不久，她就变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叫化子模样的人物，在街头遇见熟人就舍脸和人家借钱（实际上就是讨乞）买料面，人们看见她这种样子都啧嘴表示惋惜。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冬天，她因中烟毒太深，终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这只是受鸦片毒害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其他因吸毒而丧命或自己作践身体、败坏道德风尚的青壮年男女比比皆是。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金丹！金丹！（日制的特种鸦片）你害得我们真可怜：吸你的身体瘦弱，吸你的田宅卖完，吸你的生意倒闭，吸你的诸事难于，因吸你卖儿贴妇，因吸你夫妻离散，因吸你朋友断交。还有为非作歹，乞丐讨厌，多因为吸你金丹。”

    由于这把软刀子的毒害，大同地区粮食产量逐年减少，终于发生了粮荒。有好多陷于绝境的人，尤其是青壮年，不甘心坐以待毙，于是就萌发了为非作歹的念头，索性作了窃贼或盗匪。这样一来，整个社会风气衰败加上治安的恶化，使城乡居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其时，日本侵略者也不时地进行所谓“强化治安”，但它所强化的不是对窃贼和盗匪的缉捕，而是对共产党和抗日军民的镇压。尤其恶毒的是，日本侵略者竟然使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故意把上述一些匪类和真正的抗日革命人员混为一谈，以便蛊惑人心。他们把镇压革命、抗日人员说成是肃清盗匪，而把收罗的一些盗贼匪徒，说成是革命抗日人员投诚过来的，将他们组成所谓“清乡队”，以代替日军作防共工作。如当时张永福的黑马队，就是这样一支反革命武装。

    另外，凡是染上烟毒的人，一到经济来源濒临枯竭之时，有的人就不顾廉耻，不讲道德和良心，为了获得钱财，不惜给敌人作爪牙，来危害自己的同胞。这些为虎作怅的人，由受害者一变而为害人者，使敌人的毒化政策发挥了双重作用，危害范围得到更进一步的扩大。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时期，对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以血腥的屠杀政策进行残酷镇压，另一方面又采取消磨人们斗志，腐蚀人们灵魂的方法摧残中国人的斗志。上面所述日本侵略者以鸦片对大同人民的毒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ydao.com ( 2000-03-31 )

太 原 道 >> 晋阳书屋 >> 山西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