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记者去采访临县伞头秧歌的时候，从离石到临县有一段正在修路。颠簸不平的路上尘土飞扬，前方几十米便看不清了。短短几十公里的路，从来没有觉得这么远过。然而这也如同我记忆中的伞头秧歌，自己虽然是临县人，秧歌却好像那些童年的玩伴，总觉得应该是很熟悉的，但细想，却又说不上来。
记忆中，每到正月十五左右，临县的街上就非常热闹了，各乡各村的秧歌都来了。不过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注意的是那些舞狮子、走旱船、踩高跷的人，或者是打扮得滑稽的猪八戒、大头娃娃，等到伞头们开始唱的时候，我又会在人群中钻来钻去，踅摸着那些卖糖葫芦的人。所以到现在，对于伞头秧歌，我还是一个模糊的印象。
不过幸好，在临县，记者找到了郭丕汉先生。在临县的十里八村，他可以说是很有名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便开始收集伞头秧歌的资料，到上世纪80年代，还出过一本研究性的书。也许，对于记者来说，到那天，才算补上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临县人的一课。
郭丕汉说，说起伞头秧歌的来历，他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个观点，认为伞头秧歌来源于古代插秧时节的歌舞对唱。那时，劳动人民一边插秧，一边歌唱，用以娱乐并解除疲劳，渐渐形成了一种节日的歌舞活动，所以称之为“秧”歌。不过，他在逐渐修正这个观点，主要原因是北方并没有“秧”可插，又何来“秧”歌？另则，临县的秧歌一般都在正月活动，与插秧的季节也不同。可见，这个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证明。他解释说，这个观点可能是受了当时“一切文艺活动都来源于劳动”的影响。
现在，郭丕汉则倾向于秧歌“起源于古代民间祭祀活动”的观点，即“秧歌”应为“阳歌”，来源古时候阳春季节祭祀时所唱的祭歌。据说，春秋时候，我国民间就有“赛社”和“赛会”的祭祀活动，其中“赛社”是周朝十二腊祭的一种遗俗，即农事完毕之后，陈酒食以祭祀田神，相互饮酒作乐。另外在古代，还有一种源于原始巫舞的驱疫逐鬼的祭祀性舞蹈活动，叫“大傩”的，也与秧歌有着若有若无的联系。
临县的伞头秧歌，在过去被称之为“闹红火”、“闹会子”、“闹社火”、“闹社会”等，到上世纪30年代，乡村闹秧歌，仍然有着祭神拜庙的习惯，而且还有一套完整的仪式和规矩。每年春节之后，秧歌队出场第一天，首先就会到村外祭祀“田神”、“风神”、“雨神”、“河神”，并朝拜大大小小的庙宇，所有参与的人要跪在地上，伞头编唱祭歌，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然后还要到山上去祭奠瘟神。闹秧歌结束以后，还必须在伞头的带领下，再进行祭奠，称作“送瘟”，这之后，才能宣告秧歌队解散。
再说一说伞头秧歌的“伞”。伞是秧歌队中伞头的主要道具，据老一辈艺人回忆，上世纪30年代，伞头所持的“伞”，周围有一圈约60厘米宽的红布，应该与古代祭祀活动中仪仗队里的“皂罗”有很深的渊源。古代这一类祭祀活动，“皂罗”排在最前面，后边紧跟着专门唱祭歌的人，联想到“伞头”在整个秧歌队中的核心和领导作用，可以推测“伞头”相当于古代祭祀活动中唱祭歌的人。
一般来说，祭歌应该是固定的、成套的、庄严的，就好像《诗经》中的《周颂》一样，但是，这种祭祀性的活动逐渐演变成民间的娱乐性活动之后，它势必会发生世俗性的变化，也就是它不仅要“娱神”，也要“娱人”，或者更可以这样说，它虽然在“娱神”，但实际上是在“娱人”。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临县伞头秧歌的两大特色，也迥异于其他地区的类似的民间文艺形式。
因为要“娱人”，所以内容必须让观者有新鲜感，逐渐形成即编即唱的表演形式。本地人说，面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伞头有不同的唱法，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唱法，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唱法；即使是同一个伞头，随着地点、环境甚至是心情的变化，唱出来的秧歌也不一样（否则，会被观众耻笑，笑他没有能力，不配当伞头）；因为同时还有“娱神”的痕迹，所以，秧歌的形式又有些许庄严规整的影子，标准的临县秧歌，四句一段，每句七字或十字，句句押韵。国内现在的民间文艺形式，即编即唱的还有因为电影《刘三姐》而驰名全国的广西的“对歌”，但它里面也有很多现成的唱词，从而有了“传歌”的说法，像临县秧歌纯粹现场创作，可以说仅此一家。
当然，闹秧歌的时候，也并不是光有伞头在演唱，还有一些舞蹈表演和地方小戏、道情等，只不过，最能说明伞头秧歌特色，还是由伞头们演唱的秧歌。
伞头，临县秧歌的灵魂
“伞头秧歌”原来并无此名，据郭丕汉说，是他为了研究方便，同时与其它地区秧歌相区别而起的名，也许是比较好地抓住了临县秧歌的特点，这个名字也就叫出去了。
在一支秧歌队里，伞头绝对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也许是因为他还留有古代祭祀活动中可以与天神交流的“巫”的影子。在一首临县流传的秧歌中，对“伞头”做了很好的描述：
火烧赤壁欠东风，
长坂坡上没赵云。
如若伞头没水平，
秧歌虽好闹不红。
伞头的装扮，在过去是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右手持伞，左手戴虎衬，现在则改为穿大衣或普通衣服，但装束正式却与过去别无二致。伞是普通黑雨伞，虎衬是用铜皮或铁皮卷成的圆空筒，里面有小圆球，像个手镯一样，直径大概有10厘米，摇动时有串铃的声音，如果伞头要唱秧歌时，先摇动虎衬，作为信号，乐队便会奏落板锣鼓点，等伞头演唱。
要当一个好伞头，是相当不容易的。伞头在一支秧歌队里，承担的任务相当多。首先他必须能够控制大局，统一指挥秧歌队，但凡秧歌队的行动，比如宣布秧歌队入场、过街、指派文艺节目、评论演出情况以及应对观众要求，都得编成秧歌唱出来，这也是“伞头用歌不用说”的说法由来。
因为有如此多的任务，所以秧歌队在挑选伞头的时候，标准是十分严格的。第一条就是人品好、家世清白、有威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秧歌队里顺利行使指挥、调动和评价的权力。在临县各个村里，会唱秧歌的人不少，但能当个称职的伞头的人却不多。曾经有个叫许凡的歌手，非常有才华，但就因为常年讨吃要饭，社会地位很低，所以一辈子没能当伞头。在群众心目中，伞头是全村的代表，讨吃的形象自然不能代表自己的村。另外，在过去，秧歌队走村过寨，难免会有互相比较之心，但是如果品格不好，口出狂言，恶语伤人，往往引起斗殴，在村之间结下仇恨。
在过去，一支秧歌队里只有一个伞头，后面仅有个扮作赵匡胤的演员助唱，再后来，又加了个不拿伞的，俗称“贴伞的”来起辅助作用，近年来规矩放松，伞头多了，但总要推选一个人为主。
因为临县的秧歌讲究现编现唱，所以才思敏捷自然是伞头的必要条件。而且临县秧歌四句一段，每句押韵，还要求伞头有一定的文学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吕梁地区举行文艺汇演，临县代表团自然推出了“伞头表演唱秧歌”的节目，著名伞头杜云峰当着全场观众夸下“海口”：
临县秧歌土里土气十分奇怪，
根据情况就地编唱现蒸现卖，
二十秒钟编一首来得很快，
如果不信递上条子我来答对。
场下观众立刻轰动起来，许多观众写好条子送上来，其中有人要求他就离石的变化演唱，杜云峰先生毫不犹豫，连续唱了五六首秧歌，都是在观众递上条子20秒内唱的，博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
当然，伞头唱秧歌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有时会经过什么地方，会碰上什么人，伞头心中大概有个底，去之前也会有个准备，但是，情况往往千变万化，很难准备周全，也许准备的秧歌根本用不上，所以必须练会应对各种情况的本领。比如有一次，著名伞头高万青先生领着秧歌队经过临县碛口的一条街，街上有一家叫“天源居”的商店，他原准备唱上一两首关于烟酒的秧歌，但是主人为了跟他开玩笑，顺手塞了两个糖月饼在他手里，使得他准备好的秧歌根本用不上了，只见他略微一镇静，开口唱道：
原打算到天源居喝两盅酒，
不着意糖月饼递到了我手，
黑（音喝）糖粘得张不开口，
几乎在这搭价（这儿）出下丑。
什么都能唱，什么都得唱
临县的秧歌如果要分类的话，大概能分成这么几类。
首先自然是祭神秧歌了。我想过去的这类秧歌应该是很庄重严肃的，充满了对天地神明的感激和敬畏，不过，临县从上世纪40年代就是解放区了，政府在破除迷信上下了很大工夫，从那时候起，群众对神明已经没有那么恭敬了，只是作为秧歌的一种表演形式，却长久地被保存下来，所唱的歌，自然充满了世俗和生活的趣味，而且与现实联系得非常紧密。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临县著名伞头高万青先生所唱的祭山神和二郎神的秧歌：
山神爷爷坐云头，
你老家去到日本游，
不要嫌他们人人猴（小），
多吃上几个报一报仇。
泥土为衣柴骨头，
日常住在庙里头，
日寇来了你不出头，
闪得人民白磕头。
还有一首祭拜观音庙的秧歌，简直说不上恭敬，而是调侃和戏谑了：
秧歌队跪下一大院，
单单不见观音的面，
如今世道大转变，
恐怕是出去寻老汉。（方言：丈夫）
后来，祭祀秧歌又发展出一类拜谒秧歌，即秧歌队到党委、政府、军烈家属等地方去拜年，在这些地方所唱的秧歌才有过去祭祀类秧歌庄重的影子，比如上世纪80年代著名伞头李铭瑶先生所唱：（拜烈士塔）
清清秀秀一座塔，
烈士英灵在这搭，
鲜血浇开自由花，
老区人民不忘伢（你们）。
其余的秧歌便是表演类秧歌了，有出场秧歌、掏场子秧歌（进入空阔的场地，在大型集体舞开始前所唱，能够起到让围观群众空出场地的作用）、排街秧歌（秧歌队凡经过机关单位、商店企业甚至民居，只要主人放炮迎接，就得依据其特点或当时环境唱一首秧歌）等，这些秧歌虽然各人唱法不同，但对于一个著名的伞头，要应付并不是很难，最难的是对唱秧歌，即两个伞头你唱我对，如果一方水平不够，在“兵对兵，将对将，针尖对麦芒”的情况下，立时就要败下阵来，而群众喜欢的也是这种紧张带有对抗性的秧歌。
对唱秧歌在临县秧歌中本来就有，秧歌队做客或路过其他乡村，主人家都要用秧歌迎接欢送，只要不是故意找茬，则一团和气，皆大欢喜，而如果一方恶语伤人，“停了锣鼓合住伞，咱来唱这金沙滩”，那么一场恶斗就难免了。不过，这种情况并多见，常见的是如下面一样的智力考验。
1942年，临县著名伞头高万青先生在延安遇上著名的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李鼎铭先生唱了一首夸赞自己故乡陕西的秧歌来向高万青“挑战”：
千里华山是文峰，
文王武王两圣人，
西望长安风景好，
自古人物出西秦。
高万青先生系上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的学生，不必说水平自然是很高的，当即回应了一首：
九曲黄河为砚池，
大尧大舜在山西，
解州关某奇男子，
则天皇帝生文水。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伞头对唱成为临县秧歌表演和比赛的主要形式，涌现出了许多精彩的对唱秧歌。比如青年歌手贺升亮和孙俊虎的一场“遭遇战”。■ |
