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公是司马光的赐号，全称应该是太师温国公。
晋南的三月，暖风熏熏，春芽初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一个人搭上了去司马温公祠的车。我没想到这会是一次真正的孤独之旅，下了车，走进宽阔的祠前大道，从巨大的司马光广场，到背负着历史沉重的杏花碑厅，供奉着各种版本《资治通鉴》的温公祠正殿，再到禅气氤氲的余庆禅院，最后徘徊在静谧的温公祖茔，我没有碰见过一个游人。
在无法想象的幽静中，在古柏森森的祠间道路上，我感到自己渐渐走进了遥远的北宋，慢慢地靠近了司马光。
从书生到显宦
还是先了解一下司马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自幼聪明过人，博览群书、学力超群。宋宝元间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元佑元年九月卒于相位，享年68岁，赐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元佑三年正月，宋帝以国葬大礼安归祖茔。生平著有《资治通鉴》、《涑水纪闻》等。
这就是司马光的一生。太简单了，尽管用这寥寥百余字也一样能描述一个名垂青史、彪炳史册的古人，尽管从中可以大致了解司马光生前的事迹和死后的哀荣，但少了人生本应有的曲折复杂，少了让人心动的感情色彩，一个曾经大起大落、轰轰烈烈的人，就这样盖棺论定还是显得太吝啬。
其实，除去荣耀与耻辱，再复杂的人生，也可以用一两句话概括殆尽。作为一代史学宗师、一代名相，司马光的一生做了两件事，即修史和为官。如果还要再加上什么的话，那就是人人都会经历的事———做人。司马光一生，无论修史还是为官，都把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光明磊落、实实在在的人，当作座右铭。
“史气千秋业，温公万世宗”。司马光以文章名世，而最让后人敬服的就是他的修史，《资治通鉴》不光让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而且让他成为继同宗司马迁之后的又一位史学宗师，人称史学“二司马”。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来奉行“立德，立功，立言”的处世之道。司马光是个官员，但骨子里是个标准的中国古代文人，从下级官吏做起，一直当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的宰相，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的本色。从20岁获进士甲科，到晚年成为高官，一直在孜孜不倦修读史籍，探古今之变。正是靠着这种精神，司马光走完了辉煌的一生。
神道碑楼的背后
司马温公祠前是一个颇有现代气息的广场，中间一座高大的司马光铜像似在凝视着前方的峨嵋岭，前面左右两侧分别是司马光砸缸和司马光疾书的铜像。
踏上高高的台阶，往西，一座优雅别致的碑楼引起了我的兴趣，这就是司马温公祠的标志性建筑———神道碑楼。也许是孤陋寡闻，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漂亮的碑楼，也从来没见过如此高大的碑楼。碑楼呈褚红色，共四层，每层的结构都不一样，每层都是那么得体大方。远看，就像一位风度翩翩的古君子。最下层四面都开着拱门，从正面的拱门看，一个巨大的龟趺高昂着头好像朝人爬来，从侧面的拱门看，又像朝外面爬去，如此大，如此生动，让我竟忘了驮在它背上的那块著名的“忠清粹德”神道碑。
看完碑楼向东走去，只见祠堂大门高耸，红墙碧瓦，正门扁额上是启功先生书写的“司马温公祠”五个大字，字体峻峭清秀，与我想象中司马温公形象正好吻合。从侧门进入祠内，只觉得异常宁静，看不见一个游人，令人感到一丝孤独。翠柏夹道，冬青新绿，殿堂岸然，使祠内的宁静变成了深邃凝重。往前走，很快，我看见了闻名已久的杏花碑厅。那是一座面阔五间的古代建筑，简朴而宁静，叫厅，却又不似一般的厅那样四面敞亮，有门有窗，似在守护着什么秘密。厅前两侧的杏树，正含苞欲放，现出粉红的花蕾。
著名的杏花碑就立在厅内左侧，细看竟支离破碎，一块块粘合在一起。碑额上的字是“重立司马温公神道碑记”，四块对接的碑石分明记载着历史的沧桑，分明记录着司马光身后遭遇的不公，分明写出了北宋期间的政治风云。
来这里之前，我已经读过了有关这块碑的各种记载。那里有司马光作为一代史学大家、一代名相的荣耀，也有司马光死后的屈辱。司马光是68岁那年在相位上去世的。司马光的葬礼可谓国葬。宋哲宗亲临，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赐一品礼服，谥“文正”，命侍读学士苏轼撰写碑文，并亲自题写了“忠清粹德之碑”六字碑额。随即委派钦差大臣督工，发陕、解、蒲、华四州之士卒，征附近各地之巧匠名工，穿土凿石，历时两月，用工两万，为司马光营建了这座墓地。元元年（公元1090年）五月，也就是司马光逝世同年五月，始将灵柩从京师运回，安葬于此。元佑三年，又在司马光的墓前竖起了一幢巨大的神道碑，盖了木结构碑楼。这一切是帝王对人臣的奖掖，也是对司马光一生的肯定。
然而，政治风云并没有因为司马光的故去停下来。政治斗争的变幻莫测，让已在九泉之下的司马光也难逃厄运。他死后不久，由于政敌进谗构陷，司马光虽未遭发冢、破棺、暴尸之辱，却被哲宗追回封赠，其碑文尽被其政敌砸毁深埋，惟御额和龟趺幸存。
北宋王朝灭亡了。与南宋王朝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大金王朝开始统治着中国北方。
金皇统九年，县令王庭直来拜谒茔祠，闻守茔僧人讲述往事，不由感慨系之。令人挖残石，终在龟侧一杏树下得之。至此，神道碑始重见天日。由于碑断文灭，加上财力所囿，王庭直只能在众僧及司马光族人的协助下，将残石加以整理，以原碑之宽为现碑之高，磨制为大小相等的五块，以寻访到的原拓为蓝本，篆刻重立之（其中刻原文四石，刻重立碑记一石）。由于那棵杏树“蛲枝蟠屈，辕映交护，如幄如盖，春花秋实”，虽画之巧，不能传神，故将重立的碑称为“杏花碑”。这是一块堪称国宝的碑刻，也是司马温公祠内最具价值的一块碑刻，该碑“文既宏肆，琳琅甚音，书法端谨，大存唐晋遗法，文忠第一妙迹也。”
到了明朝嘉靖二年，河东巡盐御史朱实昌前来拜谒司马公，又特命人在稷王山选巨石磨制，并亲笔书丹，利用原额原趺，依宋碑规制，终于再现原碑浩气雄风。其螭首之大，龟趺之巨，碑身之雄，为华夏罕有。这就是祠前碑楼里的那块“忠清粹德之碑”。
一个已经故去的人，如此大起大落，司马光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做官、作文、做人
司马光是幸运的，他的幸运来自于他本人的节操，来自于他生前的正直不阿，来自于后人对他的景仰。
司马光从二十岁考中进士，开始做官，但是，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家，我想应该是嘉六年(1061年)他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的。谏院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司马光担任谏官五年，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从内政外交，到社会道德，对朝廷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同为一代文豪的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就是在那时写给司马光的。正是因为与王安石的分歧，司马光辞去了谏官之职，就任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开始革除弊端，改革朝政。经欧阳修推荐，司马光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由于司马光同王安石之间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方面，产生了分歧与对立，而宋神宗又支持王安石，司马光终于又一次离开朝廷，被罢了翰林学士等职，于熙宁三年(1070年)到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任地方官去了。熙宁四年(1071年)初夏，司马光又辞去了永兴军公职，改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台。这是有官无权的名誉差使。从此，司马光在洛阳“独乐园”内一住就是15年。这15年，司马光虽然仍然关心着当朝的政治风云，但既不能参与朝政，也不想参与朝政，而是埋头于完成自己主编的《资治通鉴》。
现在看来，司马光一生虽说是经历不少坎坷，但也不足以让政敌仇恨到发冢、破棺、暴尸、毁碑的程度。时至今日，司马光遭人病诟攻讦的只有一点，即反对王安石变法，晚年担任宰相后彻底废除新法。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笔，也是司马光生前死后荣哀的最主要原因。
我细读杏花碑文，从苏轼流畅激昂的文字中仔细品味司马光。2300多字的碑文中，除了少量赞美文字，多从侧面表达人们对司马光的热爱和拥戴。一个居庙堂之高的朝廷命官，竟会受到这么多人的热爱。杏花碑被毁了又立，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司马光最终成为变法的激烈反对派，并成为反变法派的首领，原因很多，已不是本文所能说得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个人的主要分歧在于强国还是爱民。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从其爱民，宽民和重农立场出发，反对新法中的苛民与伤农条款。这也是为什么司马光死后被那么多的百姓拥戴的主要原因。
司马光本人是修史的，在史学界的地位几乎无人能比。岁月流逝，光阴荏苒，他死后，轮到了别人来写他。他的生前身后怎样来写，怎样来评价，司马光应该感到放心，有苏轼的文字，有天下人的景仰，司马光也会像他的煌煌巨著一样流芳百世。
景仰高风亮节
作为一个占地百余亩的景点，司马温公祠共分五部分，祠前高大的神道碑楼和现代雕塑算一部分，正面的杏花厅和正殿是一部分，右侧的余庆禅院落和左侧的祖茔自成一体，也各是一部分，新修的涑水书院也是一部分。与其它人文景点不同，司马温公祠一开始就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呈现在游人面前，让游人没进祠门，先看到神道碑楼，进去后，不用过山门，经仪门，就能直接领略祠主的事迹风采，在这里，司马光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不是神，用不着跪拜，用不着烧香。望着那一块块碑刻，再到正殿里看那上百种版本的《资治通鉴》，已足以让每个来这里的游人景仰司马光的高风亮节。
我又走进了祠堂西侧的司马光祖茔。只见其间绿树森然、阡陌交错，偌大的墓园中，任由我一个人徜徉，有鸟鸣声伴我，让人在肃穆中，感到了一些安慰。沿着石羊石虎横卧的道路。踏着尚未泛青，若毡一般的草，我在一座座坟茔前停留、默思。在这古冢岌岌、石刻遍布的墓地，我隐隐感到了司马光的亡灵似乎还在这里徘徊。近千年过去了，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可以安心地驾鹤西去，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却一直没能盖棺论定，有关司马光的政治地位还将争论下去。但司马光的人格、品操毋庸置疑。在往回走的时候，我惊讶地从一通碑刻上看到王安石的名字。这位司马光生前的政敌，竟会在这里与司马光相会了。
那是一通王安石为司马光伯叔父司马沂书撰的墓表。望着上面工健的笔力，流畅的文辞，让人不由得惊讶，司马光原来竟与王安石是世交！回想史书上的记载，即使是司马光与王安石本人，在没有变法前，也是好友。当时的所谓“嘉四友”，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时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以文会友。他们的交恶，只是政见的不同。同样为国家，同样一片忠心，却不惜损害世谊私交，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了两位古代贤人的高风亮节。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不知道两位大师的亡灵是否已经握手言和。
离开时，站在祠门前，只见峰岭回环、奔赴成势。春风吹来，带来一阵暖意，用不了几天，这里就会如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所说的那样“花满一川红蕊乱，渠环千顷翠波分”了。我再次仰望矗立的“忠清粹德之碑”碑楼，心里仍在想着近千年前的那场变法，想着两位大师的争论。又想到了近年来中国的变革，心中不禁释然，历史可能就是在不断的争论中发展的，有了前人的这么多铺垫，社会才有可能更快地发展。因而，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也是值得景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