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下旬，我在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后改兵团副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1948年免去军长）任内，被阎锡山派去担任大同军事指挥官，接替楚溪春总司令的职务，我先乘飞机到北平，见了蒋介石的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听取他们的指示，因为大同归他们指挥。当时大同地区的驻军有：阎军暂编第三十八师，师长田尚志，下辖三个团、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工兵连、一个特务连。指挥部直属部队有：雁北支队，支队长张佐汉；大同教导总队，我兼总队长，安钦任副总队长；坦克大队，大队长张双奎；汽车队，队长由指挥部副官处长刘元兼任；还有骑兵连和特务连等。以上共约一万三四千人。地方团队有：保安二十一团，团长李钦沛；保安二十二团，团长刘喜连；保安九团，团长李可栋；保安十二团，团长由河曲专员朱五美兼；还有各县县大队、行署保安队等，共4000多人。我到大同后，即整训部队，加强城防工事，准备固守。
1948年 5月，临汾解放后，大同形势更加紧张。阎告其十九军参谋长萧荫轩（我原任十九军军长）转知我，加宽城郊工事外壕，注意防守，并嘱我在城内修筑机场，以便必要时运输补给。但我认为城内地势狭小，要修机场必须拆毁大量民房，势必更加激起民愤，不适宜于构筑机场，因此迟迟没有动工。七月间，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有电给我，嘱我准备好，将由蒋中央派飞机把大同驻军全部调回太原，傅并派其骑兵师长鄂友三到大同与我洽商交接防务的事。后来因为没有飞机来，我也就没有走。八月间，阎又电我说：中央决定用Ｂ——29式飞机运输我部回太原，希速加长大同机场跑道，以便起落。我即复电说：大同机场东北靠近城边，东南受御河限制，跑道无法加长，飞机运输不行。实际上我不想再到太原受层层限制，藉词拖延。最后，阎电我率部徒步回太原。我捏报怀仁、山阴等地，住有解放军两个旅，企图不明，我若撤逃，势必受到截击，难以行动。同时又说，部队士兵，大都是雁北地区的人，乡土观念浓厚，一旦离开，必然发生逃跑，不经战斗就有瓦解的危险。从此阎没有再说调我部队的话，我也竭尽全力保卫大同。
从1948年夏天起，大同孤军已经处于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中，欲进不得，欲退不能。12月中旬，大同及绥远方面的解放军主力，都东调解放张家口去了。这时国民党中央顾祝同来电，由绥远省主席董其武转我，让趁机率领全部向绥远撤去。可是我考虑到放弃大同，部队家属难以带走，官兵心里不安，而且到了绥远，反主为宾，在补给上一定会受其限制。如解放军进攻绥远，他必然把我放在前头，给他挡阵；万一不行，还要听他的话，不能由自己决定。因此我仍然不动，固守大同。
在晋中战役中，阎锡山军队损失惨重，节节败退，解放军逼近太原，阎的统治，摇摇欲坠。平（北平）、津（天津）、张（张家口）战役以后，国民党日趋崩溃，整个华北，濒于危殆。个人感到前途茫茫，无所适从，不知将来落个什么样的下场。
1948年12月天津将要解放时，住大同国民党中央爆破队的大部分人员开始调走，仅留下在大同发展起来的少数本地人，继续活动。中央各银行也停止营业，有的且已离开。地方粮食紧张，征购困难，由国民党中央飞机运来一批上海布去调换粮食，也属有限。行署主任孟祥祉（阎的代行人），为了减少吃粮的负担，曾将一部分军政人员的家属，分别送往绥远和北平；并命令住在大同城内的各县县府人员及其他无职的外地人员等，一律出境。再加以军事设施的不断加强，行署和梁化之特务组织（特警大队和特警中队），藉故到处搜查捕人。因而，使大同呈现出紧张和恐慌的气氛。
1948年12月底，原在孙楚集团军中任军需科长、在晋中战役中被解放的我的表弟杨怀春，从解放区来到大同。他说解放军的政策宽大，生活待遇亦好，解放军望我靠近他们，采取行动。我说：“事情不是那样简单，还需慢慢考虑。”并告诉他：“中央和阎锡山在这里的特务很多，你可不要随便乱嚷。不然他们知道了，对你我都不利。”同时，我把他安置在指挥部帮办军需工作，加以掩护。过了十几天，不知怎么竟被行署主任孟祥祉发觉，他对我说：“为了掩人耳目，还是把杨送到返干队为好。”我不便拒绝，只得照办。
1949年 1月下旬，得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我认为绥远、大同都在傅作义指挥之下，可能包括在内，就想飞往北平，面见傅作义，请示行动。我先给阎锡山发电，他答复的语气很重，说他不同意傅的这种作法，我若去了，一定要遭扣留，因此不准我去。我左思右想，犹豫不决，又和孟祥祉商量，发电问傅的参谋长李世杰。答复是：“北平和解，不包括大同、绥远在内。”这时，孟对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坚决保卫大同。万一不行，就拖往西走。”一般军政人员知道这个情况后，大都表现忐忑不安，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我在这时，也认为大势已去，但在表面上仍持反共到底、誓与大同共存亡的姿态。这时更加注意对情报的搜集，严密巡查防务；对外来人员，不准随便进人大同；如有愿意离开大同的人，则集中交由大同稽查处分批送出警戒哨所。至二月初，获悉解放军接管北平后，对所有军政人员待遇都很优厚。我在思想上，一面打算将来也走和平解放大同这条路，不使大同军民遭受无谓的牺牲，还可使我减少一些罪恶。可是，另一面，我有三怕、一顾虑：第一，我和解放军作战多次，积怨很深，怕共产党不饶我；第二，我去浑源声援河北作战时，借机在贾庄家乡地方，残害了斗争我家、挖掘我母亲坟墓的一些人，怕地方群众要我偿还血债；（太原道附注：于镇河于1947年12月带领军队回到贾庄，屠杀了我方村干部和群众20余人。孟祥祉于1946年
2月在大同下令用刺刀刺死14名被俘的共产党员。）第三，大同机关单位多，情况复杂，不到时机，怕部队不听我的指挥，不能统一行动，也耽心有人会以投敌变节的名义来谋害我，对我不利。顾虑是：我当阎锡山的爪牙多年，他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我若保全性命，不战而降，恐为阎的那一群人所不齿，不愿遭此物议。
就在这时，阎来电告诉我：北平和解结果，部队被改编，傅作义本人也不安全，望我和孟祥祉加强工事，多存粮食，固守大同。我和孟谈，孟的意志坚决，仍然表示尽全力死守大同。并说：“看看绥远的态度，再决定我们的行动。”张璞师长亦来电问我：是否有意带部队去绥远？如去他可以告知路线，约定时间，亲率部队至中途接我。但我考虑到将来迟早总要解放，如现在出走，必然被打个乱七八糟，不如不动好。
二月中旬，从解放区来了一批人劝我和平解放大同。先是秦（车同）（原是十九军的团长，后升副师长）、李又唐（原十九军副参谋长），二人都是晋中战役被解放的。他们带了解放军华北军区的信来。我把他们安置在我的特务连住下，每天与我同桌吃饭，研究怎样进行。但我认为为时过早，不宜行动。接着，1947年春在晋西被解放的隰县专员孙海丞，晋中战役被解放的三十三军军长沈瑞，上党战役被解放的张西柱等人也来了。他们住在城东南东后子口的村子里，给我写信，愿大同早日和平解放。我认为他们都是被迫来的，和我一样，负不了什么责任，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能保障我的一切，我没有十分理睬他们。
虽然这样，但外间传说不一。我了解孟祥祉知道秦、李二人来，已经住在我这里了。唯恐他秘密电阎，对已有害，便向他说明缘由，共同向阎去电：这二人自晋中解放后，归家心切，才绕道大同，想乘机飞太原。可是阎说李已被解放军收买，居心“反叛”，要我派人押回。我藉词没有飞机，始终未送。与此同时，阎又电我和孟说：“据报孙海丞、沈瑞等人已到大同进行煽动工作，如进入城里，要立即拿获，就地枪毙。”我一面复电遵办，一面通知孙、沈不要进城。
最后，戎子和写信给我和孟，并派我大孩子于润沧，孟之弟孟祥祚及张乃臣、王达三等数人，于三月间来到大同，当面商谈。信的大意是：希望我们靠近人民，早日行动，党和人民对我们的生命财产，绝对保障，我们将来愿意为工为农由他完全负责。
我对这次派来的人和带来的信以及他们所说的话，有了信多于疑的看法，比前顾虑小了，我即下定决心，投靠共产党，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希望将来得到宽大待遇，保全生命财产。但究竟采取什么步骤，从哪里着手去办呢？我与孟祥祉商量，研究怎样给戎子和回信。孟说：“不要着急，搁置一下，过个时期再说。”我又和我部参谋长陈泮喜谈，他很赞同我的意见，决定由他先同各营长团长以私人个别闲谈的方式，议论大同当前形势，预测将来结果，决定自己如何，从而探听他们的想法。本来困守大同很久，军心涣散，谁也知道北平和解的事实，没有坚决保卫大同的信心。但是，起初大都不说真话，装出一副对阎锡山忠心耿耿、死而后己的样子。仅有一二人提到看我将来怎样，他就怎样。我看这样不行，又叫陈伟喜站在反对我的方面，明确提出未来的道路有三条：一打、二走、三投降。并透露我有走投降一途之意。陈装作愁苦不满。当场有的同情他，说投降是没有好结果的，引证了一些人从北平和解后来到大同的反动宣传；有的默不作声；有的笑而不语；有的说来个刘璋让位。多数人还是态度暖昧，模棱两可。以后，经过反复疏通，阐明利害，才有三十八师师长田尚志、保二十二团团长刘喜连、保二十一团团长李钦沛等分别表示愿意和解。初步取得了一部分负责人员和大部分人赞成我的主张后，便正式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孟祥祉也出席参加。我说：“察哈尔、北平都已先后解放，大同城外解放军日渐增多，我们粮食缺乏，后援不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第一条路，继续守卫大同，但战不胜，打不赢，势难持久，终将溃败；第二条路，退往西走，以图将来，可是突围战斗，牺牲重大，能否如愿，不能预料；第三条路，趁早仿照北平，和平解放大同，还可以提出相当条件，求得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各人发表意见，共同商定今后的行动。顿时，会场空气严肃，寂然无声，好象与连日以来交谈的情况相反，不赞成走第三条道路的样子。我便托词叫陈泮喜主持会议，和孟祥祉一道走进我的卧室。我说：“事已到此，无路可走，惟有和平解放了。”他没有提出什么主张，只很沉重地说了一句：“可以同大家商量。”而陈泮喜主持的会议，东拉西扯，各说不一，没有得出结论。于是，我告他让大家去侦察一下走的路线和考虑一下走的办法，另定时间，再行开会决定。同时，他又给大家说：“如果有人要提什么意见，不便当着指挥官讲，可以先和我谈，然后再和大家研究。”散会后，因为事已公开，所以议论纷纭，有人主张打，有人赞成走，但愿意和平解放的人还是占多数。我复告陈泮喜、田尚志等抓紧时间，去说服那些意志不定、左右徘徊、甚至不愿意和解的人。
刚过两天，太原已被解放，我又召集开会，分析当时情况，说明大同四周已被解放军紧紧围住，各交通要道，都有重兵扼守，防备我们突围。假如我们要走，恐们也难走出，并且有许多军官家属住在城里，既不愿战，又不愿走；也有不少士兵是本地人，不愿离开家乡。我为大同全体军民计，打算和平解放，究竟大家决心如何，怎样行动，还须共同商议，作出最后的决定。当时刘喜连团长发言，表示保安团队愿意听我的话，一切由我主张。但大同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安钦不愿和解，主张顽抗，而且言词激昂，态度强硬。我怕事情闹翻，不好收拾，便立刻加以制止，希望他冷静一些，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想一想怎样才得安全。我表示大家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认为早做总比迟做好。因此，会场情绪活跃，打破了历来开会的严肃气氛。经过互相酝酿，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打和走两条路都不行，那就只有投降一条路，别无其他办法了。我问大家有什么条件，大家说主要是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但也有的说：“不要算旧账。”有的说：“要照北平和解的办法待遇。”有的说：“几个月没有发饷了，要发点钱给官兵。”有的说：“愿意回家的，要发给护照”等等。我说：“既然大家这样谈，那就这样办，把我和孟主任搁在前头，打电报。出布告准备解放。”田尚志插了一句：“把我搁在第三吧。”
会后，我和孟电复戎子和，表示竭诚拥护共产党，愿意和平解放大同。当即得到他的回电，嘱我们就近与王平司令员接洽办理。我派张乃臣送信给叶修直科长（华北军区敌工科派到大同地区工作的），转交王平司令员时，孟唉了一声说：“这一下政治生命完蛋了。”（太原道附注：孟祥祉后来潜往归绥，被我军捉获枪决）
隔两天，王平司令员复信，要负责人出城接谈，我因病未去，由孟祥祉率领陈泮喜、田尚志连同到大同做解放工作的十多人，一同乘车前往城东陈家庄附近，进行联系。孟、陈、田三人见了王平司令员、赵汉政委、詹大南副司令员和叶修直科长，把我们的决心和准备和平解决的情况谈了一下。王平司令员指示他们，要切实掌握所有部队，爱护士兵；要加意保护各种物资，不得稍有破坏；要尽力维持地方秩序，以免发生意外。并要我去具体商谈一切，便于实行。
第三天，我和孟祥祉、田尚志三人去城东田家坊会见詹大南副司令员和叶修直科长，他们态度诚恳，除讲解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以外，还一再征询我们的意见。我说部队官兵要求：不算旧账，请发三个月饷，回家的要发路费和护照。他们答复我照办。同时又商定了怎样收缴部队
木仓支和开出城外指定地点改编的手续，谈判圆满结束而回。
次日（即1949年 4月29日），我正式下达命令，宣布大同和平解放。除广灵县大队及梁化之的特警大队违抗命令，擅自把部队拉走，我报请解放军派兵追击，立予全部解决外，其余正视部队共约一万三四千人，连同地方团队共一万七千余人，都先交出
木仓支，然后开出城去，集中改编为师，由詹大南副司令员带走（安钦的教导总队开始动摇，我派秦（马同）以私人名义晓以大义，最后把他们说服，也执行了和平解放命令）。至于城内各机关、行署，通知他们办理交代，由华北军区后勤部分别接管。
1949年5月1日，解放军开进大同城内。大同终于和平解放了。
附记：我到大同时，应县还有张璞的新编第一团，共有六个营、一个骑兵连。大同解放前被解放军包围。傅作义令董其武指挥两个团到应县解了围，将该团接到大同。傅在大同当面命令我给张璞补足一个师的兵力，由绥远发枪，将该团改编为新编第一师。我将应县县大队和焦克敬保安团共一千几百人拨了过去。傅令该师开赴绥远。所以大同和平解放时役有这个部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